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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叔河 张先生走了，走得像平时一样安详。先生年近期颐，已臻上寿，顺生应命，无疾而终，我辈本毋庸过悲，但想到寥落晨星又弱一个，心中的失落感仍久久不能散去。 先生名中行。《论语·子路》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虽不薄狂狷，却对中行更为看重。如今盖棺论定，先生的生平行事和文章思想，都说明他能实副其名，称中行而无愧。 “狂者进取”，在青春如画如歌的岁月里，张先生的“进取”精神确实稍嫌不足。如果他更“进取”一些，大街上会多一个游行示威喊口号的大学生，也许还会多一位后来的“三八式”，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此一来，很可能就不会有《负暄琐话》，不会有《流年碎影》，不会有《佛教与中国文学》……了。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句话大概也可以用在这里。 “狷者有所不为”，张先生却曾为“六代之民”。他因为家庭拖累，“不得不扔掉逃出沦陷区的理想”，去当时的民众教育馆管图书，还到当时的北大国文系当助教。“吞声混瑕垢”的他，辛辛苦苦养育了几个孩子，使她们后来都能为建设新中国出力；自己也利用管图书的条件，勤读了“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名家名著的权威（英）译本”，这对于一位学人和文人恐怕也十分重要。 我有幸“得中行而与之”，其经过先生在《书呆子一路》文中写得很详细。文章我是在《读书》杂志1994年第一期上读到的，后来收入《负暄三话》，别人又给了我一本。此文开头说：“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天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过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当面送的。” “著作等身”是客气话，除此之外，都是纪实。我和先生见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先生的著作，大都签名寄给了我，写到我的《负暄三话》却没有寄，“扬人之美，不可当面”，这也显示出先生不示好不张扬的谦和内敛的本色，正所谓“书呆子一路”；我虽然也印过几本小书，总觉得拿不出手，只有选编的知堂著作，还有辑刊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知道先生会爱读，才寄去或托人带去，如今一十四卷的知堂文集即将印成，而先生却已不及见了。 上面说了这些，可见人之相与相知，并不在乎形迹。尤其是文字之交，鼎尝一脔，即已知味，更不必用作品相酬答。张先生长于我二十二岁，他对我奖掖逾恒，我在他生前却从未公开写过他（先前对钱钟书先生也是这样），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爱重先生，亦爱重和先生的交谊，故深惧同于流俗贻先生羞也。 在《书呆子一路》的末尾，张先生写道：“他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之半，希望我写，装裱后挂在一幅画的两旁。我问什么语句，他说都出于宋词，上联是辛稼轩的‘更能消几番风雨’，下联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是两年以前了，我忽然也想集联，从小圈子（《古诗十九首》）里，驰骋地很小，居然也有成，是‘立身苦不早，为乐须及时’。”接着又是客气话。其实“风雨”“江山”亦不过说说罢了，我和先生境界的差距，正如宋词之于《古诗十九首》，相隔真是太远。 先生随即便将对联写好，在北京装裱后装盒寄给了我，可能是为了节省字数吧，上款写成“钟叔河先生集稼轩白石句为楹帖属书”，将梁任公略去了，这却有些不妥，我以为。 辛姜二词都是在长沙写的。辛词调寄《摸魚儿》，起首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有小序：“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姜词则是一首《八归》，上阕末尾两句是：“送客重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都付与啼鴂。”词牌后只有一句话：“湘中送胡德华。”白石客长沙时在淳熙丙午，即公元1186年，而淳熙己亥则是公元1179年，相距不过七年，同时代的两位词人却未能在长沙相见。文人遇合，亦有幸有不幸，送别张先生时想到这里，不禁更加感到寂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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