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香港被日军攻陷，为了营救宋庆龄等人，中共该如何做？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此时宋庆龄正居住在上海，她在多方关切下处理好了身边的事情，离沪去上海。

12月23日，宋庆龄登上德国邮船，圣诞节当天抵达了香港。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住在九龙区宋子良的一幢房子里，对外化名林太太。到港后，宋庆龄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向海外真实报道中国英勇抗日的情况，争取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的支持。在保盟的积极努力下，美、英、法、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了援华团体，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援助，先后有100多个社会团体向保盟捐款。1939年冬,新四军叶挺军长专门从重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宋庆龄带着叶挺到保盟仓库清点物资，叶挺大受感动。多年来，保盟为中国的救国运动寻得募捐几百万美金、大量的医疗物资，还介绍了自愿来华的许多外国医生，对于人手物资都紧缺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逮捕囚禁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被迫流亡到香港。1941年1月至五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把众多文化名人先后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一时成为进步人士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汇集据点。当时，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人都避居香港。一时间香港的文化百花齐放，涌现出了大量爱国杂志和文章，深刻地抨击了内战行为，宣传联合抗日，既推动了国内国际的抗日民主事业，也为香港的文化带来了繁荣。1月18日这天，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供给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宋庆龄还通过《新闻通讯》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41年6月，宋庆龄发表的《救济工作和政治》一文中指出：“有一批中国的所谓爱国者，搞反共分裂……而不肯抵抗外国侵略者……使得日本更进一步地侵入了中国”。可以说，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反共行为深恶痛绝，言辞也十分犀利。此外“保盟”还响亮地提出了“无民主即无团结，无团结即无抗日”口号，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倒退而斗争。中共对宋庆龄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极为钦佩，感情向来是双向奔赴的，宋庆龄对中共作出了贡献，中共也记在心里。

1942年12月7日，日本发起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岛码头、铁路、公路等对外交通线，还大肆搜捕爱国人士，贴出告示要文化人士们赶紧自己去找日本办事处，大家一起吃吃饭喝喝茶。那这去了能有好果子吃吗？很明显这就是鸿门宴，去了就出不来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大都来不及撤离，一时间被困住，非常危险。如何把他们迅速营救到安全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紧迫任务。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要求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务必尽最大努力抢救被困港岛的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

周恩来也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的布置两次电示廖承志等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营救行动费用都由共产党包下来。廖承志是什么人呢？这点也非常有意思。廖承志的父亲是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总长，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曾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廖承志的母亲是国民党元老何香凝，他的姐姐廖梦醒曾经联络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到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一家人虽然分属不同党派，但一家人都非常爱国，都是进步人士。

当时，廖承志在香港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也是保盟的执行会长，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密切协作，具体负责营救。面对艰险复杂的严酷环境，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同志，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迅速与营救名单上所有人员取得单线联系并立即组织他们转移，摆脱跟踪监视，秘密组织分头分批营救护送爱国人士离港。香港的面积本来就不大，还四面环海，要组织这场营救而不暴露在日军之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当时事发紧急，日本两头出击先打美国又打香港，速度非常快，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信属实令人惊讶。如此危急存亡之际，港九独立大队顶住重压，不负众望，扛起了这沉甸甸的担子。

东线，从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在企岭下乘船渡大鹏湾到达惠阳游击区。这条线在香港沦陷之前已经建立，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十分重要的海上运输线。

西线，从九龙经荃湾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过梅林坳抵宝安游击区据点白石龙。此时的香港受到战乱打击，物资供应本来就不充足，日军为了减轻压力，要地不要人，允许大批香港居民返回内陆，难民们通常走的就是西线。这下是瞌睡碰枕头，想啥来啥了，茅盾等几百名文化精英这下也成了难民，穿着难民的衣服，脸上来个“易容大法”，混在大批难民中间，日军什么也发现不了。日本人把维多利亚湾给封锁了，为了避开巡逻艇，护送的同志让精英们坐小船趁巡逻艇不注意一溜烟窜到九龙，他们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荃湾，离开荃湾后折上山间小路，游击队的人穿便衣藏在人群中护送精英们。然而日军在元朗设下了一个卡，这下难办了。怎么逃？上山吧！咱们游击队最擅长的就是绕过敌人，灵活机动。

走山路也凶险啊，大帽山又名大雾山，这里曾经有一些“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劫匪大汉，然而港九大队里有位被“招安”的好汉提前打点大帽山，与山中好汉们达成抗日救国的共识，将好汉们架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使得文化人们安全通过大帽山。1月13日，茅盾等人到达了深圳白石龙村，这里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办事处，先安顿下来再择机转移到大后方。不得不说，中共所秉持的人民战争的理念确实是十分正确的真理，人民，只有得到民心，发动人民的力量，才能真正获得胜利，无论是面对侵略战争还是内战。

而东线，则是部分电影戏剧名人为了不被日本人认出的无奈之选。何香凝及柳亚子等人则是又绕了一大圈。他们的船本来是要去长洲的，可是日军在不当人这方面一向是一骑绝尘的，把发动机给拆了！何香凝就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幸亏遇到了游击队在西贡的海上巡逻队才得以转航回到大陆。

经过近6个月时间，先后被营救回内陆的文化知名人士及其家属约800多人。他们在香港神秘消失，却又突然回到国内的大后方，不知情的人啧啧称奇。而他们作为当时的“文脉”，在后来也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人惊诧的是，这些人无一伤亡、无一被捕，这一生死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中共当然也十分关切宋庆龄的安危。但宋庆龄十分镇定，要留在香港处理事务，直到日军逼近香港启德机场六小时前，宋庆龄才乘坐最后一批飞机离别香港，转赴重庆。

可惜宋庆龄在香港发光发热，一到重庆便失去了自由。宋庆龄同姐姐宋蔼龄搭乘同一班飞机离开香港，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即使是意见不同，在涉及安危的情况下还是一起逃生。先前宋庆龄才痛批过蒋介石，去找宋美龄住显然自然是有些别扭，宋庆龄就住到了宋蔼龄家里。国民党当局希望把宋庆龄关在“金笼子”里，限制她与外界的联系。虽然吃喝无忧，但宋庆龄再也没法像之前在香港保盟时那样为中国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毕竟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地位之高不能马虎，也不好让外界认为国民党在“软禁”宋庆龄，对国民党名声不好，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让宋庆龄出来撑撑场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让宋庆龄参与了一些官方活动，然而国民党的监视是无处不在的，宋庆龄毫无自由可言，根本见不到她的朋友们，更不用说联系共产党了。还好之后宋庆龄通过宋子文的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搬了出去继续进行保盟的活动。在重庆的4年里，宋庆龄事实上被软禁了。但她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心怀国家，忠诚不渝地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