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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霍元甲可谓家喻户晓，他不但武功盖世，更有一副侠肝义胆和拳拳保家护国之心，深受广大华夏儿女的敬仰和喜爱。近日，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不过，当人们在《大侠霍元甲》的世界中细细咀嚼时，会发现武术远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技击、身体修为、体育甚至文化哲学的范畴。而人们在民国武林的记忆中缅怀那个武术的黄金年代，同样也恰恰是在这个江湖的黄金岁月中，武术开始向体育的“转身”，尽管武术远非体育所能囊括，但在这样的变迁中，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功夫的发展。 精武体育会最初时部分教练（右起：李健民、赵汉杰、张富酋、赵连和） 掀起一股习武热潮 清末民初，身怀武艺的农村拳师开始涌入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相对安定的城市，或当苦力，或当保镖，或开场收徒，教拳谋生。例如当初的天津、上海等城市就成为众多武林好手云集的地方。在纷乱的局面之下，不少民间学武之人开始重新思考武术对国家的意义。“过去练武的人，第一等从军，第二等看家护院，第三等教拳营生”。从事武术历史研究的上海武术院研究室原副主任、《上海武术》资深编辑陈俊彦说，从民国开始，过去练武之人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强国运动中。当时，孙中山也把武术精神归结为“以振兴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 “当时行政机关、学校社团都风行过学武的热潮。”陈俊彦说，“除了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也被人们所注重。”而这也恰恰是武术的体育性开始被更大范围的人群所认知。 民国年间，各地的报纸传媒发展突飞猛进，不少报纸积极、适时地宣传武术活动，对单刀会、打擂台赛、武术表演等报道甚多。据不完全统计，仅1933年3至11月期间，《武汉日报》有关武术方面的报道就有40篇之多。这些报道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的关注，武术也被更多人所进一步认知。 从师徒相授到体育课程 民国时期的习武之风同样也进入了学校，因为教育强国与不少人“武术救国”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不少学校革新和丰富体育课内容，增设体育科系，开办各种体育专科学校。在兴办新学的浪潮推动下，一些学校相继在体育课中增添武术课，使武术成了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更多武术家也走进学校在体育课教授武术。创立较早的中国体操学校，以“发挥全国尚武精神”为宗旨，将武术列为教学内容之一。1912年后该校曾聘精武体育会赵连和、卢炜昌等人兼任武术课教师，授课内容有潭腿、功力举、刀、枪、剑、棍等器械。 上海和广东的小学也是民国时期武术被小学体育课青睐最好的例子。“当时广东小学7至15岁的学生体育课中都有武术课，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不乏武术表演，很多学生都对武术列为体育课内容感兴趣。”陈俊彦还以北京体育研究社在1924年6月的一份报告为例予以说明。当时该社对全国16个省的40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调查显示，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2.5%，只在课外开展的占22.5%。 “武术进入了学校体育课程，武术会馆也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口授心说的方式，实行公开和大规模的团体教练。”体育社会学专家易剑东说，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特别是体育的范畴也让武术的传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国术馆隐现的体育烙印 官办和民办的武术社团先后大批创立，把武术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教育手段，这使武术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地位骤然提升。如精武体育会、体育研究社、中华武术会等等组织影响日隆。 精武体育会，前身是大侠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操学校，以“国术为根本，以武术为皈依”，摒除历史上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鉴于“学校”这种名称与形式限制了招生范围和广泛传播武术，在霍元甲的学生陈公哲、姚蟾伯等人的倡议下，更名为“精武体操会”。1916年会员日增，又易名为“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是由酷爱武术的青年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民间社团，并迅速随武术热发展到全国。 民间武馆和武术社团相继成立，由政府组织的中央国术馆也在1928年创立。当时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获得了一些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国民政府批准在他此前创立的国术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中央国术馆。也正是张之江，首先向政府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 “国术馆增加了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并制定和实践了武术拳械单练与对搏的竞赛规则，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易剑东介绍，中央国术馆设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广设武术技术课。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县甚至区、村、里都要相应设立下属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1933年底，全国约有25个省、市，300多个县成立了国术馆。 柏林奥运会上的亮相 中国人在推广武术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认识现代奥运会。 1936年9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的足球、篮球、田径等诸多体育项目无一取得理想成绩，但中央国术馆的9名武术运动员，壮大了中国代表团的声威，他们的表演得到一致喝彩，他们是中国在那届奥运会上展现给世界的最亮点。 国术馆的武术大家们对于现代奥运会的认识也由柏林奥运会进一步熟悉起来。西方体育的竞技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中国武术。 即便在地方，武术也越来越呈现现代体育的竞技化。1936年的湖北全省运动会中，武术比赛采取3合2胜制，分轻、中、重三级，过秤分级，抽签配对，且强调不准挖眼、刺喉、抓裆、打脸，这表明武术家已重新审视武术比赛的规则。 “旧时说打拳就打拳，但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民国不少武术家已经开始注重准备活动，压腿、拉伸筋骨，避免受伤。”陈俊彦说，西方体育的一些理论也开始逐步被练武的人所接受。 链接|民国的那些大侠 在民国习武热潮下，至今为人们所传说的大侠纷纷诞生。 第一位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祖籍河北东光县，世居静海小南村（天津西郊付村公社）。他秉承霍家家学，通秘踪艺，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1901年，霍元甲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交手，而是直接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劲荪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大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他的对手奥皮音却因赴南洋演出而缺席。奥皮音是英国人，此前他一直在上海一戏院表演举重、健美。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武士，比武的结果是霍元甲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 第二位王子平，系河北沧州人，近代弹腿名家。1918年，北平的《晨报》报道了王子平与俄国大力士康泰尔的决斗：“所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日前发出广告，在中央公园万国赛武大会……赛演之时，竟有一中国武士（王子平）手推康力士扑地，于是康等大败，愧怍万状，抱头窜去。”与康泰尔决斗时，王子平在北洋政府中任武术教习。 另一位与王子平并称“沧州二杰”的佟忠义，当过镖师、清末禁军的武术教官，民国后任上海国术馆少林门的教务主任。1925年，佟忠义在上海虹口参加打擂，吓跑了一个日本柔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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