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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观 扬 农村是我国的广阔天地，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宗族，是中国农村固有的传统。认真研究宗族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对于当前搞好乡村社会治理，施行“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无疑会有裨益，现就桃川赖氏宗族为例，试述其与农民的关系。 一、族源概要 赖氏于三国末从河南颍川迁来赣南崇山峻岭的桴源立基，带来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为客家赖氏文化。故赣南是客家赖氏的脉发之地。谱载“赖氏兴焉至三国末忠诚公（公元236年8月12日～298年2月18日）隐名避世，自活州丰宁徙揭阳（今宁都县）之桴源，见山水幽静，开辟而居。”桴源赖氏十四世“昭、得、度、明、思、求、彦”七兄弟，脉发为七大支派，进入往复迁徙阶段，经一千七百余年衍传，播迁江南、西南各省和东南亚各国，乃至美国，人口已逾百万。 南宋高宗，桴源赖氏二十四世孙泰重公由桴源迁来桃江流域之龙南，为桃川赖氏始祖，经八百七十余年发展，后裔达10万（含外徙），播迁江南各省。桃川赖氏六世祖海清公于明永乐元年（1403）二月初十，由龙南龟湖迁太平之东水坳下立基，后裔达4万以上。 客家桃川赖氏的延绵发展，与其宗法在农民中深刻影响，密不可分。 二、宗族与农民互为依存 赖泰重妣管氏于南宋高宗从宁都桴源迁来龙南时，始仅一丁。至元末已传七代，衍为149丁，且人文蔚起。三世祖赖文兴字君彰，官名福清，于宋咸淳间，官任太平府知事。为了加快本宗族发展，在龟湖骝岭下建起了祠堂。宋咸淳九年始修了本族族谱，置备了公堂田等族产，完善了祀祖活动。龟湖已“居庐稠密”，开始了往外播迁。赖文清公派族人从龟湖徙广东、福建等地。因此，在元末，桃川赖氏已完成了从家族到宗族的转变。明清时进入鼎盛阶段。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发展为2万鸿丁，成为龙南的巨姓望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族人口的增加，宗族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和保护。农民看重自己的姓氏和宗族，全力支持宗族事业，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生活上全方位与宗族配合，互为依存，不断发展。 （1）组织上，宗族设有族正、族长、房长、户长（也称家长，自然村负责人），分层管理族务。他们是由农民公举的。选择辈份高、德望重、有能力、较公道者当选。五年一任。每个自然村（以祠堂为准）选一户长，管理厅堂公共卫生、祭祖事务及上头分派事项。每房人（一个或数个祠堂）选一房长，决断本房事务。一族则举族长，视人数而设，一般千人以上选族长，全族达万人以上则举族正。这是宗族最高首脑，主理宗族大事，排解大的纠纷，有时被异姓请去处理是非。其人选要德才兼备，家道富裕，有秀才以上功名。如族正赖和银（1838～1926）武秀才。宣布禁山令后，他派人唆使其媳妇上山砍柴，被山长（看山员）抓获，他依约罚款。族众见族正家的人都要罚，谁也不敢乱砍乱伐了。又如族正赖庆福（1862～？）国学生，被叶氏请去处理叶张两姓是非，他弄明情况，公正地处理了两方的纠纷。 （2）思想上，建祠祭祀，以联族人之心。明隆庆己巳年（1570）太平庠员、绅士、耆老，集赖氏在杨村居160年之体会，实感“建宗祠以申孝思，尊祖敬宗”之必要，在杨村创建“赖氏宗祠”名曰“萃和堂”，每年秋祭，仰思祖功宗德之遗，俯察同气连枝之谊，商议族内大事，使族民（农民）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其后，桃川赖氏俊、忠、青三大房集资于乾隆五年（1740）在龙南县城置地兴建赖氏宗祠，名曰“敦本堂”，每年八月初四秋祭，远族近亲，萃于一堂，序亲疏，分长幼，交流经验，互通信息。 为方便本宗族子孙童生赴赣考试上进，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在赣州府新开路置地兴建“赖氏总祠”，每年逢考，由房齐集行祭，考后将房屋招税出租，以资下年费用。 乾隆八年（1743）进士赖定遇邀同七县子姓捐资，在江西省南昌县洪恩桥西五桂坊，建“赖氏大宗祠”。 这些省、地（府）、县、堡的各级宗祠，为宗族子姓的发展，起了导向和育才的重大作用。 （3）经济上，宗族开源节流，保障活动经费。来源主要靠永久性的公堂田租。有两大类：一是祭醮田，供宗祠祭祀和醮祖坟之用。如桃川十八世赖世柱公，亲拨生诞祭醮田租106杳（4杳合1石），供清明醮祖坟和祖宗生诞及各级宗祠秋祭配享费之用。二是膳学田，其租供文武游泮科甲子孙应试费用。如桃川十六世赖竚达亲拨田租100石，永为文武庠生及恩拔岁附优贡生、文武童生应试者，每名帮卷资一千文。又拨幼童膏火费32杳。公堂田租的来源，一靠祖业自资解决，二靠子孙捐款置买。按房轮流管理，秉公执事。 此后由田租发展为基金。光绪乙未年（1895）桃川赖氏宗族倡捐创建“荫黉社”。发动“殷户捐款，汇收捐数，放典生息”，以当年利息资助本宗族岁科两考生员，以解“寒士贫而无力，头汗足茧”之难。 （4）政治上，整肃族规，除邪扶正。该宗族在龙南衍传470年后，因人多事杂，出现了“败检逾闲者所在皆是”，而“子弟淳良者鲜”的不良现象。家之不齐，国之难治。明崇正十一年（1638），本族在河南、广西、湖广任县令的赖琼、继亨、魁耀、登庸，回乡整肃家规，议决14条家约，报请龙南县主“给印信、下贴令”，批准在全族实行。 《家约》中首条规定“完钱粮以重国赋”。号令“各户对承担的国赋钱粮，须予期早纳，不得拖欠”。《家约》中又规定“务勤俭以阜家业”、“严教学以端品行”、“守分法以息争讼”、“禁窝盗贻害乡坊”、“恤贫寡以存厚道”等等。对于遵规守约的典型成员，如“忠、孝、廉、节”者，辑录事实，入谱旌表，甚至建牌坊以传扬，树立榜样。 对于触犯族规家约的顽梗成员，轻则在祠内绑柱示众，予舆论谴责；重者视情而定，或宰其猪牛，予经济制裁，或予割耳、削鼻、挖眼睛等酷刑惩处。 对于偷伐众岭（一房人的风水林）者，以捆绑、吊打、罚款处理。 这些俨如法规的《家约》，对农民是有极强约束力的，对维护族内正常秩序。振兴家族事业，清除邪恶起了统慑作用。从而使该宗族在后300年出现空前发展。 （5）教育上，兴教扶学，培育人才。客家赖氏一贯注重教育。唐嗣圣年间（684），赖靖公在桴源创建《寻颜乐轩》立“尊孔堂”。教授子孙童生，以育人才，并著书立说。撰有《五经讲易》《说春秋》《雪溪集》等著作。时称雪溪夫子。此后历代以“诗、书、礼、乐”为传家之宝。大小公堂置有膳学田，扶持奖励读书。该宗族《家约》明文规定“其资质可以作养者，务尽心敦训，延明师、亲贤友，勿惜重费，勿厌岁月，勿慢师长。”要求子孙勤谨好学，“勿好虚名而粉饰自欺”、“若名列学校，务须自重”。到明朝，已风行广请文武教师办私塾书院。清雍乾间，仅太平堡就出武进士1名，举人10名。全宗族在外省外县赴任仕宦21名。光绪三十二年前，全族出贡生113名，国学生794名，庠生553名。可谓人才济济了。 （6）生活上。聚居围屋，确保安全。该宗族积多年播迁之经验教训，广建防御功能齐全的围屋，聚族而居。如明万历三十八年，赖元宿在杨村东水建“盘石围”（又称乌石围），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顺治七年，赖福之在杨村建“燕翼围”，四层楼高，墙厚1.45米，计136间房。嘉庆元年赖世柱在杨太湾建“新屋围”，占地面积6789平方米，计五栋祠堂，120间居室，18个小院，5条石门，4个炮楼守阁。各种围屋都有炮楼守阁，监控四周，一门或数门出入，封闭如堡垒。全族大大小小的围屋为抵御外来侵扰，确保宗族成员安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农民生存发展的依托。 综上所述，客家桃川赖氏宗族，力求发展，采取了全方位的有力措施，保护本族农民的健康发展。力倡以德为先，行善为乐的社会风尚。本族农民分享了宗族的德泽，得到族耀人荣，经济发展的实惠，因而农民对宗族更加信赖，形成宗族和农民互为依存的关系。同时也看出，宗族的某些活动，填补了政府爱莫能及的空间，成为政府行为的补充，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宗族活动受狭隘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在旧社会产生过不少负面作用。如该宗族之杨村，因赖成庆与赖允雄争夺区府权力，挑动房份斗争，并扩大到异姓卷入，发展到双方广筹枪火，准备1949年8月械斗。幸有解放军赶到及时制止。这种房份宗派之斗，都是本房别有用心的社会头面人物挑动、导演的，农民仅充其炮灰而已。 三、宗族是农民生活的港湾 1949年8月解放后，宗族组织被铲除。“文革”中，宗族露面的活动虽已停止，但以小宗族（三服以内）为核心的生活仍在继续。虽有乡（公社）、村（大队）建制，农民仍以亲疏论长短。因为宗族是农村盘根错节的情结网络，是扩大了的“家庭”，对农民是有凝聚力的社会自然群体。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农民首选宗族中人帮助。如正常的婚嫁、丧葬、建房、升学等家政大事，或意外的突发事故、大病住院等困难，必会依靠宗族，由亲而疏请求帮助。1987年，杨村乡黄坑村的赖彩梅（女）考取大学，正值父丧，后母出走，家中仅有年少弟妹。这时，硬是宗族集资（如赖伟民资助1000元）使她上了大学。该宗族青年农民成婚前均未经济独立，全靠父母出钱操办，较贫者，得靠族人帮资借贷。此乃普遍现象。 该宗族均聚族而居，农民从小就受宗族亲情的熏陶感染。如果说，家庭是每个人出生后的第一学校，在农村，宗族则是第二个学校，而小学、中学才是第三个学校。农民的儿女升学，少不了宗族的支持鼓励。连外出打工、办企业都有宗族的影子。可以说农民的成长、成才、成家，都离不开宗族的客观积极影响。农民对本宗族内的升迁、考大学等事，格外关心，觉得自己也有一份荣光。所以说，农民对宗族出自于内心的关爱，对族上人的话是愿听的，因为农民把宗族当成了自己生活的港湾。 四、宗族是农民的情结网络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宽松的生活空间。以户承包代替集体生产，农民的集体活动减少了。出于形势的许可和感情联络的需要，农民又重返宗族活动。①1980年恢复停止多年的醮众地（老祖坟）活动，借此重温宗族情谊。②1982年恢复新丁酒会（即由新丁户筹办）。大年初一（或初二），齐集全房男丁在祠祀祖和团拜新年。他们逐年添置公用的桌凳、碗筷。议有公约，立有责任，定有顾问，逐年递传。1998年的新丁酒会带动族民捐款集资2000余元，修缮了祖厅、门坪、道路。这是村民小组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③春秋两祭，普遍恢复醮众地。他们举有经理人，负责聚缘筹办。逐年递传。如振湘公房，有族众5000余人，按三个“元”字辈，选三个经理人，全权筹办，参者自愿，赴宴者10元。每年均有二三百人参加。这是沟通感情，辩认亲疏，学习祖德的好机会。④该宗族1993年发起修族谱，联络四省族亲集资39万余元，用三年时间，续成一套九卷320万字的新谱。这是宗族最高活动。四省十六县宗族代表汇聚一堂，农民无比振奋。认为这是宗族兴旺，国泰民安的大好事。他们公举德高望重，办事公道，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教师）组成理事会，强调宣传到位，自愿参修。农民爱家爱族，踊为出钱（每丁10元），有的甚至捡柴卖也要参加。全族参修率达94.45%。⑤农民以宗族情为基础，发展外向联系，寻求合作，搞活经济。在外省外县的陌生环境，只要找上宗亲，讲得出宗族历史，便能得到热情帮助。他们外出交往的亲疏称谓是：五服之内称“至亲”，五服之外称“房亲”，同族之内称“族亲”，同姓之内称“宗亲”，同堂名（即同一发源地）的异姓称“老华”，如“陈”、“钟”、“赖”、“乌”、“干”、“拓跋”均同“颍川堂”，几姓间互称“老华”。堂名不同，但古代祖先有特殊亲近关系的如“赖”、“罗”、“傅”三姓，互称“亲堂”。 五、宗族为农民排忧解难 桃川赖氏宗族，均聚族而居，他们的聚居地又以大房分小房、小房分家庭。即使同一围屋中，各个小院子，又以血缘关系聚居一起。因此各家的家政会有宗族各层面的关照指点。像红白喜事、分家析产、赡养老人、田土争执，或突发意外事故及对“不孝、不勤、不学”的子女教育。这些繁琐之事，乡村政府难以顾及，但往往小事中含有大矛盾，不及时处理，则会酿成大祸。而宗族近在身边，正是农民倾诉求援的小“救星”。族内长辈也会看在自家人的份上，责无旁贷地花时费力为农民排忧解难。 近年，该宗族虽无常设机构，未定专人，但较大的活动，则设临时理事组织，事后自然解散。如1997年乌石围农民集资一万余元，成立重修祖祠理事会，将祠堂修缮一新。2000年陂坑村田心堂农民集资一万一千元，成立装饰祖厅理事会，把新建的祠堂装饰一新。同年，窝里农民集资二万余元，成立重修振厚公祖堂理事会，将明·正德年间建的老祠堂修缮一新。还有堪下，月光坳下等小宗族内集资，修筑村间道路。程龙镇有处山林，由宗族组织封山育林，效果也不错。这些举措，客观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 六、农民欢迎的宗族理事人 宗族需人理事，旧时从户长到族正举有专人。现时，宗族活动，无其名而存其实，无公开组织机构。平时农民要找人解决问题，则找其心目中可信赖的“理事”。有大活动则成立临时专项理事机构，事毕则散。农民认定理事的条件是：①有见识，办事公道。②热心公益，关爱族众。③财优命好，有实力。④有文化、懂礼貌，知习俗。⑤身体好，有精力。对这样的人，农民是信得过的。 解放后，农民也有不听宗族的时候。原因有：①宗族中只讲道德行为规范，只能对农民行之劝诫、诱导之责，无执行纪律之权。对违规农民，宗族内仅能以舆论谴责而已。当然触犯众怒也有例外。如70年代，龙南某村一男子与其嫂通奸，被族人割破耳朵以作惩处。90年代初，杨村某村一60多岁男子与一少妇通奸，被捆于祠堂柱头示众。②个别农民无视法纪，目中无人，为私利蛮横违约，甚至以身试法，根本不听宗族教诲。③有的宗族长辈怕得罪人，农民请其处理矛盾，仅讲讲道理了事。有些矛盾，解决起来花时费力，又是义务性的，如分家析产之类，有的长辈则请而不到，借故回避。 七、宗族的社会作用不容忽视 由上可知，宗族是中国农村固有的历史产物，是处于家庭与乡村之间的社会自然群体，是扩大了的“家庭”。宗族又是没有行政疆界的农民的情结网络，可跨州越省，也可连络海外。宗族是治理乡村社会环境和搞好农民家庭建设不可忽视的空间，正确对待宗族，可为以德治国所用，也可为招商引资服务，俗称“千年宗亲总会归（回）！” 宗族历代服从于政府，可以管理政府难以顾及的社会空间，宗族施行的是道德规范，以德治为根本。宗族本身不讲党派，主要在于正确引导，引导得当可以产生积极作用，同样可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农村宗族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的宗族情丝是斩不断，打不散的。是以“堵塞”的办法强行禁锢，还是用“疏导”的办法加以利用；是把它推向反面消极对待，还是争取为乡村建设出一份力量，这是值得政府研究的一个课题。 当然，宗族也有两面性，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关键是要客观对待。对于操纵宗族寻衅闹事、挑动宗派斗争，有碍社会稳定的，必须坚决打击。但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全盘。 据笔者所知，广东翁源县翁城镇照壁下赖屋，仍有“族长”，1993年我到那里看过族委会的会议记录，每季一次例会，商议本族公益事业，排解族民纠纷等。广西钟山县西湾镇赖氏居民，也有“族长”，他们是龙南迁去的宗亲。他们族务活动公开进行。福建永定、平和等县则成立“宗亲联谊会”，通过募捐筹集经费，为宗族开展有关工作。广东省普宁市有“海内外赖氏联谊会”，增城市有作家、方志学家抓族史研究，海南省有***，四川省有“川渝赖氏修谱学会”，他们有实力，成效大。赣南之瑞金、石城、会昌等县市，通过修谱也成立了“宗亲联谊会”。龙南太平廖氏利用修谱余款6万余元，成立“奖学基金会”，凡族民考取大学均予奖励。据我所知，上述宗族负责人都是离退休干部（教师）或在职干部。龙南县退休干部唐举鹏（原公社党委书记、县革委政治部主任）、廖光普（原公社党委书记）等都被农民举为宗族主要理事人，他们走出政府，又被农民举任本宗族负责人，为支持政府工作，为农民办些实事，贡献余热。受到群众称赞。 参考资料： 1、《桃川赖氏八修族谱》 2、《桃川赖氏统修族谱》 3、《桴源赖氏十四修族谱》 4、笔者调查采访记录。 ★本文由时任中共江西省委政研室党建政法处肖唐镖副处长推荐，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村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6月在中国井冈山召开的《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交流。本文主审人：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南开大学博导常建华教授、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 ★载于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一书。 （作者授权代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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