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刘少文传达周公指示，说服陈志皋接受了中赈 会的工作。在志皋准备赴任之前，少文和我们一起准备工作班底，建议调潘达（大成）任专员，调王揆生任福建办事处主任，我大弟伯沛（彰传）任曲江办事处主任，调张以璘任出纳组长，大弟妇张浩然任会计组长，高伯时任总务组长。 潘达、高伯时均是国际第一收容所的老同事。张以璘跟我们工作已七年了，为人谨慎，廉洁奉公，是极可靠的。又调了本是家中服务员的赵天民任庶务，归高伯时总务组。 赵天民为人忠实勤劳，参加过送机密信件，且和阿英手下陈绍贤一起包装 过八个大书箱送往后方，又在我家多年，虽然我们接待的客人众多，但他已知阿英、刘少文、于伶等均抗日合作的要人，况且也被阿英赏识，将他调来当工作人员，亦因材任用。事实证明，少文、阿英深所欣赏的这几位工作人员，确实能同患难共甘苦，又能守口如瓶，共同应付了1942~1944年的考验。 1942年1月中旬，我携孩子们跟着志皋等一行人到了曲江之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在励志社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 我到曲江后，就向志皋询问那个通知我离港的“翻译” 的事，才知道香港陷落后，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 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香港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刘少文受命尽力营救，志皋也接受了任务。 我告诉他，在路上曾遇见一位热心助人的黄老太，他的两个儿子是东江游击队员，护送我们避过日军岗哨，得 以平安通过敌占区的情况。 他说，他早就跟东江游击队有了联系，正在想法子派人去香港，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和保护下，把香港沦陷后困在那里的各界知名抗日爱国人士抢救出来，为此，他已给中赈会委员长许世英打过电报，说是正在打算营救被困在香港的以何香凝为首的各党派知名人士，他已组训了一批青年干部，正积极商议布置有关的工作。 当时，中赈会已在从曲江到日占区沿途的各县设立了救济站和接待站。对于一般的难民，由救济站负责安排。因为广东的气候温暖，所以各救济站就用竹子搭起大棚子，作为过往难民的临时宿舍。每人毎天发给两块钱作为生活费，到了下一站再继续发放。接待站负责接待由中赈会派去香港迎接护送到大后方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特殊难民，条件自然要好得多。 这时，上海抗战中曾以童子军抗日后援会的名义，代表数百万上海租界民众泅渡苏州河，向谢晋元将军和坚守在四行仓库里的八百壮士献旗慰问致敬而名扬一时的杨惠敏，也流亡到了曲江，前来请求安排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我保举她带人潜往香港，去执行营救知名爱国人士的任务。正好上海银行界 也要派专员李桐村、赵乐天潜入香港，抢运留在香港的大量物资回大后方，他们到曲江来见志皋，请求协助。于是杨惠敏就和他们一起，带了几个年轻力壮而又有经验的赈委会工作人员赴港。 我为杨惠敏送行时，向她详谈了自己从香港一路流亡到 曲江的情况，还特地备了一份礼物，嘱她代为转送给那位让儿子护送我们的黄老太太，请他们继续发扬爱国爱同胞的精神，支持我们的特殊救济工作，还特别叮咛她，首先要抢救护送的是何香凝老前辈。 我对杨说，我保举你担此重任，是因你当年在上海表现英勇，是对你的爱国精神充分信任，相信你必能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此去有志皋给你写的中赈委特派委员的介绍信，在途中若见到东江游击队的同志们，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合作。她唯唯应诺，表示一定克服各种困难，坚决完成抢救护送任务，请我放心。 果然，他们在东江游击队的支持协助下，首战告捷，把何香凝老人从香港平安地接回来了；还派人把林庚白烈士的女儿和部分遗稿送到曲江，报告了林庚白牺牲的噩耗及其遗孀林北丽因手臂受伤已送往医院治疗，待康复后再行护送回后方等有关情况。 抗战胜利后，我和朱立波母女重逢话旧，才知道12月19日晚，林庚白是从我家后门悄悄外出，被驻守天文台的日军疑为“奸细”，开枪射杀于路旁，时年四十五岁啊！仓促求棺不得，只好用棉被裏体，草草葬于我家对面的菜圃中，并留下记号，以便日后迁葬辨认。 林北丽手臂受伤，亦赖朱立波帮助，才不至流血过多。此事发生时，我正带了两个女儿在向曲江流亡途中，重庆却已有讹传，说我亦同时遇难了。 骆剑冰闻此讯，就化名写了悼念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她后来告诉我，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在文稿上加了几笔，予以修正补充。一个人能在生前得知有领导和战友撰文进行深切的悼念，怎不令人感动，视为殊荣呢？抗战胜利后，林庚白的遗骸迁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由柳亚子先生主持追悼仪式，报纸上称他为南社爱国诗人、国殇的光荣。 何香凝当时五十多岁，但腿脚有病走动不便，很早就用 手杖撑着走路，从香港到曲江的路上，有船乘船，没船就用两根竹竿抬一把藤椅做轿子，一路风尘劳累。到达惠阳时，志皋亲自赶去迎接。她老人家一下轿就叹息说：“唉，我不能花费国家的钱来照顾我，我要画画义卖，和你们一起共同来救济难民同胞！” 到曲江后，她只休息了两天，就挥笔作画举行义卖。我给她的画都标了很高的卖价。广东的高级将领如余汉谋等，当年在黄埔军校里都是廖仲恺先生的学生，因此对于廖夫人为义卖而作的画，即使标价很高，也都争相认购，一来表示对廖先生夫妇的尊敬和纪念，二来也算是为救济抗日难胞聊表 一番心意，所以这次义卖影响很大，非常成功。 何香凝当场还画了一幅红梅图送给我们，题款上写着“志皋先生、定慧夫人留念”等字样。这是件很珍贵的纪念文物，一直由张以璘同志 给我保存着，后来带回上海家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失去，真是可惜！义卖活动后，我又专程护送何香凝从曲江到广西桂林，由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接待。何老后来又从桂林转去重庆。 在曲江接待从上海经香港到大后方去的文化界人士时， 志皋对左翼文化界的友人是特殊优待的。田汉和蔡叔厚等一行从西江而行，先打了一个电报给志皋，志皋马上就汇了一笔路费给他们，并回了电报予以慰问。于伶从曲江去大后方时，志皋给他预备了一条供他单独使用的小船，还在衡阳买了二十条 鸭绒被，慰劳流亡的知名人士，其中一条就送给了于伶，并赠送了路费。 在曲江，天天有敌机来轰炸。一大早，家家户户就煮好当天的饭菜，一听敌机来袭的警报，大家都往郊外跑，在小山谷或树林里隐蔽起来；也有些人坐上小船躲在江边的树阴下。 志皋为了接待这些知名人上，造了一条比较大的船，取名 “海阁”。这条木船有两层楼，楼下一层做卧房，楼上做餐厅，可以摆两桌酒席。很多路过曲江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也在这船上受到过志皋的接待。 在通常情况下，我是不出面去应酬这些人土的。后来有人批评他，说他浪费国家的钱财。但事实上，这种接待方式，确实比住旅馆既安全又节省。 现在从台湾到香港和大陆来的老人们中，有些人还记得当年在曲江时那一段经历，他们说：从香港到曲江、桂林、重庆，途中都有中赈会的接待站负责照应，其中就数在广东曲江这段照顾得最好，吃的、住的、行的都有人妥为安排。 在曲江三年的赈济工作，志皋确实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忍辱负重的。他与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对遭到轰炸而家破人亡或逃难流亡的同胞，救死扶伤。 毎当轰炸警报一解除，他就立即驰赴被炸现场亲临指挥，组织营救，从而在工作人员中起到了以身作则、团结大家一起刻苦工作的示范作用。他所接待的贵宾，都是按照规定，动用的是一笔特殊的接待费，绝对没有超出规定的奢靡现象。至于接待大量的一般难民，也总是 按照规定，给他们安排食宿，再发给足够的路费，决无从中克扣以饱私囊的行为，这是当时为许多人有目共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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