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丹婕 史睿:数字人文的研究,实际上是超越具体学科之上的思考,关注并思考人文学科现代转化过程中“索引”的作用与意义。当此媒介技术迭代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继承人类社会记录与管理经验、知识、智慧的方案,如何结合新旧媒体优势实现全部人类知识的安全、平滑地媒体转移,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类超越自身智力、体力和生命的局限,完成更伟大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怎样避免知识利维坦的霸权,维护人文共和体的延续。 这让我想到《引得》丛书,是洪业先生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中国开办的引得编纂处耗时二十年编制的六十四种古籍索引,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意义重大。这关系到一个知识管理的关键词,就是学术检索。古代学者靠大量的背诵把知识储存在自己脑子里,但当知识数量过大,超过人的记忆能力时就很难处理与重组。这时就要依靠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将之有机规划组合。只有做了索引或者做了数据库以后,才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和记忆承受能力,实现对更多文献的掌握与处理。这个历程的开端就是当年在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法汉学研究所里开展的那些索引编纂事业,也是今天学术检索延续下去的必经之路。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 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个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登科录)、职官年表,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史睿:由《文献学青年谈》直接引发的一件事,就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发起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连载于公众号“书目文献”。这项活动向数十位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提出文献学理论的追问,得到参与者的热烈回应。这个追问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大家去思考文献学的理论问题,这比得到具体回答更有意义。 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学术界有文献研究,但没有通性的文献学。由于文献调查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所以因应各自学科需求的分科文献学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初就相应建立了。于是我们在图书分类表和科学分类表上看到很多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学文献学”,等等。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决定的,如果强行将这些子学科组合起来,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关键就在于,各科文献学并不存在超越各个所属学科属性的文献学概念体系和明晰的学科分野。 目前国内的文献研究主要面向汉文印本典籍,非印刷文献如简帛文献、写本文献被归为出土文献,非书文献如历代公私文书等归入档案类,在收藏体系和教学体系中与印本文献分野清晰,相关研究往往被排除在主流之外,汉文以外的文献更是研究不足,外国文献则极少涉及,以上类别在现有文献学教材之中也没有分量。从学科分野上看,因为文献研究需要关涉文字学、语言学,以及一般文化史知识,乃至溯及哲学义理,于是就又将这些通通纳入文献学领域,这是典型的学科对象和边界不清。 从方法上看,以版本学为例,前辈学者赵万里先生开辟了版本学的科学体系,但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本人遭受迫害,学术也少有继承,反而是琉璃厂书贾式的版本学家成了主流,主导了观风望气的版本鉴定路子,仿佛没有一辈子的经验就不能靠近,将经验神秘化,变成无法归纳、不能传授的“功夫”。惟近年艾俊川、郭立暄、李开升等中青年学者突破旧式版本学习气,上承赵万里先生,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可传授的版本学知识体系。 从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文献学不仅要为人文研究各领域提供处理文献的基础方法,也要为其他学科提供以文献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理路和学术启发,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文献研究多数只是文献研究者自己的事业,对于其他学科殊少方法论的贡献,这是文献学处于“学科鄙视链”末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以为,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它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记录知识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乃至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中有不少与谈者将文献学比作数学,既有工具性又有学科性,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比喻,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学在工具性之外有其自身意义,尤其以数论领域为其皇冠之珠,对比数学,目前我们的文献学恰恰缺少自身的理论构建。重新定义文献学,或云为文献学辩护,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摆脱前近代的泛滥无归的研究模式,转化为现代的有清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学科门类。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 史睿:文献是知识、文本和物质媒介和结合,关于思想、言说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先哲早有深刻的思辨,如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太阳之喻,中国哲人庄子的轮扁斫轮之说,很明显,思想大于言说,言说又大于文献,但是人事代谢,万载悠悠,古人的文献是我们认知自身思维与知识积累仅存的遗迹,我们需要从此着手以发掘全部知识和意义。这是文献学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的原因。 我们目前处于文献载体转变的时代,有人号称纸本载体已经死亡,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媒体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人文学者一方面享受新媒体技术的便捷,另一方面又深刻忧虑知识传承的巨大断裂。2000年盛夏,国家图书馆有件喜庆大事——电子目录检索系统开通。当时紫竹厅东侧目录检索室里满满的目录卡片柜变成了“无用之物”,作为青年馆员,我曾奉命亲手把数十个卡片柜搬到偏僻的走廊里,废置不用。这是一件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行为艺术,是无知而傲慢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对于目录学基本功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的否定。今天,无论哪家图书馆都难觅目录卡片柜的踪影,馆方和用户都认为电子目录可以全面取代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短短二十年,目录体系已被MARC标准和库房架位管理代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能力也随之严重退化。面对剧烈快速的媒体更新,我不仅和书籍史大师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样担忧纸本书籍品种的大量丢失,更担忧的是,人类的知识管理方案与认知能力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的系统性断裂。 人类社会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得失之间的利弊需要仔细衡量。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之际,苏东坡曾对青年学子处于日传万纸的环境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状态浩叹不已,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电子媒体确实带来了文献获取的便利和平权,但是陷入信息海洋中的人类是否比以往吸收并传承了更多的知识,且因此生发出更高的智慧呢?从知识有序性的方面来看,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传统文献的体式以及由之构成的知识管理方案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处理文献有五六千年的经验,不能在新媒体取代旧媒体的时候通通放弃,反而应该积极将这些资源加以总结,结合电子媒体的优势,将之优先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管理体系。 知识管理体系方面,中国书籍分类法的创立时代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大致同时。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曹魏时代(公元三世纪)发明的以类书总结知识的办法,特征是分类合理而精密,吸收经史子集各类文献的内容,基本知识粒度小,查询方便。在这一知识体系下,从释义扩展到相关语词、文句、篇章,可以进阶学习,实现规范控制,互相参见,根据主题可以生成各类专题汇编,极易实现知识重聚和创新,经史子集各类文献都能由类书转化,也能以类书形式管理,善莫大焉。类书开创了崭新的知识管理方式,打通了所有学科,使得人类能够快速简明地掌握全部知识的概观,并由此深入探索各个知识门类,实现知识重组和再创造。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具有明晰分类功能的传统典籍,例如各类正史、地志、政书、目录、谱录、字书、韵书等,而且从类书到上述各种分类编纂的传统典籍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类书是总纲,而其他典籍都是类书的子类。五代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即《春秋左传》的人名索引,具备现代索引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很早就有编纂单书索引或专题索引的做法,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史睿:文献类型无论早晚,存留多寡,都平等地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因为某种文献类型留存较多,就以偏概全,把此种文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当作通性文献学的一般范式。面对不同的文献载体,我们既要关注它的物质特性和相关工艺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文本内容的差异,文本跨媒体传播的原理,也要承认不同载体文献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留存的文本和痕迹来认知文献载体物质性与工艺过程的相关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再推进一步,直接从文献生产的物质性入手。例如写本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图片所见痕迹入手,现在需要从纸张、毛笔、写本文物,以及落笔于纸的书写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石刻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拓本图片开始,如今则可以将碑石取材、刻工下刀的制作过程作为研究起点。同理,印本书籍的载体研究也要向前推进到纸张和刻版/排印工艺过程的研究,以求破解仅凭印本痕迹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史睿:书写是形成文献的前提,本应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但以往的书法研究仅以传世著名书家作品为中心,很少关注日常书写,也没有给我们研究文献提供太多帮助。反而是文字学家从俗字书写形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赵红《吐鲁番俗字典》等,是解读中古写本文献的利器;又有敦煌学家藤枝晃建立起最初的写本书法断代体系,石刻专家施安昌提出了依据字群递变规律进行写本书法断代的科学方法。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简牍、帛书、写本书迹大量出土,加之石刻书迹数量激增,使研究者有了观察不同时代、不同媒材、不同地域、不同主体的书写形态之可能。书法艺术必然从书写实践的土壤中产生,忽视书写的研究,势必将书法艺术从其土壤中剥离,很难抓住书法演变的内在原理,也难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 就书法样式的演变而言,古人很早就有所体察,他们将书法样式的变迁归纳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但是这种说法虚无缥缈,难以把握,更无法用作断代方法,只有从书写工具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影响上加以研究,才能变观风望气式的书法断代为有理可据的科学书法断代。我曾在书法史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书写工具及其工艺特性、书写姿态(包括执笔法、使笔法)、书写目的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意义,试图建立基于书体及风格、笔画、部件、字势分析的书法断代方法论,尝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写经的断代,并从佛教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解释写经书体的演变。 至唐代中期,根据书写和字体需求,逐渐分化出不同的笔形。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曾将当时流行的唐笔及其制作工艺带回日本,据此制成狸毛笔,并进奉给天皇。我们在空海《奉献狸毛笔表》中看到笔分为四种类型,即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说明空海已经从大唐学得毛笔的制作技术(即简毛之法、缠纸之要)和使用保存之法(即染墨藏用),除了上述四种笔之外,还有尚未仿制的八分笔、小书笔、踏书笔、临书笔四种。空海《奉献狸毛笔表》记载以上多种毛笔类型,尤其是将不同笔形用于不同书体对应起来,表明唐代书家和笔工都已对笔形与书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认知。 基于不同的起居形态和作品要求,执笔法也有其变迁,缠裹笔的执笔法主要是三指单勾,这有大量的图像资料可以证明,也可以书写实践来验证。这与低家具时代的跪坐书写姿态相配合,如果是高家具坐姿书写或站立书写,中唐书家已经发展出多种执笔法,见于韩方明、空海、卢隽等人的记载和图示,五指双勾执笔法逐渐开始应用。不同的执笔法、使笔法也会造成不同的书法样式。 媒材演变也是影响法书样式变迁的重要因素。西晋是纸张生产使用的新阶段,此时已经有了大量洁白平滑方正耐折的纸,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载体,而简牍则很少使用。潘吉星认为在西北地区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开始,纸已经在书写材料中占有压倒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川宁对于楼兰、吐鲁番出土魏晋墨迹的定量分析也支持这个结论(《西域出土晋代墨迹の书道史的研究》,二玄社,1991年;姚宇亮中译本《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潘吉星曾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纸张的科学检测和分析,推测施胶技术至迟起源于魏晋之际,今存年代最早的施胶纸是黄文弼所得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疏》。施胶工艺使得纸面光洁不洇墨,从此纸上墨迹较之无施胶工艺的纸张边缘更为清晰。 史睿: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有实物流传的宋代以后作品入手,是为鉴别书画真伪服务的辅助之学。我现阶段的研究还很粗疏,也不系统,仅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书画鉴藏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试图将鉴藏的行为和趣味还原到它所在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从人际关系、地缘关系、文化身份、书画与文献的关系等角度解说书画鉴藏之学形成、演化的历史及其意义,力争做到内史(书法史、绘画史)与外史(文化史、政治史)的互动。 以往书画史的论文一般难以进入历史学的权威期刊,主要是因为文化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本就是一个小类别,而书画史又是文化史领域的小类别,学者往往认为这样的主题无关史学宏旨,属于小道。而我在研究中则发现唐代书画史与当时所有重大主题几乎都有密切关联。著名鉴藏家的书画藏品甚至可说是政治史的晴雨指针。书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新生士族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再以河东张氏为例,其家本非范阳或其分支河东张氏,实为唐代的新兴士族。张嘉贞一系,或称范阳张氏,或称清河张氏,或与吴郡张氏认为同宗,更常见的是自我标榜为河东张氏。这说明张家的族姓认同其实是混乱和变动的。唐代标榜家世门阀的士族不外两件大事,一是婚,与累世士族联姻;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论,张嘉贞起家不过平乡县尉,若非受人举荐,又逢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才得以骤升监察御史,终至拜相,恐怕会与其父祖一样终身不离一尉。从士族清的标准来观察,张氏家族显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张嘉贞、张嘉佑、张延赏均有贪赃、纳贿的污点;张嘉贞、张延赏皆有干略,殊乏文采,至张弘靖渐有士族清通融会之风,收藏之外,音律、造园、类事、为文皆能。张彦远官品虽不及先祖,而刻意营造其家族塑造清简的士族文化形象,于珍爱的书画名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遗则靳固终身,俨然为一清闲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观之,书画固然是张彦远家族所酷爱,但其收藏行为,不妨视为张氏士族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而书画藏品则是张氏家族积累的文化资本。书画鉴藏史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生活史的一个侧面,值得持续关注。 史睿:确如你所说,我的书画鉴藏史研究是中古时代写本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中古时代的书画从形态到内容,都可以归入广义的书籍史,而且资料比较集中,正是我入手研究中国中古写本书籍史的开端。 研究文献内部规律者,属于文献学,以文献为中介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学问,则属于书籍史。两者有局部的交叉,需要互相支撑,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标各有不同。书籍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法国新文化史中重要主题。书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献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核心资料是书籍本身以及关于书籍的文献记录,最新研究开始关注非书文献和电子文献,从内容上看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发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编者、印制发行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看,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其最终关怀是较长时段的人类社会的变迁。 台大历史学系秦曼仪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对法国书籍史研究的理路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书籍史或书写文化史的研究与人文学术的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例如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等。在书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叉研究实践中,费弗尔的目标是总体史体系之下书籍反映的心态史,马尔坦的研究旨趣是提供书籍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诠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贺许(Daniel Roche)的书籍史研究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路径,以探求认识社会普遍的、集体的心态观念和文化史(《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四十一期,2008年)。 书籍史又可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资料可以用于研究,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到唐代刘知几《史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删节、摘选、评论等等要素在书籍编纂和阅读中的作用。这个时代的类书和总集、选集的编纂,更突出了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操作同一文献的具体案例,非常适合作为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课题。 书籍史研究同样重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传统研究维度上叠加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维度,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激增。例如书籍版式、插图、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以写本书籍而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最早经注疏合一的《毛诗传笺及正义》产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栏方式,在不同区域并以不同字径、不同颜色的文字书写经文、传笺、正义和音义。这个时代,同类的版式,在书仪、历日等写本中同样存在,文本的构成与阅读的顺序及其意义权重显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时代各种批点评注印本的书籍,仍然延续了分栏、分区、分字号、分颜色的版式,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在写本背面书写注音、注释文字的音隐、义隐类书籍,也有敦煌文书作为实物证据,对于此类写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阅读史的维度,局面会大为不同。 李丹婕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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