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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请让更多的人关注“鹭客社”。   上 在我母亲叶蓁蓁女士百岁诞辰和父亲苏元川先生百岁庆生之际，我静静地追思父母在我身上留下的什么样的“烙印”，我又继承了什么？ 我母亲1920年5月出生于马尼拉，外公叶天送是菲华翘楚叶清池的长孙，曾就读叶清池倡办的我市首个大专院校同文书院，受聘菲华木材大王李清泉创办的中兴银行厦门分行任总经理。  （左边我母亲，当中李清泉夫人，右边林钟卿大夫） 我外婆祖籍南安官桥，是著名菲侨蔡浅（资深）的第四女儿，我舅舅叶克强身高185cm，是著名菲华篮球名将，我身高187cm，我弟身高183cm，我们三人都是遗传蔡氏家族的身材高大。母亲高中是一个人去香港读真光女中，真光是一所英文中学，她为了恶补英语每天要背二百英文单词，把胃都搞坏了。去上海圣约翰读大学期间，日本鬼子来了，上海沦落，菲律宾汇款寄不来了，妈妈就去兼职做家教赚钱补贴生活费，她是高材生，四年的课程，她三年半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其深厚的功底，成为她往后几十年中不断变换工作的保障。母亲的业余爱好有弹钢琴、排球和网球，我继承了父母的“体育基因”，最终体育成了我的事业。  初二时，我已经长到1.8米以上，学校开运动会，母亲给我做了件运动短裤，我很兴奋，但却闹个笑话，我头一天就早早穿上，第二参加800米长跑，走开一马当先，可最后是捂着肚子跑完，原来是裤子松紧带大紧，造成肚子涨气，不过也首次站到领奖台，得个丙组铅球第四。那年，八一游泳队来厦招兵，我的身材条件和水中姿态合格，父母也支持，可惜后来因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但体育的萌芽己在心里出土，后来，我参加篮球和足球训练，一路走上奥林匹克之路。 母亲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外是良师益友。对待子女言传身教，“一碗水端平”，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百般照顾。妹妹钟宁六岁时，母亲就让她自已种絲瓜，每天自已要浇水观察什么时候开花，开几朵，雌性花要人工授粉，开花后几天可以收割，一条瓜有多重，一株瓜一共收108条，什么时候施肥等等全部记录下来，从小学习观察分析能力，记录整理笔记等，她深深地感到:从小学习的态度和能力的培养，对她的人生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七十年代初，我母亲可以出国到菲律宾探亲，和离别二十多年的亲人团聚，可她每次出国，在马尼拉停留时间很短，总是顾念厦门这个家，迫不及待、不辞辛苦地为这个家充当“运输大队长”，每次返厦都带回不少生活用品；八十年代初，我女儿出生三个月后，就搬离李家庄，母亲总会在周末，带点水果或点心来探望孙女，并且每个月给几十元的营养补贴；92年我参奥运会邮展后，我从西班牙返回途中，患带状疱疹，返厦后住第一医院，母亲当时己身患癌症，仍然隔三差五地从鼓浪屿来探我，时而送来凉茶等；她考虑到子女中，只有我一人没有出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当时月工资只有几百元，她生前就遗嘱把五万元人民币留给我，这宝贵的财产继承，让我购得起政府分配的统建房，后来，房子转让，让我获得经济起飞的第一桶金。 母亲在师生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她是个“全能教师”，大学毕业后在毓德女中代过课；“扫盲时期”任过教，仅在二中期间，就教过生物、数学和英语，有十分敬业精神，单从每天上下班就能看出，她总是抱着一大捆作业簿或考卷，拖着步履蹒跚的脚步，来回于校门和家门之间，她不会比别人少布置作业，也从不会没批改作业，几十年兢兢兢业业地从事教育事业；她秉承了叶家的乐善好施之德，礼让好客之风，她对贫困的学生常予经济上的帮助；对学习优良者总是及时给予激励；对调皮的学生给予思想上的引领。父母同是二中教师，老教师中孙安达语文组长和一中教导处叶绂麒主任夫妇、吕良德英语老师（我们喜欢按他呌小孩的手势昵称他“不动”）夫妇，叶贻宽和林梅英老师夫妇，陈占湘老师夫妇，颜译其老师（“颜总理”）、王秀怀等老师，年轻教师殷承典老师，傅孙颐和黄碧茜老师夫妇、林莲芳老师、郑南辉等老师，都是我家常客，父母总是以茶点待客，这时也是我们小孩高兴的时刻，即有吃有喝，还能听大人聊天。他们有时是来茶聊，有时是拜访；有的是来集体备课，还有的是来请我父母当“红娘”…… 许一心学友和球友的母亲王双游也是我父母同事，他父亲许祖义先生曾任厦门市副市长，他爷爷许卓然和我爷爷苏天赐同是泉州同盟会创始人，我们也算世交。小时候，有一年夏天，他家把厦门市李文陵市长的三位“千金”，推荐到我家渡暑假，说明了我家的教育和生话环境被认可，后来，市长夫人苏群部长成了父母的好朋友。八十年代时，外公己去世，母亲把外公留下一点股票捐给日光幼儿园建一座幼儿游泳池。 聪明贤慧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晚年抑郁成疾，上帝就在她73岁时帮她解脱，安息主怀。亲朋、学生们送来的花篮、花圈，二排密密地排了五、六十米长，出殡那时，突然天降暴雨，人们说:老天也在哀悼这位慈母良师。 下 父亲1921年农历六月三十出生在鼓浪屿，爷爷苏天赐祖籍同安芦山，是同盟会泉州分会财务股长，国民党分裂后离党，三十年代时，到鼓浪屿行医，曾任过三届的工部局卫生委员，解放前返回泉州定居，也是位名医，父亲也算是个“干部子弟”吧，小时候调皮的他，受到父亲严历的管教，养成他倔强性格和逆反精神；我们四个子女中最调皮的是我，我同样被沿袭了苏家严历的“管教”，也形成了倔强的性格和逆反精神。父亲在泉州培元中学读书时，和香港议员黄保欣先生，抗日战士、地质专家、省侨联委员王忠诗先生（他有百年传奇身世，去年逝世）是挚友；在鼓浪屿就读英华中学时，是校足球队的骁将和合唱团的知音。中学毕业后投考福建协和大学园艺系（福建农学院前身），后来拜师著名的农艺专家李来荣教授。1947年与我母亲叶蓁蓁结婚，得一子苏钟人（我大哥）。父母结婚后，父亲就在中兴银行任职，因李家欠职工钱，我家就搬进李清泉的李家庄（漳州路38号）抵债。 1949年6月，我就在李家庄二楼出生。解放前，外公全家随中兴银行撤回马尼拉，只有我母亲一人留在厦门。父母在家院子建三间鸡舍，创办养鸡场，引进优良种鸡、孵蛋机等先进设备和饲养方法，我家的经济来源依靠出售种鸡蛋，父亲的绰号“红鸡苏”因此而得名，而鼓浪屿的原住民更是无人不晓，不过，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绰号，有次，他听见隔壁学校有学士在喊“红鸡苏”，立刻翻墙过去，凶悍地追赶呼喊者，让其吓得不知所措。弟妹陆续出生，单靠养鸡，经济上仍是入不敷出，我妈的一些嫁妆陆续被当出，母亲的钢琴也没了；不过，父亲仍可继续他的业余爱好踢足球，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和世豪叔（殷承典老师的二姐夫）去中山公园参加足球赛，还带我和哥哥同去，过后，又买了一双新的足球钉鞋，可惜还没能穿上就患肾炎。父亲曾风趣地说:我这辈子得过很多病，肾炎、胃割除三分之二、肺炎、心脏病、癌症，就是没有肝（闽南语肝与官同音）病，寓意:他不会当官。他那刚直不阿，不会阿谀逢迎、拍马屁注定当不了官，这点我和他如此相似。 1952年父亲进入厦门二中任生物老师，一直到文革前，他是个一专多能（农、工、商）的人才，他执教毕业班时，二中高考生物科成绩一直名列全省前茅；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市里委派到海南岛引种亚热带植物，西番莲（现称百香果）、咖啡等就是当时引种到我市的，并在我家也成功种植；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他为学校办养鸡场、养兔场和海沧鳌冠农场，让学生有课余的社会实践基地，又为学校创收。父母把家里养的多种种鸡，全部交给学校，以一斤种鸡换回一斤老鸡、病鸡为条件。母亲也夫唱妇随，前往山东培训、采购、押送种兔，在二中后山办起养兔场，母亲不怕苦、不怕累，起早摸黑地与学生们一同实践，师生们共同留下不少美好回忆；农场里的海蛎养殖更让师生们流涟忘返，特别是那“黑耳”蠔收获的季节。记得我上初一的那年秋天，父母亲和哥哥都到学校农场劳动一星期，我要自个带弟妹，在空荡的李家庄二楼，每天晚上八、九时左右，我们手持乒乓球拍做为“武器”，从室内来到门口给前来陪伴的二中苏国盛生物老师开门，每晚是那么“惊心动魄”，但这都是父母给我们的锻炼。 说到“锻炼”，父母对我们的素质教育让我们终生受益。我们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但父母从不对我们骄生惯养，而是十分重视培养劳动习惯、自立能力和业余爱好等。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家养花种菜，我在花盆种的西红柿挂果累累，最大一颗十两（当时是十六两制），和另一盆豆荚满满的荷兰豆同时被送到在文化宫举办的市农业展览会展出；小时候，李来荣教授也常来家里，会给我们带来芘麻蚕和“二四滴”激素药水等，我会常围坐长辈们间聆听园艺趣事；我喜欢随父亲走街串巷，岛上哪里有鳄梨（牛油果）、菠萝蜜、莲雾、薄壳核桃、人心果、金边仙桃、树葡萄、番荔枝、番石榴等，我都可如数家珍。  我们采摘了内厝沃一别墅内的一株灯泡型油梨，取其种子，在父亲的指导下栽种，等待八年后终于结果，因母株边还有一株圆型果（较大），花粉相互传播原因，我家这棵有时也会长出一斤多重的圆果，高产时，年产三、四百粒，树高长到三、四层楼高，可谓“厦门油梨王”，当年亚热带引种场曾以2斤水果换一粒种子，我们连续几年换得几百斤水果，也可以说此树也是“厦门油梨之母”，可惜98年大台风，这株四十多年的大树被吹倒了。母亲在院子里种的瓢瓜犹如大腿粗，小学期间，我们在院子里种上各种果蔬，有水密桃、葡萄、木瓜、香蕉、番荔枝、番石榴、西番莲、咖啡（我还能焙炒咖啡）、甜玉米、地瓜、牛皮莱、絲瓜等，有一年春节初三，父亲指导我们兄弟二人移栽一棵薄壳核桃，他把手扶在树干上，哥哥在挖土时不小心把锄头碰到墙上，弹回树干把父亲的食指砍伤，从此，他的食指就永远半弯曲。我们还在院子里养鸡，在阳台上养兔子。  最为得意是，我种的木瓜，其中一株长了两颗，一颗十三斤（见照片），另一颗十一斤，靠的是充足的肥料（鸡粪）。有一段时期，我们弟兄三人的劳动分工是:哥哥（己上初中）挑水、換煤砖等；我（小学五、六年级）负责养鸡、种菜等；弟弟（小学二、三年级）负责到食堂买饭和洗碗。记得有年暑假他贪玩，没按时完成作业，开学前，赶紧补日记，千篇一律的:今天我洗碗，洗得很高兴。不过，这是确确实实的写照。我妹妹当时还小，1969年3月8日，父母同时送我们三兄弟首批上山下乡，以后的家务事就妹妹全包了。  十二岁那年，小学五年级上学期，课余时间，我跟随班主任张纯青老师在学校边开垦的菜地种菜，或许我们用的都是臭水沟的积水，很脏，我不幸被传染脑膜炎，但在父母的精心照料和第二医院廖永廉主任医生的精准治疗下，我奇迹般的康复，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是他（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生难忘。五年级下学期，我在家休学，但没闲着，我养了十几只火鸡，火鸡的食量很大，我每天要切很多菜养鸡。二中的一位工友“良阿”身体不很好，我妈会帮他买药，他常送自己捕的鱼给我们，他会教我杀鱼，煎鱼，打春饼皮，炸油条等，还有绝活烤火鸡（实践上是油炸），我可以独立操作烤十三斤重的火鸡，与家人分享。 当时，父亲一个小小的生物教研组组长，每天清晨要和其他“牛鬼蛇神”拖着粪车上街收集粪便，可他乐观的性格使他仍然有说有笑，他总是拖车头，从我们家门口漳州路的斜坡呼啸而下，无不让人佩服。随着文革深入，派性发作，我和家人争吵，1967年元旦，我偷偷地离家出走，到有二中校友杨易同学等驻守的钢厂据点，因那里有免费食宿，没几天，1日5日晚，大规模武斗发生，校友杨易被炸死，我躲在房子里，也被跳弹打中脖子(离动脉很近），一直到清晨，接到撤退命令，我在枪林弹雨中跑了几百米，才回到安全区域，而后被送进第一医院。父母摈弃前嫌，赶来把我接回鼓浪屿医院，赶紧请外科温绍杰主任把弹片从肩上取出，精心照顾我到伤愈出院。  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后福”该是这家又“复合”了。可是这次大团圆的时间不长，1969年3月8日，我随一中学生插队上杭古田公社，哥哥和弟弟一起随二中学生插队永定堂堡公社，这不仅是我们兄弟的自愿，也是父母响应政府号召的决定。接下来就是他们省吃俭用，为我们储备粮票，晒制“干部魚”（巴浪鱼），炒制“面茶”等物质准备和输送，每当我收到一份“干粮”，心里就有一股“家的温暖”。 从“牛棚”解放后，学校就派父亲筹办酒精厂（校办厂），后来，又筹建教职工宿，可自己也没有要求分一套。父亲退休后，受街道办聘任当海涛百货商店经理，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把商店办得风声水起，在鼓浪屿小有名气，几年后，他辞职了。因为父亲有广泛人际关系和口才，学校校友会吸纳了他，他又开始奔走在香港和菲律宾英华毓二中校友间，为学校教育事业筹款，他动员了好友香港议员黄保欣（其夫人是毓德女中校友）捐建了“保欣楼”，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菲侨周宗典先生和在港的吴建德、林佳良先生等原二中足球队的校友，1988年，共同创办了“英友校友足球元老俱乐部”，隶属校友会，父亲被推举为理事长（现在是终身理事长）。 从此，这些二中退役的球员和足球爱好者，从此每周有了一次聚集健身的好去处，我在九十年代期间也加入其中。俱乐部还常与国内外元老队交流，经常派队出访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等地，进行体育交流，所到之处，我无不受到当地英华毓德二中校友和华侨热烈欢迎，我也曾随团访问过上述多地。父亲一直倡导“以球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在指导比赛中，经常审时度势看待比分，常得到对手的欢迎和尊重。多年来，校友队也是二中校队的最好陪练，为其取得好成绩有不可忽视的功劳。在英华足球俱乐部的经历，是父亲晚年的一段美好回忆。 父亲的做事风格和行走姿态是如此的“彪悍”，到了92岁生病住院前，每个工作日仍然赶往厦门炒股，有时会小跑赶轮渡，有次船刚离岸，他赶紧跳上去，我称他“坐飞船”；他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得心应手，都是“悍将”；他对我的“管教”也很“凶悍”，在我眼中，他就是位“悍父”，当然，在其他子孙眼里，应该还有“严父”、“慈父”、“亲爷爷”等另一面；在有些学生眼里或许还有“风流倜傥”、“以牌会友”等印象。 从追述、反省和感悟中，我得到自慰，从上山下乡的磨练到走上矿工工作岗位，从兵团打篮球再部队踢足球，从以工代干到转中级篮球教练，先进修再函授学习取得大专文凭，从体育总会到转正公务员，退休后自办家庭旅馆、建农庄等，一步一个脚印，农、工、兵、学、干部、商等行业都实践了，多年来耳闻目濡长辈们的各种优良品质得到深刻解读和不同程度地传承，在我的人生奋斗中影射出“家庭的烙印”，也闪放出自己的亮点。 作者：苏钟文，鼓浪屿人，篮球教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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