【原】从毋丘俭矫诏入手，探析扬州三叛的内在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的归属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动，即曹魏篡汉，以及司马氏篡魏。在曹魏篡汉之时，朝中重臣名为汉臣，实际已经向曹家效忠日久，因此未激起太大的波澜。

但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到司马炎篡位之间，司马家在北方的政治根基并不如之前曹氏那样稳固，因此前后发生了三次针对司马家的反叛行动，因为起兵之地都在扬州，故称“扬州三叛”，其中以毋丘俭与文钦的第二次叛乱声势最大。

故借此机会，我将从毋丘俭起兵时的矫诏入手，分析引起扬州三叛的真正原因，以及司马氏政权存在的隐患。

引言

在魏明帝时期，司马懿就已经成为了权力核心人物。魏明帝去世之后，顾命大臣曹爽把持朝政，任用奸臣以至于朝廷纲纪崩坏，在嘉平元年时，司马懿在其两个儿子，以及蒋济，高柔等老臣的辅佐下，在高平陵捉拿了曹爽，并且尽诛曹爽党羽，自此曹魏大权落入司马家手中。

权臣曹爽独掌大权

在高平陵之变发生后，曹魏的大臣们并没有太多反对司马家的声音，一是曹爽的行为确实不得人心，二是在哪个年代对于君主的忠心实际已经被对于家族的利益考量甩在了后面。不过终究还是有人对这种叛变加以驳斥，首先是扬州刺史王凌反，但是很快就被诸葛诞，文钦等人镇压。之后乃是毋丘俭的第二反，以及诸葛诞的第三反。

魏国大将毋丘俭

在这三次军事叛变中，以毋丘俭的第二次叛变声势最为浩大，他联合文钦，纠集五、六万士兵反动叛乱，在起兵之时，还假借太后之口伪造诏书，上书司马师十一条罪状，为此次兴兵正名，但是质疑司马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罪状只在第八，而不给自己封赏则在第四，这样的理由难免不似太后之语，毋丘俭的叛变无人支持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国志》记载：“淮南将士，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以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而师遂意自由，不论封赏，权势自在，无所领禄，其罪四也；……陛下即祚，初不朝觐。陛下欲临幸师舍以省其疾，复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

由此可见，毋丘俭的反叛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样的情况与其他两次叛乱十分接近，这也是扬州三叛都不能撼动司马氏政权的真正原因。

本次我们从通过分析三次扬州叛乱的异同，来分析司马氏政权的政治根基以及其面临的外部问题。

王凌谋反与门阀心态

扬州三叛的第一叛，是时任扬州刺史的王凌率兵反叛司马师。王凌，是太原王家的重要人物，东汉末年的重臣王允就是太原王家的代表人物，而王凌就是王允的侄子。在门第政治盛行的魏晋时期，好的门第出身意味着优越的政治地位以及丰富的政治资源。

《三国志》记载：“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叔父允，为汉司徒，诛董卓。”

王凌在魏仕官时间很长，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源，当时作为太原王家的代表，其政治影响力并不下于河内司马家。在邓艾灭蜀之后，曹魏唯一的威胁只剩下东吴，因此在沿江布置防线，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战场就是淮南的扬州，以及长江上游的荆州地区。其中扬州的驻军更是各州之最。在发生高平陵之变的时候，王凌正在扬州担任扬州刺史，而且他的外甥令狐愚也在兖州担任刺史，二州互为依仗，且扬州兵力充裕，王凌遂起不臣之心。

扬州刺史王凌

但是王凌之子王广曾经劝诫自己的父亲不要起兵，但是王凌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与令狐愚商议拥立曹操之子，楚王王彪为新君，之后进攻洛阳，讨伐司马氏。

据史料记载：“王广曰：‘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选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

不过在他们还未起兵的时候，令狐愚便因病去世了。之后王凌联系新任兖州刺史黄华约定起兵之事，不想被黄华告发，司马懿知道之后王凌畏罪服毒自杀。

晋宣帝司马懿

王凌名为扬州三叛之首，但是并没有真正起兵，只是有了谋反之心。而且王凌的本来目的理应不是为了恢复曹魏的统治，而是希望取代司马家的专政地位，理由有二。

其一，王凌主张拥立新君，而不是呼吁恢复曹芳的权力。由此可见王凌的首要政治需求是拥有一个傀儡皇帝。王凌计划反叛时，朝中重臣多是魏文帝曹丕旧臣，他拥立曹操之子虽然可以控制帝王，但是不得人心，这也是他难以成事的原因之一。

其二，王凌谋反之时只信任自己的亲戚，并不相信其他将领，由此可见王凌有着非常重的门第意识，与司马家一样同为望族之后的王凌，可能最根本目的是增强其家族的政治影响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门阀最需要的是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而不是让国家走上正轨，虽然王凌叛乱死于腹中，但是始终没能得到望族鼎力支持的司马家也为自己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忠臣”毋丘俭忠于谁

扬州三叛的第二叛是起兵时兵力最盛的一次，并且还有时任扬州刺史的文钦的支持。当时曹魏刚刚与东吴的诸葛恪在扬州结束了大战。扬州兵强马壮，兵锋正锐，是故造成威胁也最大。毋丘俭作为曹魏就将，起于行伍之间，并非士族之后，虽然其父也曾仕官，但一直没有身居要职，因此毋丘俭的起兵与王凌的起兵动机截然不同。

晋景帝司马师

毋丘俭早年曾经参与平定公孙渊的战争，战胜之后被封安邑侯。在于诸葛恪的战争中，毋丘俭也居功至伟，但是事成之后，司马师并没有对功臣进行封赏，这也就引发了毋丘俭的不满情绪，当时同样有功的扬州刺史文钦也同样队司马师心怀不满。

《三国志》记载：“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骁果勇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以邀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

之后为了平定朝中局势，司马师诛杀了曾经在曹爽麾下担任要职的夏侯玄与李丰，此二人均与毋丘俭交好，因此毋丘俭越发坚定了起兵对抗司马家的念头。正元二年，毋丘俭与文钦看到有流星起于吴楚之间，认为是上天预示他们起兵谋反，遂打着太后的旗号发兵渡过淮河，来到项城。

叛将文钦

不过毋丘俭的起兵没有如他所想得各刺史的响应，相反，时任豫州刺史的诸葛诞与青州刺史胡遵都纷纷响应司马师的号召，起兵讨伐毋丘俭，加上司马师大军亲征。寡不敌众的毋丘俭最终兵败战死，文钦父子也逃往东吴。

一般认为毋丘俭的起兵是为了报答曹魏政府对他的恩情，认为他是忠臣。但是从他的讨贼檄文来看，毋丘俭实际是因为司马政府剥夺了其应得的战功，并且担心好友之死连累到自头上才起兵叛晋。

但是在毋丘俭叛变的战斗中，扬州本土的士兵即使败局已定也没有叛逃倒戈，由此可见当时司马师的专权之举并不得人心，即使笼络了士大夫，也难以平民怨，司马氏政权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

据史料记载：“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诸葛诞被逼反

扬州三叛中的诸葛诞相较于扬州的前两次叛变，情况比较特殊。在前两次平叛过程中，诸葛诞都承担了平叛的工作。而且他既不是有夺权之心的门第之后，也不是曹魏时期的遗老，按理说他并没有反叛的理由，但是最终他还是做出了叛变的决定，这与政府的不信任有关。

在毋丘俭败亡之后，诸葛诞被任命为新的扬州刺史。但是前面两任扬州刺史的悲惨下场让他在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恰好朝中的司马师也对这个重兵把守的是非之地不甚放心，于是他在扬州一地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死士。司马师知道之后，征用其为司空，下诏欲将其召回京城，诸葛诞十分害怕，因此叛变。

魏征东将军诸葛诞

据史料记载:“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

之后诸葛诞与东吴相勾结，防守了扬州近一年，最终还是因为势单力孤而城破，在他死后，有数百人为其赴死，可见其声望。

《三国志》记载：“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诸葛诞的反叛并没有进攻倾向，更多的是立足于自保的战略防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其并无争权的野心，是司马家的过度猜忌才让这位肱骨之臣最终叛出曹魏。司马家对于功臣的不信任与猜忌，也让司马家没有能力培养出真正效忠于自己的死士，这一点上，他们远不如战败的诸葛诞。

评价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共有三次发动自扬州的叛乱，虽然都被很快平定，没有对司马家的政权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代表了三股不同的势力。

王凌代表了门阀政治中的名门望族，毋丘俭代表了出身行伍的武官以及对正义保有期冀的农民阶级，诸葛诞则代表了出身寒门的功臣。他们都与司马家产生嫌隙足以证明司马家篡魏上不得庙堂重臣之支持，下不得黎民百姓之拥戴，前不能安抚旧臣，后不能培养心腹。

这样的政权即使在通过三代人的努力获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司马家的统治终究不能长久，这也无怪晋元帝会发出“晋祚安得长远”的感慨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