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鲜卑的悲剧”入手，浅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功与过

引言

说起古代少数民族成功的汉化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一定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学历史课本必定会提起的一场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甚至已经超越了少数民族改革的范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成功改革的典范之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当然是一场有成效的变革，他使得鲜卑民族迅速汉化，实际上是将当时鲜卑族作为少数民族而稍显薄弱的统治基础给稳固了下来，并且为后世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一种学习汉族文化的范例。

鲜卑人

但北魏孝文帝的这场改革运动实际上也给鲜卑族统治集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北魏的灭亡实际上与之也有不小的关系。由于全面地接受汉族文化，也导致鲜卑族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找到鲜卑族的踪迹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更为全面地将这场改革呈现于读者面前，让大家在看到其积极作用之外，也能看到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对这场改革进行一个公正的评判。

基础不牢——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北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其能够在众多对手的竞争中统一中国的北方便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国力强盛，但是在进入中原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北方之后，北魏却发现自己的统治并不被许多汉族人所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孝文帝前的几任皇帝，比如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都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汉化改革，但到了孝文帝即位的时候，北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本民族的相对落后的制度与文化。

孝文帝像

北魏自身的制度与北方汉民族长久以来留存的制度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北魏作为统治的少数民族，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的汉族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在两种矛盾的冲击之下，北魏的社会环境开始变得十分不稳定。

首先，在经济方面，北魏的农业恢复的十分缓慢，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颇多，导致许多农民生计无法得到保障，大量农民开始逃亡，成为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在政治方面，当时在北方仍有数量庞大的汉族士人阶层和地主阶层，这些人逐渐对于北魏的统治产生不满，不时起兵造反。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南方的地主联合，吸纳对北魏政权不满的普通农民，一齐对北魏政权发难。

影视剧中的孝文帝

在这样严重的社会危机背景下，孝文帝不得不进一步地实施汉化的改革。除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逼迫孝文帝不得不进行改革之外，实际上当时的改革条件也已经成熟。当时的鲜卑族已经从上至下实现了封建化，普通的鲜卑百姓基本上已经摆脱了游牧生活，成为了耕作的农民，而鲜卑贵族也已经成为了封建地主，在这样的情况下，鲜卑族的经济政治利益实际上已经同汉族趋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阻力便大大减小。

全面汉化——孝文帝改革的措施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包含了许多措施，比较为世人所熟悉的是迁都洛阳、改汉姓、禁胡语等。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是一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的改革，其颁行的措施是全面且丰富的。比如，在政治上，孝文帝对于北魏的官制、俸禄制进行了改革；在经济上，则实行了均田制，创立了三长制，并且改革了租税制度；在文化上，则是禁止胡语、鲜卑人改为汉姓以及尊孔。

均田制示意图

这些措施实际上对于稳固北魏的统治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改革措施，而是孝文帝实施的另外一项意在维护本民族统治阶级利益，实际上却加速了鲜卑统治灭亡的改革措施——大定姓族。

孝文帝的改革，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使其统治可以长久。而在当时，对于鲜卑统治阶级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不符。当时，中国的北方还有不少的汉人士族存在，这些汉人士族尽管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政治地位低于鲜卑族统治者，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是相当高的。这种错位现象的最直接表现，便是汉人士族对于鲜卑贵族的鄙视和不屑。

《魏书》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之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瓐鼻，江东谓之‘瓐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

由此可以看出，鲜卑贵族对于汉族士族是十分羡慕的，其姿态也是相对卑微的。

北魏版画

为解决这个问题，孝文帝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让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当时的北方有四大汉人士族，分别是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和太原王琼，孝文帝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便让其与这四大家族联姻，这样一来，鲜卑贵族便与汉人士族结下了姻缘关系，社会地位便也就相同了。

根据《资治通鉴》和《魏书》的记载，孝文帝不仅将自己的女儿嫁入汉族士族，更是为他的五个弟弟都聘纳了汉族世家大族的女儿为妻子。

“魏主雅重门阀，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和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当朝贵重，所结姻鏈，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贡；因诏为六弟聘室：长弟咸阳王禧可聘故颖州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可聘故中散代郡穆明女，次弟广陵王羽可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颖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 ，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王室都这样做了，其余的鲜卑贵族更是竞相效仿，一时之间，鲜卑贵族与汉人世家大族通婚成为了风尚。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迁

第二个办法则是按照官阶的不同为鲜卑贵族定下不同的汉族姓氏，人为定下门阀，使鲜卑贵族一跃进入与汉族士族地位相同的门阀。而这确定门阀的具体方法，则是以当代的官爵为主要标准，规定了先世曾经做过什么等级的官职才能成为士族，官爵的高低与门阀的序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根据《魏书》记载，当时孝文帝下诏云：“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而根据官职给定名姓的具体规定则是这样的：

“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以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

在此之后，北魏选拔官吏便只看重门第，而不看重才学了，而每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的门第来当相应的官，不能逾越。

孝文帝出行图

北魏孝文帝之所以要采取这样急迫的方法来提高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最关键的原因便在于当时的鲜卑贵族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导致他们在汉人为主的社会里根本没有办法跟传统的汉族世家大族进行竞争。

鲜卑贵族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是异常急迫的，然而靠着学习儒家文化、提高文化素质来拔高鲜卑贵族的社会地位，其所需要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因此，为了达到加强鲜卑统治阶级的统治、提高其社会地位的目的，孝文帝便只能这样“拔苗助长”的政策了。

腐化堕落——孝文帝改革的后果

孝文帝这一改革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鲜卑贵族一下子在社会上成为了与传统汉人士族地位相同的、受人尊敬的世家大族。但这样的做法毕竟是急功近利的，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鲜卑的整个贵族阶层开始飘飘然，而孝文帝以及其后的北魏诸位皇帝又缺乏对于鲜卑贵族阶层的管理和警示，因此鲜卑的贵族阶层开始迅速地腐化堕落。这种腐化堕落首先表现在生活上对于钱财的追求和攀比。

《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

这样的豪奢的生活已经成为了鲜卑贵族的常态。

北魏服饰

其次则是贪污成风，吏治腐败。这样豪奢的生活自然是需要大量的钱财来保障的，而对于这些贵族来说，获得钱财的最好方法就是贪污和卖官鬻爵。在孝文帝去世之后，北魏的皇权逐渐衰微，权力落到了宠臣和外戚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贪污腐败和卖官鬻爵的情况更为普遍。

《魏书》中就记载了当时各级官职的定价：“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

最后则是道德沦丧和能力下降。到了北魏后期，鲜卑的贵族阶层已经只知享乐，而毫无治国理政和带兵打仗的能力了。就算是担任宰辅的鲜卑贵族，心中所想的也不是将国家治理好，而是贪图钱财、不理朝政。

《魏书》中就记载了孝文帝的六弟元禧“受遗辅政，卫宰辅之首，从容推诿，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阴为威惠者，禧特甚焉。”

到了北魏末期，这样的情况已经发展到鲜卑贵族中无人敢于领兵对抗起义的农民军队了。统治阶层已经软弱无能到这样的地步，北魏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农民起义军队

结语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历史上一直备受赞扬，当然是有其道理的，其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可谓是气魄十足，也确实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中也有一些是操之过急的，为了维护本民族统治阶层的一时利益采取急功近利的措施，结果导致整个贵族阶层的腐化和堕落。

孝文帝改革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无穷的。作为改革者来说，当然需要有改革的气魄和勇气，但也需要放稳脚步，不能操之过急，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将眼光放在维护私利之上，而应该着眼于所有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孝文帝的覆辙。

参考资料：《魏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