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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开挂?——为什么反对司马氏的“淮南三叛”都失败了?

 时拾史事 2020-05-27

司马氏篡魏,从司马懿开始,经历了三代人才最后成功,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反对势力相当强大,制约着司马氏的篡权行动。

司马氏面临的阻力,最具有挑战性的莫过于在淮南先后由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发动的三次军事叛乱,即史称“淮南三叛”。在淮南发动叛乱,本来有不少优势,例如曹魏长期在淮南屯驻重兵,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调动使用,可以利用淮北水路威胁谯、沛、汝南、颍川等战略要地,还可以取得东吴的军事支持,等等。

然而,“淮南三叛”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而且持续时间都很短,王凌还没开打就被迫投降了,毌丘俭只撑了一个多月就在逃往东吴的路上被杀,只有诸葛诞是在固守城池一年多后战死。

“淮南三叛”的失败,当然不是因为司马懿开挂作弊,而是因为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淮南三叛”不能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只能在司马氏的打击下归于覆灭。

一、“淮南三叛”都是因私人利害关系而反叛,并非真心忠于魏室,政治道义上有欠缺

“淮南三叛”起兵时都是打着“匡扶魏室”的旗号,正如毌丘俭在起兵时给皇帝(曹芳)上表说的:“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远绝亡之祸,百姓安全,六合一体,使忠臣义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看起来大义凛然。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王凌之叛,根本上是出于对司马懿的敌意。王凌出身东汉名族太原王氏,是王允的侄子,他曾受到曹操的赏识,在丞相府中担任掾属,曹丕即位后历任兖州、豫州、扬州刺史等地方大员,是曹魏集团中资历甚深的重臣,他虽然没在曹魏中央政府任职过,但他与同郡名族太原郭氏的郭淮联姻(郭淮之妻是王凌之妹),又与贾逵、王昶、王基等人关系密切,在朝廷中有庞大的人脉关系网。

剧照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专制朝政,放眼当时曹魏文武百官之中,资历、实力、声望足以和司马懿相抗衡的,就只有王凌了。因此,即使王凌不反,也迟早要成为司马懿清除的目标。只是因为当时王凌已经年届八十岁,司马懿不想来硬的,而是想等王凌死后再慢慢清除他的党羽势力。于是,同样野心勃勃的王凌不甘于坐以待毙,遂率先动手举起反旗。

相对而言,毌丘俭的表现比较像忠臣。他是在齐王曹芳被司马师废黜的情况下起兵的,而且在起兵时还上表曹芳,列举司马师的罪状,阐述起兵的初衷和目标。毌丘俭不愧是曾经当过尚书郎的才子,他的表文沉痛指责司马师的种种罪恶,把自己的起兵过程描绘得极为悲壮,全文主旨鲜明、气势磅礴,今人读来亦不免动容。然而,毌丘俭起兵的真实动机并没有他公开宣布的那么高尚。

毌丘俭之所以走上反叛道路,肇始于他和司马氏的关系变化。毌丘俭曾经受到司马懿的赏识,与司马懿关系密切。但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毌丘俭与司马师的关系就不如他与司马懿的关系那么紧密了。于是,他转而在朝廷中寻求其他政治靠山,结交了名望较高的李丰、夏侯玄等人。

但没想到,李丰、夏侯玄因与齐王曹芳密谋策划推翻司马师,惨遭司马师屠戮。毌丘俭与李丰、夏侯玄的亲密关系,让毌丘俭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恰好,与毌丘俭同在淮南的文钦(谯县人)也因和曹魏皇室是同乡的关系而遭到司马氏的疏远,两人一拍即合,决意共同起兵反抗司马氏。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并无绝对忠于曹魏之心,所以一旦事败,两人都是各自逃命,谁也顾不上谁。

诸葛诞之叛,也是因为他和司马氏的关系变化。诸葛诞和司马师曾是关系亲密的老铁,在魏明帝曹睿时,两人都卷入“浮华案”而遭到禁锢处分(即不能出任官职),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司马师执政后,诸葛诞深受信任,被委以地方重任,而诸葛诞也坚定地支持司马师,在收到毌丘俭请求联合起兵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而且发布公告揭露毌丘俭谋反的事实,坚定不移地站在司马师一边。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司马师死后,诸葛诞和司马昭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密了,这一变化难免让诸葛诞感到失落和不习惯。而且,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关系也很好,夏侯玄之被杀,在司马师执政时,诸葛诞是一点也不担心的,因为他坚信司马师不会拿多年的老铁开刀,但换了司马昭,情况就不同了,这使诸葛诞不免陷入自疑的困境。

这时候,司马昭征召诸葛诞入朝为司空,按当时惯例,三公一般不直接统兵,将前线高级将领召为三公,通常是用于“优待老臣”,不令其有羁旅在外之苦,这在司马昭看来,或许是保全诸葛诞的一种办法。但诸葛诞认为,按资历,王昶应该在他之前先任三公之位,自己正当壮年,突然破格越位升任三公,无缘无故,情况异常,不免更加起疑。最后,他认定这是司马昭的陷阱,自己入朝之后必死无疑,于是被迫举起反旗。

总的来说,淮南三叛中没有哪个可以称得上是“魏氏纯臣”,他们都是基于对个人利害关系的算计而起兵造反的,缺乏政治道义上的正当性。毌丘俭起兵的时机选得相对较好,在齐王曹芳被废之后,还可以说是匡救魏室,但王凌和诸葛诞就纯粹是因个人得失而造反的了。淮南的广大将士并不愿意为了几个主将的个人利害关系而拼命,所以大多士气较低。王凌还没和司马懿交手,就先心虚了;毌丘俭的部队打公孙渊、打高句丽、打东吴的时候都是生龙活虎的,但一遇到司马师,不是投降就是崩溃;诸葛诞手下的将领和士兵更是一波接一波地出城投降,使诸葛诞最终也只能开城逃窜。

淮南三叛的起兵缺乏政治道义和号召力,广大将士不愿为其卖命,士气低落,是三次叛乱最终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反叛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凝聚力量,甚至在关键时刻相互拆台

王凌在密谋立楚王曹彪为帝时,曾派人与其儿子、在洛阳任尚书的王广联系,征求他的意见,但王广坚决反对此事,父子之间产生矛盾。在司马懿出兵征王凌时,王广随军出征,还写信给王凌,劝其出降。王凌看到连儿子都不支持他,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只好束手就擒。如果王广支持王凌的话,王凌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放弃,那么历史又将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内部矛盾在诸葛诞这里表现得更为突出。诸葛诞先是没有采纳其心腹将领蒋班、焦彝关于出城突围的意见,困守孤城,导致蒋班、焦彝二将出城投降司马昭。此后,被东吴派来支援的文钦从吴国的立场出发,主张将城中的北方人赶出城,以节省粮食,专用吴国军队守城,因此与诸葛诞发生分歧,诸葛诞怒杀文钦,导致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翻墙出城投降了司马昭,二子投降后被表为将军,赐爵关内侯,还派人向城中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对城中守兵的士气影响极大。等到司马昭亲自指挥攻城时,城中人已经毫无斗志,不愿再战,迫使诸葛诞只能开城强行突围,被胡奋战败所杀。

就连东吴派来支援诸葛诞的援军也是各怀心思、很不团结的。东吴支援诸葛诞的部队分两支:一支由全怿和文钦率领,趁司马昭的部队尚未完成包围时进入寿春城,与诸葛诞会合;一支由朱异率领,攻打位于寿春西南的安丰城,牵制司马昭的兵力。此前,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因在家族内争讼财产不成,渡江投奔魏国。这时,钟会献计司马昭,由全辉、全仪写信给全怿,说他未能救出诸葛诞,执政的大将军孙綝十分恼怒,要尽诛诸将家人。孙綝本是凶暴残虐之人,全辉的说法,全怿不敢不相信,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听从全辉的劝告,率所部七千人出城投降了司马昭。本来诸葛诞之所以敢于困守孤城,所凭恃的就是有东吴的支援,现在连东吴援军都投降了,引起“城中震惧”,士气大受打击。另一方面,朱异攻打安丰城,也被魏国兖州刺史州泰打败,孙綝要朱异再战,朱异不肯,二人发生争执,孙綝一怒之下将朱异斩首。这样折腾下来,东吴的援军大多已消耗殆尽,帮不了诸葛诞了。

淮南以一地之力对抗司马氏掌控的全国兵力,需要团结凝聚自身内部的一切力量,并极力争取外部的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才有成功的胜算。但淮南三叛不但不能有效争取其他地方势力的支持,而且不能处理好内部矛盾,导致己方将领、士兵不断投向司马氏一方,甚至出现像文鸯、文虎那样在关键时刻还来拆台的情况,真是自己作死自己。

三、主事者采取的政治、军事策略存在较多失误

王凌之败,主要原因是行动迟疑,使司马懿抢先动手,丧失了先发优势。王凌图谋废立,早在嘉平元年(249年)九月就派人联络楚王曹彪,但因其子王广反对,王凌犹豫至嘉平三年(251年)仍未动手。在这一期间,王凌所依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病死,使王凌失去了兖州的兵力支持,实力大大削弱,而且其密谋还泄露给新任兖州刺史黄华,黄华并非王凌亲党,他赶紧向司马懿告密,使司马懿得以迅速采取行动,逼王凌出降。

王凌打算立楚王曹彪为帝,也是极为失策的。曹彪并不是合适的新君人选。首先,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曹睿的叔叔、曹芳的叔祖父,曹彪如果即位,对曹丕来说还可以勉强说是兄终弟及,但对于曹睿、曹芳来说,则断无由叔、祖来继承侄、孙之位的说法。所以,曹彪的即位,在曹魏的宗法制度上是不能成立的(这意味着曹睿、曹芳的绝嗣),注定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王凌之子王广不支持王凌的阴谋,部分原因也是在此。其次,楚王的封地虽然在楚国(即淮南郡),但曹彪其人实际上是在黄河南岸的白马县(属兖州东郡),与寿春相隔甚远,王凌、令狐愚要联络曹彪,都得派人千里迢迢跑到白马去,信息联络十分不便。不知王凌为何会选中曹彪,但这确是极为失策的一步棋。

毌丘俭和文钦一起起兵,但两人之间既相互依存,又互不信任。毌丘俭让文钦率兵在外游击,而自己却安居寿春城,企图把文钦当炮灰。文钦被邓艾示弱引诱,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此时毌丘俭不但不出兵对文钦施以援手,反而率兵弃城而逃,导致大军崩溃。毌丘俭虎落平阳,只能和弟弟毌丘秀等几个人藏匿在水草中,最终死于一介农民之手。

殿中校尉尹大目,是谯县人,和文钦一样是皇室同乡,尹大目冒险上前线暗示文钦,司马师目疾甚重,将不久于人世,劝文钦忍耐一段时间,然而文钦智略不足,不能理解尹大目的意图,错失重要情报,结果贸然出击,被邓艾打败。

诸葛诞的失策就更加多也更加明显了。

首先他不敢主动出击,进攻近在咫尺的汝南、颍川等战略要地,占据主动地位,而是选择被动守在寿春孤城,一味等待和依靠东吴的援军,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本来,司马昭的能力和声望稍逊于司马师,在接位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麻烦,其统率和动员军队的能力也不如司马师。毌丘俭之反,司马师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集结中外诸军并且兵临寿春城下,但诸葛诞之反,始于甘露元年(256年)冬,直到第二年(257年)六月,司马昭才都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奉车驾东征,光是集结部队、准备出征就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可见其控制和指挥军队的能力与司马师相差不止一筹。然而,诸葛诞面对反应慢半拍的司马昭,却不能抓住机会先发制人,攻占汝南、颍川,进逼洛阳,而是困守寿春,只等东吴来援,可谓坐失良机。

司马昭剧照

其次,在心腹将领蒋班、焦彝建议趁司马昭尚未完成包围前出击突围时,诸葛诞不但拒绝合理建议,而且逼反二将,使二将出城投降。诸葛诞手下有数百义士,在诸葛诞死后仍不肯投降,世人将其比拟为田横八百壮士,可惜诸葛诞对这些义士并未重用,而是将蒋班、焦彝两个见风使舵的人当作心腹爪牙,由此也可见诸葛诞识人用人的水平相当有限。

其三,在与文钦就是否要驱赶城中北方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诸葛诞未能好好处理内部矛盾,而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将文钦杀死,又逼反了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最要命的是,司马昭借此机会反施一计,将文鸯、文虎拜将封侯,并对城中人宣传:“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司马昭这一计非常高明,一举彻底瓦解了城中守军的士气,等到司马昭发动攻城的总攻时,城中守军已经无心作战了。

四、司马氏反应迅速,措施得当

与反叛者的屡屡失误、臭棋连连相比,司马氏一方反应迅速,应对措施稳妥得当,因而能够顺利平定叛乱,渡过军事危机。

司马懿在得知王凌谋反的企图后,毫不犹豫地出兵,且进兵神速,让王凌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司马懿还利用王凌的儿子王广,大打心理战,成功击溃王凌的斗志和信心,使王凌自动解除武装,放弃反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谓高明之至。

司马师面对毌丘俭的反叛,反应也是相当迅速,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中外诸军的集结和部署。司马师很有战略眼光,他一看毌丘俭和文钦一内一外的兵力分布,就知晓两人貌合神离,不能协同行动,于是果断兵分三路,由诸葛诞率豫州军进攻守在寿春的毌丘俭,由胡遵率青徐军出谯、宋之间,切断毌丘俭和文钦的联系,自己则亲率诸军主力,屯于汝阳,迎战担任急先锋主动出击的文钦。这样部署,是因为司马师早已看破,毌丘俭并没有全力出击以掌握全局主动权的魄力,他的小算盘是拿文钦来做试探,让文钦主动出击,如文钦胜,他就尾随前来浑水摸鱼,如文钦败,他就弃城撤往东吴。此战的关键,其实在文钦而不在毌丘俭。因此,司马师只派诸葛诞去打寿春,实际上是佯攻,而他的主力大多集中于对付文钦。

在打文钦的时候,司马师也不是凭着兵力数量优势硬打硬攻,而是先派兖州刺史邓艾率人数相对较少的兖州军示弱诱敌,将胆大轻敌的文钦引入埋伏圈进行伏击,文钦大败。果然,毌丘俭一看文钦战败,并不出兵救援,而是弃城逃跑,路上军心不战自乱,大军溃散。此时,只需一个会射箭的农民,就足以解决沦为光杆司令的毌丘俭了。

在应对诸葛诞之乱时,司马昭的反应没有乃父乃兄那么神速,因为他的统治基础没有父兄那么稳固,他不敢轻易离京远行。为此,他的此次远征,需要带上皇帝、皇后、皇太后,以“奉车驾”的名义出征,以防止他不在京师的时候有人利用皇帝捣乱。天子亲征,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准备大量人力物力,以维持天子出警入跸的威仪。司马昭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才做好准备,带着皇帝的大驾卤簿和二十六万大军,临淮征讨。虽然速度慢了点,但稳扎稳打,步步踏实,确保后方稳固,为前线取胜打下了坚实基础。恰好诸葛诞也没有主动出战的胆略,只是守城待援,所以司马昭的速度慢点也没耽误事儿。

在围攻寿春的时候,司马昭妙计连出,一步步瓦解了城中守军,十分精彩。他先是用钟会之计,离间全怿,使全怿率部出城投降。在诸葛诞和文钦闹翻脸,文钦被杀,文鸯、文虎出城来降时,司马昭拒绝某些人提出的杀掉文鸯、文虎的建议,不但不杀二人,反而给二人拜将封侯,为城中人树立了“优待俘虏、欢迎投降”的榜样,成功瓦解了城中守军的斗志。司马昭并不在乎文钦父子叛魏降吴的眼前之恨,而是着眼于战争大局,高瞻远瞩,能够在诸葛诞决策失误的基础上神补一刀,其智计远远高于感情用事的诸葛诞。两人对局,高下立判。

五、与东吴互不信任,东吴未给予全力支持

淮南临近东吴,本来可以寻求东吴的军事支援。但淮南诸将长期和东吴作战,双方仇恨由来甚深,很难进行有效的合作。

王凌之叛,根本就没有考虑请求东吴支援。毌丘俭一开始也没打算依靠东吴,只是在兵败之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想到投奔东吴。真正完全依赖东吴援军只有诸葛诞。

诸葛诞为什么会依赖东吴援军,不太好理解。诸葛诞曾和东吴大军打过几仗,互有胜败,双方都损失惨重,按理说双方都不会有什么好感。诸葛诞虽然和东吴的诸葛瑾家族是同族,但在诸葛诞反叛时,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已经被夷三族,诸葛诞在东吴其实没有什么可靠的人可以依赖。因此,诸葛诞一味依赖东吴,并不是高明的战略选择,已注定他必然失败的下场。

在东吴方面,也没有给予诸葛诞以全力支持。东吴派出全怿为大将统领一支援军,全怿是东吴贵戚,名将全琮之子,其母亲是孙权之女孙鲁班(人称“全公主”),其侄女是少帝孙亮皇后,但此时东吴执政者孙綝与外戚素有矛盾,他派全怿率兵出战,其实是借刀杀人,借司马昭之兵削弱全氏家族的兵力(东吴的兵制是私兵制,士兵类似于将领的私有财产,可以继承)。而从全怿的表现来看,他胆小怕事,不能识破钟会之计,只凭一封书信就惊慌失措,投降敌军,并非大将之才。将熊熊一窝,全怿所部的七千人,数量本来就不多,从质量上看大概也不是什么能征善战的精兵。

另一支由朱异率领的东吴援军也很有问题。朱异倒是东吴名将,打起仗来比全怿之流靠谱一些,但他并不看好诸葛诞,不愿意竭尽全力来帮诸葛诞。因此,他与州泰、胡烈一战,稍稍失利,就不愿再战,想要撤军回江南。而孙綝对朱异一向猜忌,看到朱异竟敢不听他的指挥,一怒之下,将朱异斩首。孙綝自戮名将,大失军心,也无意再拼命去救诸葛诞了。

淮南三叛起兵动机不纯,不能得到将士和群众的广泛支持,又不能处理好内部矛盾,无法凝聚力量全力对抗司马氏,而且在叛乱中屡屡决策失误,实力不断削弱,最后也没得到东吴的有力军事支援,在面对强大而行动高效的司马氏大军时,几乎可以说是必败无疑的了。

相关文章:司马懿的子孙是怎样走向自相残杀的?

参考资料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6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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