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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旨山律讼团队交通事故律师观点：交通事故发生后司机逃离现场，委托他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实质认定。委托他人依法采取措施履行法定救助义务，未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的后果，司机的逃逸行为不属于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适用事由，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认定应遵循公平原则，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19年3月28日0时许，杜某驾驶鄂EB××××小型普通客车沿平云三路由夷兴大道往平云四路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平云三路由夷兴路交叉口时，与横过公路的行人吕某相撞，造成吕某受伤、财物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杜某即步行来到妻子李某的工作地（事故发生地距离李某的工作地约500米远），告知李某赶往现场处理，杜某则以借钱为由离开了事故现场。李某随即来到事故现场等待警察，联系救护车，并为受害人垫付了医疗费。吕某经住院治疗后，被鉴定两处十级伤残。因吕某与肇事司机杜某及其妻子李某未能就赔偿达成协议，吕某起诉至人民法院。 杜某驾驶的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抗辩称肇事车辆在其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持异议；但肇事司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离事故现场，符合免责条款的约定，因而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司机是否符合保险条款中的肇事后逃逸这一免责情形。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1项“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责任免除约定，即事故发生后，肇事者离开现场，不能当然成为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应当确定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是否加大损害后果。综合本案情况，被告杜某委托妻子李某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没有扩大损害后果，没有影响交警部门对案件的核实认定，不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如果仅以杜某离开现场而不予商业险赔偿，不考虑其妻李某受杜某委托积极参与事故的处理、救助伤者的情形，显然不合理。故法院对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定保险公司承担损失合计281526.39元，扣除李某垫付的医疗费及鉴定费后，应赔付受害人吕某各项损失189831.1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专业交通事故律师在线说法】 本案争议焦点即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司机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委托他人依法采取了措施、履行了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是否可以拒赔。对此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肇事司机逃逸行为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在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后，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不予赔付。另一种观点认为，肇事司机委托他人依法采取措施并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且肇事司机的逃逸行为并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实质认定的情形下，如机械适用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实则对投保人赋予比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更重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实现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济与保护，因此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应予赔付。 本案一审判决采用的是第二种观点，本团队专业交通事故律师认为，法院的判决准确把握了交通肇事逃逸的立法本意和保险合同条款的本意，肇事者虽然逃离现场，但同时其委托他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并未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之后果。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时，为推卸和逃避法律追究而擅自逃离现场，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由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危害性，法律法规均对该行为予以规制。一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该规定将保护现场和救助受伤人员作为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定义务，确立了救助伤员的立法导向，以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刑法》等法律针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程度的差异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大小，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刑法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最高可判处死刑，由此可见立法对交通肇事逃逸不履行救助义务的否定态度。 综上可知，严惩交通肇事逃逸之立法本意不仅在于肇事者存在“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更在于督促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得违反“救助义务之履行”， 因为在发生交通肇事的场合，往往有被害人需要救助，督促肇事者积极履行救助义务，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害后果，避免危害结果进一步发生。商业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将交通肇事逃逸这一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依法采取措施履行法定救助义务，未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的后果，司机的逃逸行为不属于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适用事由，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认定应遵循公平原则，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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