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血传奇：港九秘密大营救 □武 勇 一、紧急电令 二十世纪40年代初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出于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目的，以“皖南事变”为先导，掀起了第二次反共狂潮，国统区的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记者、教授等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遭到迫害。 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这些民族精英从内陆纷纷转移到了英国占领下的我国领土香港，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坚持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继续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时隔不久，新的危机又席卷而来。 紧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日，即公元1941年12月8日，事先集结在我国广东省东南部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香港。由于力量过于悬殊，驻港英军节节败退，在12月25日这个被称为“黑色的圣诞节”里，港督杨慕琦正式宣布向日军投降。香港遂沦陷于日军之手。至此，数百名民族精英的生命安全再次面临巨大的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从延安、南方局周恩来从重庆分别紧急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要想方设法把困在香港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营救出来，同时要设法将他们迅速转移到大后方去。 东江纵队司令员、营救行动总指挥曾生和夫人摄于抗战时期 二、营救前奏 廖承志等人接受中央电令后，与当时正在香港赴会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曾短暂划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南省委设在香港，包括惠州、东莞、今深圳特区等）省委书记梁广、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林平、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南方局派驻香港的李少石、潘汉年和刘少文等干部紧急研究了营救工作，作出了分工。 按照分工，梁广与刘少文等留下领导香港岛的营救工作，任务是负责把散布在港岛的营救对象转移到九龙。而当时由于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故而营救对象到处躲藏，不得不一再变换住址，要寻找他们并非易事。就在如此境况下，党组织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静安、黄施民、陈文汉等，费尽周折通过各种关系，按照廖承志提供的名单终于把营救的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转移到安全的住址；随后即着手安排他们陆续分批地撤离港岛。 由于日军严密封锁了香港的交通，无论从哪条路线撤离港岛都必须通过日军的海上封锁线，使得原本隔海相望的港九竟成了咫尺天涯。面对这一难关，九龙方面与港岛方面分别由李健行与爱国商人廖安详往返于港九之间，终于辟出一条自港岛铜锣湾避风塘至九龙红磡湾的大营救路线，并作出了巧妙安排：利用日军立足未稳且因香港粮食和燃料等供应困难正着手疏散大批居民送往内陆的有利条件，把营救对象扮成逃难的百姓从港岛护送至九龙秘密接待部。 接待站由林平政委领导，李健行、何启明、何鼎华等具体负责，接待营救对象，提供食宿并按照不同对象安排撤离九龙至我内陆的游击队或其他地区。而护送这些营救对象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我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港九独立大队的游击队员身上了。 港九大队四位精英 三、揭开序幕 且说活跃在广东省东南部惠（州）东（莞）宝（安）地区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的方针，已于先期布置好了应变准备：一旦日军入侵香港，部队即抽调精干人马挺进港九敌后。而就在此间，协助抢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任务便不期而遇。 在日军进攻香港的炮声中，一批批游击队员按计划陆续插进敌后新界、九龙地区，稍后不久即组建成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又称港九独立大队。他们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与此同时，他们调兵遣将开辟护送民族精英的安全通道。当时由于港英政权已经瓦解，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特别是在偏僻的山区，土匪更是占山为王，猖獗一时。为此，游击队果断行动，出奇制胜，打逼结合，迫使沿途的土匪让道。不数日，连接九龙至我惠东宝游击区的东西两条交通线就顺利打通了。 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过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方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根据地，这条水陆兼程的交通线为东线，由蔡国梁（稍后担任新组建的港九大队大队长）指挥，属下有黄冠芳、江水等率领的短枪队；从九龙青山道经九龙径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位于宝安的白石龙根据地这条交通线为西线，由曾鸿文指挥，属下有林冲等领导的短枪队。 至此，营救民族精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时值1942年元旦，秘密大营救就此揭开了序幕。 营救行动中 四、首批护送 是日佛晓时分，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一行首批在铜锣湾避风塘登上小艇撤离港岛。他们避开日军的巡逻艇抵达九龙红磡湾上岸，进入九龙市区广东道一秘密接头地点，与等候在那里的林平政委等就整个护送工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和部署。随后，黄冠芳领导的短枪队奉命护送廖承志一行去惠阳游击根据地。 且说翌日早晨，黄冠芳队长乔装打扮，一副商人模样，按照事前约好的时间、地点、暗号在九龙接待站与李健行接上了头。见过了廖承志一行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敬神”用的香烛、借口分给廖承志他们每人一份，扮成“香客”混过了检查岗哨，出了九龙城防封锁线，到达一个叫牛池湾的地方。这里按照约定负责接应的江水队长领着七名短枪队员已经在此地的“不夜天”茶室里守候。 江水将队员分成三组并拉开距离，一个组在前面侦察开路，一个组在后面警戒殿后，江水领着一个组共四名队员居中护卫着廖承志一行。翻过九龙坳后，沿海边小路经北围、打壕墩、沙角尾、山寮赶到大环村我游击队队部。负责人蔡国梁热情地接待了廖承志一行。 当夜幕降临后，在蔡国梁率领的游击队护送下，廖承志一行在企岭下海湾登船，随即由刘培的护航队接着护送。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航船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地升帆出海偷渡大鹏湾，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并提防着海匪抢劫，凌晨三时许，刘培的护航队员护送廖承志一行登上沙鱼涌，交给了前来迎接的惠阳大队（亦属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的一支）高健等率领的短枪队。 就这样，首次护送任务在游击队员的分段实施下顺利完成了。随即他们接受了新的护送任务。 参加大营救的邓斌夫妇 五、紧锣密鼓 正当大营救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日本侵略军在港岛城区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立即到“大日本报到部”或到“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其“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还在报纸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甚至还有一个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在香港的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当他们实施诱捕伎俩之际，这些“有幸”被“邀请”者已是人去楼空了。 1942年1月9日午夜，邹韬奋、茅盾等一行二十多人分乘三艘快艇从港岛偷渡抵达九龙市区，分别落脚在几个联络点。接待站决定安排他们由西线进入宝安游击根据地。 两天后的11日清晨，他们在谢愚照、麦容、赵林等交通员的带领下，分成三组小心翼翼地穿过上海街，混进疏散的难民人群，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达荃湾，拐上山间小路，进入大帽山区。在这里，他们又被“移交”给林冲率领的短枪队去护送了。 由于山区道路崎岖，经过长途跋涉的“难民”们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了，背着的包裹行李越来越沉，无奈之下，只有一件件地丢弃了，而茅盾夫妇也忍痛丢弃了一件大的包裹。这里护送的游击队员义不容辞地帮他们一一拾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有些队员还背起了累得走不动的他们的家属小孩。 过了大帽山，他们终于走进了平坦的盆地，来到了元朗十八乡大塘村的杨家祠──满仓九大队武工队据点之一和重要的交通站，这时此地已聚集了好几批从港九方向来的“难民”了，足有一百多号人。 第二天，这些“难民”怀揣白皮红心（指表面上为日本人做事，暗地里在为游击队工作）的元朗乡长签发的“难民回乡证明”，在曾鸿文率领的短枪队的护送下分批上路，过元朗圩，沿着青山插落马洲附近，渡过深圳河进入我游击队控制的赤屋村。 稍事休息后，他们穿过一条公路，又翻过一个梅林坳，终于安全抵达我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的临时驻地白石龙村。这一批营救对象“到家”后，当然地受到了总部游击队指战员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六、丰碑永存 从1942年的一月初至二月底是营救工作的高潮，而一月底二月初则是最紧张的时刻。 此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难民”越过海上封锁线抵达九龙秘密接待站，每批少则十来人，多则二三十人。到二月底已有三百人分别抵达我惠阳、宝安游击根据地。还有一些人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因而游击队便另外安排他们从港九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入内陆。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促华等文化界人士以及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逃出虎口的；而何香凝、柳亚子等则是在江水率领的短枪队员护送下先乘船到长洲岛，然后换船直达海丰的汕尾港。 在整个秘密大营救过程中，我地下党员和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和交通员、秘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机智勇敢，以大无畏的精神全力以赴，从香港这个孤岛上安全地营救出一批又一批在国内外的影响的人物，居然有惊无险，只是在营救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姨太太姐妹和电影明星胡蝶等人时，由于敌情有变，以致胡蝶的部分行李被日寇抢劫。
全部营救工作先后历时九个月。在这场港九秘密大营救中，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这些人士的家眷，另外还有反法西斯阵营的一些人士，共计两千多人。其中著名人士有： 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风、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陈汝棠、刘清杨、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林、韩幽桐、吴金衡、叶赣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徐伯昕、梁若尘、黄药眠、萨空了、沙千里、周钢鸣、高士袁水拍、蔡楚生、宋之的、叶以群、叶浅予、章泯、司徒慧敏、端木蕻良、司马文森、胡蝶、华嘉、金山、沙蒙、王莹、于伶、许幸之、舒强、蓝馥心、蓝马、风子、盛家伦、胡考、丁聪、李伯球、邓文华、邓文钊、叶方、胡耐秋、张文、赵树泰、李枫、成庆生、特伟、郁风、上官贤德（余汉谋夫人）、爱丁·赖特、都格拉斯、夏斯特等等。 这场闻名中外、惊心动魄的港九秘密大营救其规模之宏大，参与人数之众多，以及被营救者都全脱脸之彻底胜利，无疑是历史上的奇迹。大营救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各方面人士的赞誉。大文学家茅盾先生感慨地称赞：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被营救出来的民族精英们不负众望，愈发为中国为世界做出杰出的贡献，故而在中国内乃至国际上多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有些成为国家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有些成为文化艺术界巨匠，其他则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战线上第一、第二代的中坚力量…… 屈指数来，这场伟大的抢救工作已过去70多个年头了，然而它如同一座光辉的丰碑永存人间。而位于深圳市西部宝安区、龙华区和南山区交界地带的羊台山森林公园正是当年宝安根据地的所在，如今这里矗立起了一座胜利大营救的巨型雕塑，正是这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见证。 如今，香港回归已二十多年。当年那些参与营救工作的英雄们，当年被营救的民族精英们： 你们还好吗？
作者简介： 运河文韵 采春的希望 撷秋的欢喜 捡运河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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