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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换喜:教学忆事 ——我的教学历程

 乡土文学微刊 2020-08-12

乡土文学微刊

马换喜,男,藏,甘肃省卓尼县藏巴哇镇藏巴哇学区侯旗教学点教师。自幼酷爱写作,只不过都是孤芳自赏而已。

教学忆事
——我的教学历程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这如梭的时光中,我已不知不觉地在乡村讲台上虚度了二十几年。蓦然之间,回味从前,还真叫人“别是一股滋味在心头。”今天,我想把我的亲身经历分享给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听?不过,我所说的的确都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一、包舍口村学,我的教学里程的第一站

告别了那个特殊而难忘的七月,高考落榜的我,没有再去补习,父亲也没把他祖传的木匠手艺传授给我,他看到我们这里的村学当时教师人手比较紧缺,决定让我去当老师。那时候我们这一带高中生较少,论“文凭”我还勉强可以当个小学老师。经过乡教委研究决定,1997年9月27日,我被聘为藏巴哇学区的小学临时代课教师(称为社请教师),月薪100元,让我到包舍口村学任教。

包舍口村学地处现在的九甸峡库区,如今这一带的村民大多搬迁到瓜州去了。村子被水淹了,成了河底。当时的包舍口村学,是个三年制的初级小学,全校学生40多人,分三个教学班,以前一直是一人一校。

开学不久,接到通知,我便立即“走马上任”。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机动车辆,母亲便央求村里的孟良哥,驾着他家的骡车,送我登程“赴任”了。

学校设在村西头的路边,比路约莫高50米。骡车沿路七拐八拐,我们终于拐到了学校。由于没有事先约定,又是周日,另一位老师还没到校,校门口只有几个玩耍的学生娃远远儿地站着看热闹。孟良哥笑着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新老师,你们怎么不接啊,站着干啥呢?”不一会儿,只见几个大点儿的男生七手八脚的来帮我们搬行李,叫女生给我们生火。哪里生呢?没有炉子,只好将火生在地上。这时离家近点儿的学生从家里提来一个熏得像煤一样黑的茶壶。又有几个女生从家里拿来两个茶杯。我们将茶壶搭在三个大点儿的石头上,用起了午饭,我们的午饭是喝茶吃馍馍。

随便吃了点干粮,孟良哥准备回家,可是担心我一个人,也跟着住下了。初来乍到人地生熟,晚上偌大个房子,没有床没有火炉,只有黑漆漆的四面墙壁,泥土地面的中心,火焰还在慢慢地跳动。辛亏是热天,要不,我恐怕难以熬到天亮了。孟良哥见我难眠,以为我怕冷,将自己身上防备白天遮雨的破棉袄披在我身上,我们背靠着背坐着进入了梦乡。

直到我醒来时,门外已是一片琅琅书声了。孟良哥拉着骡子饮水去了。我用茶壶浇湿了毛巾,胡乱地擦了脸。这时那位老师也到了学校。这人约莫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洗得快要发白的蓝西装,瘦瘦的脸上最有个性的是那短短的八字须,就像用毛笔重重地描过似的。我们互通了名姓,才知道他姓张,叫张永平,也是一名社请教师。接着,我们分了课。因为人家毕竟教书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所以代了二年级数学三年级包班兼学校负责,我是二年级语文一年级全部。

这天,我们俩都没上课,他只是教我怎么备课,怎样上课,怎样管理学生……随后,我便照着张老师的教案开始备写教案了。由于自己很笨,对教学理论又一无所知,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不是把人家写给三年级语文课上的那些内容照搬在我二年级的语文教案上,就是把人家写在三年级教案上的导入语言用在了二年级教案上,弄得不伦不类的。

经过三番五次边问边学的努力,总算勉强凑成了两篇教案。第二天,我便带着它上课了。刚进教室门的时候,我心里还稍微镇定些,但随着学生的“起立!”“老师好!”我的心里开始打起鼓来,腿脚也跟着不由自主地发颤起来,胸膛里似乎有奔不完的兔子,脸上热辣辣的。我几乎不敢向讲台下看一眼 ,但也总不能老是盯着天花板上课。我笑了笑,让大家坐下,并用土里土气的老本腔给学生作了自我介绍。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我是又紧张又害羞又难受。等到快下课时,我心里才像退潮的水,渐渐平静下来。连续的进出教室,接触学生,我才慢慢地习惯了给学生上课,跟学生打交道。

在包舍口村学,我只教了一年。春天,我们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领着学生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踏青,折山毛桃花,回来的时候,女孩子们每人手里总是折一大把野花,其中还不忘点缀几根儿细杨柳枝和几朵蒲公英花。到了学校,她们总会将她们喜爱的花束插在酒瓶里,放在教室和宿舍的窗台上、讲桌上,还有我们的办公桌上;夏天,我和男孩子们吃过午饭,就到洮河岸边沙滩的浅水洼里去捞小鱼。可令人担忧的是,夏天总有几个不听话的孩子,会偷偷地溜到洮河边去游泳,而那里又陆陆续续地发生过这样或那样不幸的事情;到了冬天,孩子们总要到洮河边去给我们挑水,那些调皮的男生总要到冰上溜一溜,我生怕冰破,掉进水里,这是我常常担心的。
这一年,我确实是又喜又忧,令人难忘。

二、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

我是1998年去大山学校的。大山学校跟包舍口学校一样,也是个三年制的村学。不过,学生不多,只有二十几个,教师也只有我一个。这样,我便成了“校长加主任,上课又打钟。”的唯一核心人物。

村子坐落在乡政府东北角大约15华里的一个黄土高坡的顶上,因此就叫“大山村”。接到通知,我便立刻兴冲冲地去了大山学校。当我迫不及待地推开宿舍门时,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室内用具除了一副电脑程控打铃器,一张摇篮似的旧床,一张旧式办公桌,一把破旧的靠背椅,余外,就是一台破烂不堪的圆形铁皮火炉和几节千疮百孔的烟筒。盛水提水全靠那个熏得乌黑,并且只有拳头大小的茶壶。除此而外 ,别无他物。

每天早上提来的水,洗了脸就没法刷牙和喝茶了。室内的光线,只有在房门大开的时候,才能分辨出白天和晚上。一到冬天,室内阴冷无比,就是生了炉子也是冷的。

开学一周后,我大概合计了一下,从学费中挪出了一些钱,买了灯泡、灯头之类的一些零碎的急需用品,缓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现在室内有了光明,有了电热水壶,要热水有热水,要冷水有冷水,比起刚开学那会儿,那是方便多了。

那时的学费是向学生收,每人收6元,由于学生少,学校资金困难,除了正常的教学用品,我不得不将其它急需购置的物品暂缓一步。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到电杆之间的40米皮线却因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外皮风化,时常漏电。甚至有时只要风吹电线,学校里就会立刻停电。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凑合了一段时间。一次,我趁乡长到大山村下乡的机会,去找了乡长,如实地汇报了学校当时存在的困难。察看后,乡长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次,我让村里电工拆换了所有风化了的电线,安装了新电表。剩余的钱,购置了一担铁桶、一口水缸、一把水勺。这年秋季开学,中心学校给大山学校调拨了十套课桌凳。从此,我基本告别了目前存在的困难。这时,我觉得学生的课外活动过于单调,天天不是“丢手绢儿”,就是“老鹰捉小鸡”。学校还没红旗。大小的学校,一旦有了红旗,就显得格外庄严而又美丽。

第二年春季,“扫盲普初”工作开始,乡以下学校进行扫盲挂牌,大山学校也在其中。不久经过学区统一安排,给大山学校也分发一面红旗,并且让村干部给学校修砌了旗台。大山学校的院里终于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为了庆祝这一大喜之日,家长们和村队领导一致要求举办一次“升旗典礼”仪式,就当是一次纪念活动。

仪式这天,我们也进行了几项简单的文体表演,有歌咏比赛、拔河比赛和广播操表演等。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学区校长。仪式快进行到午后时分,听到鞭炮声噼噼啪啪,这时校长手里拿着跳绳、篮球,还有羽毛球和球拍,已经由村队领导陪同着走了进来。我真是喜出望外。你不知道,我那时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像别的学校的孩子那样,有个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啊!我盼了好久,今天终于盼到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领导!
      此后,我又购置了一套音响设备。嘹亮的歌声从高音喇叭里飘出,歌的余音久久地回荡在村子的上空。鲜艳的五星红旗飘荡在点缀着松树的校园里,就像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尽情绽放着。直到大山学校从一无所有变得样样齐全时,我也不知不觉地在大山学校度过了那难忘的三年时光。

三、别了,石叶儿学校

在我的记忆中,石叶儿学校也许是我教学生涯中最让人感到恐惧,最让人感到寂寞的一所学校。2000年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任教。
石叶儿自然村隶属恰布村委会,是一个只有10户左右人家的小村子。大概是因为人口少,生源紧缺的缘故吧,这里以前本来没开设过学校。由于生产队队长和会计的奔走努力,才把以前公路段设在石叶儿村公路边上已经废弃多年的道班房,改设成了学校。

石叶儿村是一个东西走向走廊式的地形,村子在北面山坡向阳的地方,依山而居。房子修在村外一道山梁下的公路边,离村庄比较远,共有五六间,院子很小。学生只有八九个,却还开设着四个年级的课程。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教师自然还是我一个。

在这所学校,我是第二任。我的前一任是表弟张海燕,他是这所学校的“开山鼻祖”,而我,却成了这个学校的“关门弟子”。

学生很少,班级却相对的多,上课便成了一大难题。单独按年级上课吧,全校学生总共才有八九个;合起来上课吧,又怕年龄小的学生坐不住。还真叫人为难。没办法,只好两班两班的上复式课。教室是原先公路段道班的库房,由于房子大学生少,自然显得冷清了许多。尤其是冬季那一学期,我的手、脚、耳朵常常被冻肿,痛痒难忍。

宿舍呢?宽大而又阴冷,室内光线比大山学校要暗得多。不过,室内器具倒是比我刚到大山学校的那会儿齐全的多。

其实,最让我害怕的是秋季那几个月,由于房子修在村外,教室和宿舍裂开的墙缝里,时不时的总会爬出蛇来。记得最多的一次,一天爬出了五条蛇。有时,还有那么几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一声不吭地在学校周围转来转去。很有几次,有人还打破了教室和宿舍的窗玻璃,撬开了宿舍门,拿走了宿舍内仅有的几样“财产”。学校周围到处是茂密的灌木丛,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到处阴森可怖,秋风吹过,着实凄凉难耐。
虽然学校在公路边沿,行人车辆却是寥寥无几。由于学校靠近一座大山的山根,因此,校内享受光照的时间也就缩短了许多。所以,我整天生活在寂寞、恐惧的日子里。

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向学区校长汇报了石叶儿学校的情况。我把我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告诉了校长,校长也觉得石叶儿学校学生人数太少,达不到规模标准(那时的的规模标准是每班人数不少于20人),还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过校长的一番斟酌,决定撤了石叶儿学校。
        别了,石叶儿学校;别了,曾经令人寂寞、恐惧的地方。好不容易总算在这儿熬到头了。在石叶儿学校的这一年里,我深刻地领会了“度日如年”的感受。

四、中古河畔的歌声

中古河是上扎村的一个小地名。这里只因流淌着“中古河”这么一条清澈的小溪而得名。上扎小学就坐落在这里。这一带人口不多,村落分散,农牧交错。常言说:“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在上扎,就有着最真实的见证。
      上扎这一带,山美水美歌也美。这里一眼眼清泉随处可见,也许是这清凉的泉水滋润了他们粗犷的歌喉,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有一副甜润清亮的嗓音,让你听了倍感兴奋。在上扎小学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但亲自见证了上扎这个至今保留着藏族特有的习俗,藏族后裔们能歌善舞的独特天赋,而且还欣赏到了他们那粗犷、甜润、清脆而又充满磁性的歌声。

他们逢年过节唱歌,结婚喜庆时也唱歌;饮酒作乐时唱歌,劳动或放牧时也唱歌。那一声声悠扬而纯净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绿水的上空,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这儿的大人如此,孩子们也都毫不逊色,我在上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欣赏到了。

上扎小学,就在中古河畔的“过扎山”下,坐北朝南。学校分前院和后院,学生不算多,大约有六七十人。与我前面到过的三所学校截然不同的是,它是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学生也比前几所学校多。因此,教师也比前几所学校多。不过,现在已改设成了一个教学点。

为了活跃学校气氛,加之自己年轻好动,在分课的时候,本校校长——表哥——向玉清让我在担任了一二年级复式班全部课程外,还分担了这个学校的音乐课。说实话,其实我并不具有音乐天赋,对音乐,只仅仅是爱好而已。我的歌喉呢,更是独特至极,喝一声保证让你毛发倒数,浑身颤栗。但是,既然应诺了,还得装模作样一番,你说是吧?

音乐课上,我让一二年级的孩子把其他班的同学也叫来坐在一起。为了刺激学生的神经,我故意背起手风琴,走进了教室。

为了让大家尽快安静下来,我随手按了几个琴键。听到琴声,孩子们麻雀一样的吵闹声顿时停了下来。这时就有几个胆大的学生喊叫起来:“老师,给我们拉一个!”我笑着说:“你们不唱,叫我怎么拉呢。我看我们一齐来,你们唱歌我拉手风琴,你们说好不好啊?”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大家先互相商量商量,看唱一首啥歌呢。”孩子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稍微过了会儿,就有人喊到:“《白塔》!”于是我先装模作样地拉起来,只拉了开头一句,孩子们的嗓子就痒痒的不行了,他们“一路顺风”地唱了下去。手风琴我只不过是我在大山学校扫盲的时候,借了中心学校音乐教师的手风琴摸索过一阵子,只是拉出来的声音太苦涩了。

开头几句我还勉强能跟上,越唱到后面,我就越力不从心了。我觉得与其南腔北调,还不如停止拉琴,听听孩子们这风铃般的歌声。
孩子们美妙的歌声不一会儿也停了下来。我总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此时我才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何等的才疏学浅“囊中羞涩”了。

我连这么简单的一段乐声都与孩子们配合不了,我还能给孩子们什么呢?可我,又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我认真地给了他们一阵掌声,我说:“太美了!我简直感觉我们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下面,就请同学们继续唱吧。”我已经不忍心再打断他们那风铃般的歌声了。这便是我在上扎小学的第一堂音乐课。

五、收获一片希望

我是2003年到侯旗学校的,当时的侯旗学校,也是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如今也已改设成了一个教学点。我刚到侯旗学校的时候,全校学生一百多人,教师六七个,那时候都是复式教学,每人带两门课,我是四年级语文二年级数学兼四年级班主任。当时的这两班学生,基础都不是很好,肩上担子不轻。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从这天起,我这头忠实的老牛再也没了以前那么多的闲暇时间。虽然在家门上教书,但是我年迈的父母为了不打扰我的教学,不让我分心,就算他们再苦再累,也决不让我耽搁一分钟的上课时间去帮助他们。说实在的,农活繁忙的时候,我确实很想替年迈的父母多做哪怕是一丁点儿活。可他们却总是说:“快去给人家娃们上课去,把你的书教好了,就算你给我们尽到孝心了。”听了父母这些激励的话,我又不得不安心地走进了教室。

秋季那一学期,两班的期中成绩都不理想。这使我心中万分焦虑,无限愧疚。那时的我,只要躺下,脑子里就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出各种难题的题型和解题的思路方法来。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四年级的语文均分才从当初期中均分的47.5分,提高到了60分。这次,虽然进步不大,但我确实是尽力了,我不但觉得问心无愧,而且觉得还很欣慰。

一年之后,侯旗学校的老师有了很大的变动。调走的调走了,待业的也都去了各自的分配单位,最后只剩下老侯、喜红、玉合和我,我们四个清一色的社请教师。虽说学区校长提出要给侯旗学校加派教师,但终究还是没调进一个。
       秋季开学时,校长老侯给大家分课,要求我除了五年级语文,还兼带四年级和六年级语文。尤其是六年级语文,大家都谦辞推让,没办法,我只好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一安排,我和喜红各带一半。说实话,教六年级语文,我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心里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责任重大负担不轻啊。

一年的时间,很快也很忙。这一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上紧发条的旧式闹钟。每天早上,三个班当中总有两班是需要检查背诵默写的。那时我既没学过教学理论,又经验不足。没等我检查完学生的背诵默写,第一节上课铃就响了。直到吃午饭时,站得腰酸腿疼不说,还是饥肠辘辘,滴水未进啊!虽然每班学生只有二十几个,但作业还是一样不少。什么语文作业啦、写字描红啦、配套练习啦……每天都有成堆的作业等着我批阅,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给学生传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要想给学生盛一勺,自己就得有一桶。”因此,我的全部心思都整天沉浸在“上课——自学——写教案——阅作业”这样的模式中。

尤其到了夏天,下午闷热,有时真想安稳地睡一觉。可是时间紧迫,由不得个人的性子,只好不停地写了又写,看了又看,闹得我两只眼睛雾沉沉的,脑子里总觉得像是塞进了无数的湿棉花。

尽管如此,2004年第一学期的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中,我带上来的这一班五年级语文平均成绩还是不及格。不过,这班学生的语文基础都普遍好,这是我值得庆幸的。我发现孩子们对语文课开始有了情绪。我怕他们因为情绪影响而放松学习语文,只好劝慰他们:“我们要的是最后的胜利,我们不求尽善尽美,只求尽心尽力。希望大家能尽快振作起来,努力努力再努力,大家能做到吗?”教室里除了几个女生的抽泣声,再没一个出声的。

从此,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我也想了很多办法,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还是没没有好转。凭着年轻时的犟劲,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按我一贯的方法上课,积极地课外辅导。后来,不知跟谁交谈,提到了《小学生升学必备》一书。我认真的阅读后,将其中简明扼要的知识点摘录下来,课外辅导时讲再给学生。另外,我还找了许多课外模拟题,让他们做过并給他们讲过。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第二学期期末统考中大获全胜,其它两班的成绩,虽然不是太好,但是也还算可以。

统考结束后,当我迫不及待地把成绩单发到孩子们的手中时,孩子们高兴地顿时将我团团围住,齐声欢呼,我的心情也随着愉悦起来,并且由兴奋变得激动,心中一阵阵地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来。

这学期后,我就被调到了恰布学校。在侯旗学校,最让我遗憾的是:我从四年级带上来的这一班学生在我还没来得及收获他们的喜悦,就被调走了,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确实付出了不少的汗水。

六、恰布,几度欢笑 几度愁

我是2005年秋季到恰布的,至今已有13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总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感受

恰布村位于藏巴哇乡向东约十五公里处的一个偏僻的大山沟里。现在的恰布学校就坐落在这个村子的一座山脚下。我们刚去的时候,恰布学校还是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三个复式班,学生六十几个。如今,经过撤并,学校也成了教学点。

那时候,这一带道路崎岖坎坷,极为不便,甚至,很有几段,根本找不到路,一直沿河滩走,把河床当路,其余路段也好不到哪里,满地尽是狼牙似的石头,加之信息闭塞,几乎与世隔绝。说实话,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连一秒都不想呆。相对来说,这里路途远,条件差,从学校到家这二十多路还要步行。但毕竟是上级的命令,教学的需要,哪有不从的道理。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住了下来,没想这一住就是十余年。 和我同去的,还有我们村的王来顺老师,那时他五十多岁,瘦高个儿,和蔼可亲,很有长者风范。当我们到达学校时,学校里只有杨树章老师一个人。分班带课的时候,给我分了二年级和六年级两班的语文、数学,兼班主任。这两班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二年级的学生竟然不会读声母和韵母,六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比喻”,“拟人”和“夸张”。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我信口雌黄,这的确是事实,那都是有内在原因的。尤其是六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年龄上处于叛逆心理期,学习基础又差,而且还顽皮、淘气。加之我死板的教学和管理,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而且还愈演愈烈,甚至上升到了互相僵持的局面。 俗话说:“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频遇打风。”在我情绪极度失落的时候,又是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雪,天气冷的叫人难以忍受。由于房子大炉子小,又是水泥地平,况且以前用的那种炉子,不像现在的那么热。我的手、脚和耳朵都被冻得红肿,痛痒难忍。更为不幸的是 ,恰逢这时又是连续几天几夜的停电。夜里冷的无法入被,焐了几个盐水瓶,由于冻肿的脚钻心地痒,忍不住来回地蹭,没想一不小心将盐水瓶的橡皮塞给蹬掉了,水倒了一床,无奈,我只有坐着打盹儿的份儿了。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感触良多,真不知道那一学期是怎么熬出来的。学校共有三个老师,前半学期王老师在的时候,我们仨还能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到了后半学期,王老师到兰州培训去了,学校里只剩我和杨老师,杨老师不爱说话,也不搭理我。每一周我都是屈指盼着到周末的。学校里除了黑漆漆的宿舍,就是满院的冷风。学校的东西连续被盗,但又抓不住贼。更为可恶的是,大半夜总有好事者装鬼吓人,还往宿舍的窗子上扔砖头。那时候的窗子都是用木头做成的,窗框小窗格粗,还带有窗扇。虽然打不破玻璃,但也不容易睡着。总之,那一学期我的感受是心灰意冷,如坐针毡。

第二学期,也就是2006年春季,形势相对来说成了“阴转多云”,首先是气温逐渐回暖,人际也不再那么生疏了,还交了些朋友,偷盗的事,也没再发生过,通过努力,又化解了我和六年级学生之间的矛盾,还买了一辆摩托,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够幸运的了。但是由于两班学生的基础实在太差,一时半会儿难以“挽回”,就这样,两班的成绩在学区统考中双双垫底。为了鞭策全学区教师,在2007年秋季全学区教育工作例会上,学区校长严厉的批评了我,还“象征性”的给我罚款三百多元,当时我们的工资每月是100元。

常言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不知是因为我不会教的缘故,还是因为经济困扰而受了情绪的影响,从2007年到2012年,这几年我一直是“出师不利”,连续统考罚款。这使我贫穷的生活,不但没有“雪中送炭”,反而却是“雪上加霜”。

说实话,从1997年到2012年,几乎这些年我都是在义务教学。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月薪一百,而且还是一季度发一次。即使三个月的工资全发了,那也是杯水车薪入不敷出呀,加上连续的统考罚款,我几乎常常是所剩无几。每年春夏两季,村里人都搞各种副业,钱挣得热火朝天,而我却还两手空空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教书呢。 农闲时间,人家都盖房的盖房买车的买车,家家添了新式家具不说,还买了各式家用电器,而我呢,仍旧是“家徒四壁”。生活上还一直彻彻底底的“啃老”。每次想到这些时,我心里急得就像猫爪,常常是整夜整夜的失眠。那时我常幻想:要是早餐能有一包方便面就好了,我不奢望吃好,只要能吃饱就行;啥时能安安心心地吃一顿饭,啥时能有宽裕的钱花,可是我没有。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退出来吧,已经辛辛苦苦地干了十几年了,虽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这样一走了之,实在有些不忍心;继续干吧,繁重的债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叫我怎么养家糊口呢?唉,真是“鸡肋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家里,父母双双年迈,母亲常年腿病,住的房子也是40多年的老屋,椽木已朽急需维修,而我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却一次次与挣钱的机会失之交臂。生活上还得靠年迈的父母拼命地种地卖粮维持生计,就连我个人的生活用品、蔬菜以及摩托的油钱都是父母给的。即便如此,2007年暑假期间,我还是毅然报名参加了甘南师范举办的关于《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自费培训学习。随后,我又边教边学,先后取得了电大函授专科和本科的学历,以及小学教师所需要的所有证件。

2008年9月,我们的工资从100元上涨到了600元,这使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比起以前,确实是松了一大口气,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这时候,我已经跟恰布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熟悉了,而且相处得还不错,乡亲们给我们送这送哪的,真的让人很感动。说实话,我有何德何能,让人家如此抬爱。我们没给人家多少,倒是人家都这么真诚地待我们,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可是既然人家已经送上门来,也不好意思把人家拒之门外吧。

2010年,一条惊人的喜讯从天而降:全省代课教师允许参加“甘肃省一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下基层”选拔录用考试。当时由于我还没具备报考条件,直至2012年,我才参加了考试。这次,我们全甘南州招录了6名代课教师,我也在其中。得知我被招录的消息,我的父母以及所有亲朋都为我高兴。感谢各级党和政府,感谢各级领导,你们的关怀,让我们这些落魄的书生也有了一口饱饭!从此,我再也不为吃饭发愁了,以前奢望的早餐时一天一包方便面,如今我也能办到了。从今往后,我也能安心地教学了。 在恰布的这十几年,我饱尝了贫穷的恐慌,也体验了饥饿的辛酸,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真是“有喜有泪,有花有果” 。

七、感悟 .思索。

末尾的这篇,就当是我对这二十多年教学经历的一次回顾与小结吧。

在农村教育这片热土上,我已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我的苦乐掺半,汗水与泪水掺半,这泪水有伤心难过的,也有幸福激动的;在这二十几年中,我吃的是平常饭,干的是平凡的事,在这周而复始的时光中,推移着岁月的年轮。虽然现在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奔走在地势偏僻,条件艰苦,教学设备相对简陋的边远山区村学,即使大多数人都不愿去那里,但我还是要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加倍的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会比以前更加耐心、细致的教给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想想那段漫长而又贫穷的代课生涯,想想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再想想今天党和政府给我们的这些优厚的待遇,不禁使我的热血又一次沸腾起来了。

那漫长而又贫穷的代课生涯,使我懂得了金钱的珍贵,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是让我懂得了努力奋斗、努力拼搏的人生价值。同时也让我见证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的人生真谛。

人生的路,我只走了一半,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一些坎坷,品尝了生活的个中滋味,但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的人生还属于未知数,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知识更是太多太多。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多岁的年龄,对我来说,不算小也不算大,正好如日中天,正好还能利用今后的这段时间,为家乡的教育教学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说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父亲让我选择了乡村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是母亲的不断鼓励与鞭策,才让我有信心长期地坚守在农村教学岗位上;在此我也深深地感谢那些曾经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是你们的关心、鼓励与支持让我在贫穷与饥饿的困境中坚持了下来。

也许你要问我:“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述这些?”说实话吧,一方面我是为了鞭策自己,忆苦思甜不忘过去,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更加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我是想把自己的教学经历分享给大家,让不了解农村代课教师生活的同仁们感受一下农村代课教师教育教学的艰辛,从而能够产生点点滴滴的共鸣和启发。

这篇手稿于2006年1月4日夜在恰布学校开始拟定草稿,并且粗略地完成了初稿,于2018年3月8日晨又在恰布学校基本梳理完毕。其间断断续续修改十二年,由于个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至今漏洞百出,还望各位批评指正,不吝赐教。如蒙赐教,愚某将感激不尽!

马换喜
2018年3月8日晨于恰布学校

编辑:陇上光明

小编提示

主编:陇上光明

编委:岳海明   赵小军   张素云  

           合   非    赵   鹏   刘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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