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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接触，或说第一次接触元代诗文是1961年。我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被分配参加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振淮、费振刚诸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在元明清段。这部分由王起、季振淮先生负责。我编写部分戏曲、诗文初稿，戏曲部分是王先生负责，诗文部分是季先生负责。当时，我们是两年多的时间全部脱产，吃住、工作在一起，只有星期天放假。图书资料全部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调到工作地点。工作开始时，游先生就向领导提出：我们的水平限制，写不出达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度的文学史。领导回答八个字：“实事求是，主编负责。”也就是说，编写要求是“实事求是”；对于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主编定夺。应该说，这是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这部教材达到一定水平，能够较长期使用的根本原因。当然，由于编者水平和时代的限制，问题还是不少的。该书在使用过程中，又经过1978年、1998年、2002年三次修订。我参加了修订工作。1985年，北京大学赵齐平教授推荐我编写《中国文学史纲要》（宋辽金元文学），此书也已经四次修订，并于2016年易名《中国文学史纲》（宋辽金元文学）出版。1988年以后，我又参加了《全元文》的编纂工作。先后五十余年，经历了对于元代诗文的不断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元代诗文初稿时的态度，与葛兆光教授写其大著《中国思想史》元代部分时相同，他说：“把思想的平庸、停滞甚至是倒退的时代也看成是一种‘历史’，也许思想史会更具有连续性，因为，平庸也罢，停滞也罢，倒退也罢，其实毕竟都不是没有思想，只是没有精彩思想，而没有精彩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四节）季先生对于写作的态度十分严肃，我没有敢说我的想法。先生在写作开始时，从不预设结论，要求认真读作品，看前人和时贤的研究著作，归纳介绍主要的、比较公允的观点。在写作过程，总是十分冷静的商讨问题，完成一节或一章后，也从不认为已经结束，只是告一段落，问题永远在进展中，应该继续思考。先生的《韩愈》一书，写成二十余年，仍未出版，我问先生，先生说：“我还要改。”先生对待研究工作的态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有很多问题出现，要求我们思考和重新认识元代文学、元代诗文的面貌。如：金元之交、宋元之交、元明之交文坛面目，作家归属；宋金遗民问题；元代民族问题；元世祖忽必烈统治近半个世纪，对于文学的影响；元代士人的分化与文学；元代理学与文学；区域文化与文学……无尽的问题缠绕在脑中。2018年，我参加我校七八级同学返校聚会，得知有的同学保存有毕业前听元白先生《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程的笔记，非常高兴。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章海生同学（现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怕我看不清他的笔迹，将笔记录入电脑，并且查对部分原文，寄来一份整理稿；李卓文同学（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原说他当时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整理笔记，不整理无法给别人看，但还是很快寄来一份复印稿。两份笔记互相对校，终于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元白先生教学记录。反复阅读，似乎回到先生面前，听到他谈笑的声音。这份笔记不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元代诗文，而且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元白先生这次课，只讲了三次，可能不足九小时。首先讲元诗文纵论，然后讲元文（包括串讲范文），共用了约七个小时；元诗讲了半次，约两小时。先生说：“传统认为元代文学就是戏曲、散曲。讲中国文学史，元代一般不讲诗文，都跳过去了。事实上，元代诗文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承先启后”四个字，说明先生是注意它的历史地位。历史的发展如同河流，它是不可能有一段断流的，明代文学不可能直接上承宋金文学的。先生讲元代诗文，就是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探讨它是如何“承先启后”的。元文，先生先从韩愈说起，他认为从韩愈提倡“古文”到“‘五四’提倡白话文，是一个古文发展的历史时期”。六朝以来，散体文曰“笔”，骈体文曰“文”。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是以“笔”救“文”。“笔”的兴盛起来，发展为韩、柳的古文运动。最初的“笔”有些艰涩，经韩柳的努力，方才规整起来。先生认为：韩愈的“古文运动”并非真正提倡用古文写作，而是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书面语言进行写作的，其中也偶尔用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启功讲学录》第一编论文学之“唐代文学”） 元朝人比韩愈更进一步，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我国方言复杂，说了别人不懂，可写出来别人懂。如我们说“喝茶”，福建人说“饮m茶”，《说文》是“饮茶”，说“喝茶”福建人不懂，说文言“饮茶”，福建人懂。所以，毛主席说“饮茶粤海未能忘”。我国这么大地域，维系语言交际是书面语。通行通俗文言文完成于元代。我叫它为净化的、柔化的、规范化的文言书面语。元朝人的文章在语言上起定型的作用。 从中国通语发展的这一角度研究元代散文，是过去没有思考过的。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我国地域广袤，古代南北部族亦多，语种不一，方言甚多，但是有通用的文字和通语。先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演讲中说：“我们一提中华文化，就很容易想到汉语、汉文、汉字等等，很容易这么联想。我要提的是艺术创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功劳，即使用汉文、汉字、汉语等，也有各族共同的贡献，并不等于用汉文写的就一定是汉族人写的，这一点大家也会随处遇到。”（《启功讲学录》第四编其他之乌鲁木齐讲演“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回顾我国民族共同语最晚在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叫“雅言”，也叫“凡语”“凡通语”或“通名”。《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先生还举隋朝统一中国，鲜卑人陆法言的《切韵》，用“切韵”有利于通用文字和通用语言的推行，是“一千三百年前在汉语学上的绝大贡献”（《启功讲学录》第一编论文学之“唐代文学”）。唐朝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语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同时融入多种语言的元素，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文言文是先秦时期的官方文字和语言，后来渐渐地成为专用的书面用语，与语言（口语）渐渐脱节了。从这个角度认识韩愈的“古文运动”并非真正提倡用古文写作，而是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书面语言进行写作的；从这个角度认识“我国这么大地域，维系语言交际是书面语。通行通俗文言文完成于元代。我叫它为净化的、柔化的、规范化的文言书面语。元朝人的文章在语言上起定型的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发前人所未发。先生给每位听课学员发了元好问、姚燧、戴表元、虞集四位作家九篇无注无标点例文，这些文章不是作为范文。先生似是要说明自韩愈至元代，文学手法的发展。在讲述中有肯定，也指出问题。如讲解元好问《承奉河南元公墓铭》时说：什么内容没有，也要写。这是以后八股文的古模式，以后八股文的开端。即将古人句子，无中生有地按程式写一通。如八股文，有人以“子曰”为题，他还写了六百多字。前二句破题，写“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谜语。你服不服？他能无中生有地写出这些话来。明清人的不实之文都是这一类文章。 先生这样讲文言文的发展，讲大趋势，但讲到每个作家时则很注意每个作家的特点。如先生在给研究生讲明代文学时，为了说明明初文体的变化及其潮流，讲到元四大家揭傒斯。就说他“一味泥古，往往说半句话”。他认为，全面的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要看一个作家与前者有何关系，与当时有何作用，对后世有何影响。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如果勉强再分，明人诗可为抢出来的（几派来回打架）。 这些形象的语言，先生说是笑谈。但先生还是多次，依此讲中国诗的发展过程。先生认为唐以前诗是成长期，唐诗是壮盛时间。宋以后以模拟为主。先生讲中国诗歌史注重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特色。关于元诗的特色，先生说：“元朝人仿的有选择。”“元朝人模拟唐诗，全都打磨得四平八稳，一点毛病都没有。”“元朝人的诗是‘仿’出来的，模拟唐人的诗，故事也许没有，可说得婉转，学哪一家像哪一家。”先生主要通过与唐诗、宋诗、明诗的特色进行比较来讲解元诗的特色。元好问（1190—1257）：《范宽秦川图》《宛丘叹》《此日不足惜》 王恽（1227—1304）：《苦热叹四十六韵》 戴表元（1244—1310）：《赠赵子实》 程文海（1249—1318）：《寅夫惠教游鼓山四诗细读如在屴杖屦间想像追和用坚重游之约四首》 宋无（1260—1340？）：《次友人春别》《公无渡河》《战城南》《公莫舞》 袁桷（1266—1327）：《舟中杂书五首》 虞集（1272—1348）：《为汪华玉题所藏长江万鸦图》《挽文山丞相》《题滦阳胡氏雪溪卷》 马祖常（1279—1338）：《上京翰苑书怀三首》 迺贤（1309—1368）：《南城咏古十六首》
遗憾的是，先生因为外出摄制《碑帖研究》外景，没有能够继续讲解。先生在其他场合谈到元诗时，曾称赞虞集诗的风格，并谈及在清代的影响。谈赵孟时，觉得在晚年才真正理解。从先生这些意见来看，先生对于元诗还有很多话没有讲。这次专题课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讲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之二、之二十四、之二十九等四首。先生认为“此三十首绝句，就是元好问作诗见解，是他的宣言”，并且认为元好问是“元诗的开山祖师”，“元好问的作诗主张一直贯穿元明两代，都受元好问论诗主张的支配”。明确元好问指出分辨什么是正体？什么是伪体？这是元好问立论的中心。元好问是以建安体为正体；元好问以韩愈的《山石》诗与秦观的《春日》诗对比推崇韩愈诗的风格，排斥柔媚的女郎诗；推重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主张自然、新鲜，不要陈后山那样苦涩的诗句。元好问在清朝以前的评论和现代的研究论著中，都有相当高的位置。他在入元后的作用也得到元人的定评，如王恽说：“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好问）、李（庭）、杜（仁杰）、曹（之谦）、麻（革）、刘（祁）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西岩赵君文集序》）但仍然有的学者强调其为金遗民。先生对元好问的评价，舍弃了某些旧观念。在三十多年前做出这样的论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多见的。先生在本科教学中，很注意介绍学习方法。他强调指出：学习古代文学，读古文，标点是重要的。古人初入学要“离经辨志”，“离经”就是把句子能断开，“辨志”就是能理解句子的意思。介绍古人如何读书，先生以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如何搜集资料、处理资料，以及自己如何做卡片为例。又叮嘱同学们读书时，有什么片段的想法、体会，要赶紧记下来，否则思想火花瞬间即逝。可谓苦口婆心。我读先生讲学的笔记感慨很多，最主要的，是让我回忆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和我谈起的一些话题。先生对于学界的师友都很尊重，但对于学界的情况并不满意。他觉得一些流行的理论、史著，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有的甚至故意神乎其说。他准备从中国古代文学情况的实际出发研究一些问题，以参与改变这种面貌。他准备从文字、声律开始，写一些论著，当时他正要写三部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还有一部，我不记得名字。从后来他关注的问题看，他对于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史,都有自己的想法。后来被声名所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从他的文章、谈话中，可以知道他的想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用中国话表达出来。我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笔记，使我们能听到先生的讲述。当然，如果先生自己写出这些著作，会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只有期待时贤能在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方面，不断有新的成绩。
本文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特别感谢李修生先生、李卓文先生为本文提供手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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