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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时期迎来高峰的道教,在南宋时期是如何改造自己的?

 瓜子心 2020-08-09

引言

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位时期,中国道教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在林灵素建立的神霄道派的鼓吹之下,宋徽宗相信了自己是神仙下界,并且自封为道君皇帝。在他的支持下道教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成为了国内最为流行的宗教。

但是随着北宋的灭亡,中国政权偏安于南方,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便将国家灭亡的责任也算到了道教文化的头上。北宋末年道教领袖林灵素甚至遭到了民众的掘墓鞭尸。由此可见当时的道教文化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再行鼓吹王权的惯用伎俩就已经行不通了。

因此在南宋时期,道教中符箓道德发展逐渐式微,倒是在北宋时期发展受阻的内丹南宗力量快速崛起。在张伯端等人的领导下,道教文化成功地与南宋时期高速发展的理学以及佛教的禅宗文化相融合,提出了新的道教理论。有效改善了道教的政治地位,为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南宋道教紫阳真人张伯端

南宋初期道教发展面临的困难

南宋建立的过程其实是流亡政府安定下来的过程,中国刚刚从灭国的灾难中得到喘息的机会。一般在这样的政府中,就会兴起对于前朝罪人的声讨活动。鉴于古代中国一般不会把国家灭亡的直接原因怪罪到国家领导者的头上,因此最后承担最多骂名的就是蔡京集团以及当时风行全国的道教。在这样的氛围下,曾经盛行于全国的符箓道迅速衰落,而其他道教流派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压。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因为人民激进情绪引起的,还因为当时的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更加契合于当时的南宋社会。在南宋时期,儒家学者们在国家灭亡之后开始关注对于经典的解读以及将其运用到政治之中的方法。在南宋时期理学和心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理学创始人程颐程颢

南宋时期的儒家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四书为核心,以五经为构架的新儒学经典体系。他们通过对古代儒家经典的变通改造,打造出了全新的君臣关系。而且理学和心学通过对于""的 阐释,在哲学上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本体理论,强调通过儒学道统来阐释天下一统的政治重要性,其社会影响日益增强,挤占了道教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间。

而在宗教文化领域,佛学文化,尤其是禅宗的高速发展也动摇了道教文化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在南宋时期,佛教最为兴盛的流派就是禅宗。禅宗强调的心性说与当时儒家文化中的心性学相辅相成,借着儒家文化复兴的大趋势,禅宗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声势一时无二,将道教完全比了下去。

禅宗兴起的关键人物慧能祖师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道教文化如果还想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要从内部做出改变。在经历了北宋的失败后,之前道教人士所崇尚的上层路线显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道教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在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道教文化是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的,于是他们就继续自己的尊王路线,得到了不错的发展环境。南方的道教流派只剩内丹派还有一定的基础,他们在南宋一朝由于始终无法解决"内炼成仙"和"方内尊王"的关系,因此一直不受南宋政府的欢迎。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发展空间,南宋的道教流派几乎都采用了"三教合一论",在政治上完全承认世俗王权的权威性,来讨好南宋朝廷。然后以个人修炼为最终目标。当时南派的修炼目的在《悟真篇》中是这样形容的:

"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贪名利求荣显,不觉形容暗悴枯。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

张伯端的"三教互补论"及其政治理念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宗教就不是政治主流,因此中国与其他政教合一的政权不同,宗教在中国境内很难保持其独立性,往往都要受到世俗王权的影响。佛教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曾经试图保持寺院内部的独立性,但是在王权的威压之下还是不得不做出了退步。因此中国所有的文化流派和宗教都有着依附王权的属性,这样的文化背景也让三教合一这种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有了生长的土壤。

内丹派的修炼方式

在南宋时期由于道教文化的生存环境最差,所以道教人士也是最早进行三教合一理论建设的。在南宋早期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中国南方内丹派的代表人物张伯端。张伯端幼时就博览群书,对三教文化都有研究,对于各种杂学方术也多有涉猎。他甚至还在北宋时期中过进士,但是由于仕途不顺,他才投身到修道之中,这样的文化背景也让他有了完成三教互补学说的能力。对于张伯端的出身,在《悟真篇》中有如下记载:

"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

张伯端在自己的著作中分别阐释了三种学说在南宋时期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佛教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佛教文化教导人们修身养性,追求超脱,但是有的佛教徒却不以度己度人为要务,反而混迹于俗世的名利场之中。而道教文化的最大问题则是人们只关注如何修成长生不老,却不能明心见性,不失为人生一大遗憾。对于儒家文化存在的问题,张伯端则解释为当时的儒家文化环境对于人们入世的要求太高,对于无为之道没有合适的解释。

张伯端在总结出这些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佛教徒在得不到顿悟解脱的时候应该采纳儒家文化的建议积极入世,尊重礼教文化,不沉溺于名利。而道教人士则应该理解禅宗"明心见性"的学说,了解自己的本心,辅助自己的修炼。而儒家文化则与道教文化则是出于同源,只不过儒家选择了入世,道教选择了出世,儒家学者应该在道教文化的理论上进行完善,给予人们出世无为的自由。

张伯端与僧人进行交流

作为道教人士的张伯端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与其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伯端曾经的做官经历让他对当时的官场十分失望,因此他认为儒家文化不应发展地如此激进,应该给一部分人逃离现状的权利。而其本身在修炼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自己无法想通的问题,在与佛教人士交流后,他才认识到理解自己的本性对于修道的重大作用,帮助其解答了许多疑惑,这也是其对于佛教禅宗文化高度认同的原因。禅宗文化对于张伯端的影响,从其在《悟真篇》的论述中就可见一斑:

"欲了无生妙道,莫非见自真心。真身无相亦无音,清净法身只恁。此道非无非有,非中亦莫寻求。二边俱遗弃中心,见了名为上品。"

张伯端的学说对于王权的妥协

在北宋时期,道教文化是北宋王权正统性的来源,但是南宋时期,儒家的道统取代了道教的位置。因此道教文化必须重新讨好王权来获得发展的空间。

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们纷纷认为户田制与宗族制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只有尊君敬孔才能维护国家的体制,帮助国家发展。而佛教与道教文化主张人们出世,对国家的进步毫无帮助,因此应该打击这两种宗教的发展。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如下记载:

"流俗憨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故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

南宋名臣司马光就很排斥宗教文化

张伯端在这样的形势下选择了划清自己与佛教的界限,而积极拉近自己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他解释说佛教文化并非起源自中国本土,其对于世俗生活并不重视,只求断绝欲望,求得内心的安宁。因此佛教文化对于世俗王朝的发展的确有一定的阻碍,儒家学者们提出的抑制佛教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后面他话锋一转,阐释道教与儒家文化一样都起源于中国本土,其本质上是十分相似的。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终极理想不同,一个是成仙,一个是成圣。但在尊国以及治国平天下等理念上并无分歧。张伯端的这一学说体现了道教对于儒家文化的归附,这种做法也让他的教派得到了当时掌握文化主导权的儒家文化的认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南宋才能孕育出像全真派这样的道教学派。

南宋末年全真派祖师王重阳

结语

道教文化的发展在经历了与王权的蜜月期之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复兴逐渐与王权分离,重新将其重点放到了个人的修炼之上。但是北宋末年宋徽宗崇道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得道教失去了王权的认可,缺乏发展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识渊博的道教人士张伯端对道教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三教互补的新理念。他认为如果三个学说可以在彼此中取长补短,那么每个学说都可以迎来新发展。这样的学说在表面上是单纯的理论体系,但是其真正目的却是在其理论中体现对于当时强势的儒家思想的归附,以及对于王权的归顺。鼓励道教人士要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与当时的时代潮流相契合,因此才获得了政府的认可。而且其提出的儒家文化与道教本来起源相同的学说被后来的道教人士白玉蟾所接纳吸收,为之后道教三教合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

2.《悟真篇》

3.《悟真篇集注》

4.《中国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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