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事情都像写到一半的日记，搁笔之后就没了内容，剩下的都是些散乱的、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风雨阴晴。好多发生过的事情，又好像没有发生过。今生今世在恍恍惚惚之中，倒成了风尘。然而，风尘之外，又有什么能够细数的呢？ 即便是能够细数，值得回忆的，那事物本初和结尾的画面还足够清晰吗？ 上高二时，学校邀请了“新概念”获奖的学姐回校开讲座。那年我一直没有写出理想的文字，写作因此变得封闭和私人化，不允许被他人阅读。为了去听那场演讲，我推掉了原本的计划。讲座那天，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我拎了张水绿色塑料凳走进大厅，因为自己的平庸感到特别紧张。我找了一个不大显眼的位置，坐在会场内七点钟方向听她们讲述她们的“新概念”故事。那时的我对她们只有歆羡，心中涌起无数的默念感叹。 讲座结束后，我最后一个走。我在门口看着报告厅里的大灯一排一排被关掉。我想，或许哪一天我也可以来演讲呢。同样的想法也曾在高中毕业后的暑假萌生出来，那一次我没有去成上海国际文学周，当时我想：或许某一天我也可以去文学周讲讲。 我承认，这样的想法确实不切实际。头脑发热过后，就觉得自己差劲了不少，好像《中国青年》中说的一样——“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了”。到后来，只能用自嘲来消解自己的无知无畏。 但正因为无知吧，所以可以拥有无畏的权利。 从那以后，每一期的《萌芽》我都会买。等到填写报名表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好看的证件照，只好拿出好几年前拍的照片，那上面的我还是高中生的模样，能做的好像只有把字写得好看一些，把信封整理得干净一些了。 为了避免事情在踌躇犹豫中被消耗，截稿前一天早上，我寄出了修改到凌晨的文章。我没有给任何人看我最后一次的修改稿。 就在截稿后的十二月，我逛到学校的书吧。那本《萌芽》封面我记得好清楚，是灰灰白白的冬日树林和覆雪草地。我盯着那本《萌芽》的封面看了许久，犹豫着要不要买下它，我想，进不了复赛，不买也罢，还不如好好高考。那是我第一次为了一个不昂贵的东西踌躇了这么久，还是转身离开。一回头，那个有着宽双眼皮的收银处阿姨看了看我，因为我经常来，所以她认得我。面对这样的注视，我有些像被车灯照射到的兔子。我支支吾吾地，用“《思南文学选刊》到货了吗”来掩饰当时莫名的尴尬。她摇了摇头。然后我们相互礼貌地微笑。买一本总是好的，我一直不太喜欢空手而归，因为空手而归总带着点落魄和失意的情绪。买一本或许就能驱走这样的情绪。要是我真的入围了，那么“新概念”这段路也会因此拥有绵长而连贯的记忆。 我回过身，还是买了一本十二月的《萌芽》。我记得我是用双手把它护在胸前，感到浑身轻盈，小跑着回到教室，好像自己真成了被好运气所眷顾的入围者。也许我给我自己那种虚幻的笃定是假的，但当时的快乐却是如此真实。 公布入围名单那天，班主任在我的课桌上留了一张便利贴，叫我给母亲回个电话。我心中有一种涌动到发热的预感，当我正要打电话给母亲时，整个学校断了电。可我还是在幸福的煎熬中，焦虑地等待整个学校重新来电。这种对电流的渴望，强烈过小时候任何一次停电时对光明的期待。其实，曲折也是情意。小小的牵绊会让终点更加令人心向往之。 后来，我收到了复赛入围通知。收到通知的那天是一个凛冽冬日。母亲和我约好，晚自习下课后在学校前门等我，给我看入围通知。我跑得很快，冬季的风都因此不再寒冷，听起来咕噜咕噜的，像热水刚好煮开的声音，像世界在回暖入春。母亲在传达室里等我。她看到我，开口反倒是嗔怪的语气，说天冷了怎么没有披上你最喜欢的围巾。 我捏着通知书看着窗外，校门口的路灯不太明亮，像轻微松动的螺丝，琥珀色的油滴渗出来。通知书上写着，我入围了。 这样的昏黄让我想起刚刚截稿后的那个黄昏，我同样和母亲约在学校前门。她给我看了语文老师发的关于“新概念”的朋友圈。我记得看完朋友圈，跟母亲道别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别老去想入围的事情，几乎不可能的，太难了。”虽然很希望我能入围，但她还是让我把重心放在学习上。因为她这句话，我突然想快点离开她。她好像是我永远的支持，却在某一天被唐突地撤掉。当时我故意不去看她的眼睛。 我走在回响着眼保健操音乐的校园里。那个熟悉的女声，就像在不停地逼迫我回归按部就班的高中生活。身边驶过黑色的别克轿车，开往校门的方向。我回头望望，路上铺着路灯的光影，路砖整饬，好像心中就可以清朗一些，尽管那只是假象罢了。那辆轿车开到学校大门，从母亲的背影边驶过。她的背影带上了些残忍的意味，好像能够把我所有文学梦想都毫不留情地带走，而我无法向她讨还。她明明在离开，越来越远，可她的背影却在不断撞击我的眼球。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从哪里得到一点点关乎写作的希望。但其实母亲什么都没有做错，她只是很现实。或许，我也应该变成这样。 我们至今都不能很好地定义希望的能效，不能很好地预测梦想的进程。 复赛的题目是《当虚构比真实更真实》和《到达火星的时间》，两者择一。 我先选择了前者。花了半个小时，我挤出了两百多个字，用捉襟见肘的思绪拼凑生硬的文句。可艰涩的叙述根本无法抵达所谓真实。我只好赶紧换到另一个题目。最后写完了一篇小说，文中没有描绘浩瀚星辰和辽阔的宇宙，而是扎实地讲述了生活的无奈。 出来后，母亲问我写的题目是什么，写得怎么样。其实我写得有些拘谨，也写得不太理想。但我只和母亲分享了我写的故事，那种不敢流露心情的故事。也许是所谓母女之间的默契，她没有作出任何评判。她看着我，我看到她淡褐色眼眸。冬季的风中，有一点点细小的尘埃落在她的刘海上。我抬手将它拂去，母亲拍拍我的肩，让我站在逸夫职校门口拍照留念。我是不太爱拍照的，可我没有拒绝。 回酒店的路上，她刻意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手里拿着我比赛前看的灰色封面的散文集。她在我背后，小声地说：“去全家看看吧。”复赛前一天我告诉自己，如果写得不错就去全家便利店买明治巧克力吃。我还是去买了蓝莓口味的巧克力，即使我写得让人失望。又路过一个报亭，里面卖着许多上海的文学杂志。我也买了好几本。这样，也是好的。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假如能有一个看似满载而归的结局也就不会那么难过。 结局是，我竟然真的满载而归了。好像是长大后初次体会到梦想成真的滋味，还是跟童年时一样动人心魄。从举办颁奖典礼的青松城大酒店出来，我和母亲站在地铁的入口，大风从地铁口灌进来，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他说我获得了一等奖。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兴奋的心情。 冬日早晨回家的高铁上，车窗内大都是春节回家的人，车窗外的灰黄田野，光线中飘着淡薄的白色虚烟。我甚至能够感觉到窗外的空气是很干燥的，眼前是自然的乡野景色，脑海中是上海“新概念”的一幕又一幕。小小的遗憾是忘了和颁奖的作家合张影，没有到作协的爱神花园里看看。我滑动着手机屏幕，相册里有被母亲拍得很笨拙的我，有门口挂着很多铭牌的作协，有密密麻麻的植物，有金色的傍晚霞光，有火树银花的淮海中路…… 但那些遗憾也无需追忆了，或许它们只是形式上的未完成。 回到学校的日子，也就是回到了按部就班的日子。 高考前的语文讲座上，讲座老师说：“听说你们学校‘新概念’获奖的很多，不得了啊，这些同学不用我讲了，文章写得很好。” 坐在我后排的男生调侃我：“对啊，你是写得最好了啊。”其实我当时也无法通过他的语气判断出他到底想和我说什么。我也知道，自己离那“写得好”还欠缺太多的资本。也许我会被周围的人定义为“最好”，但我也不再去做什么徒劳的反抗和解释，姑且坦白地称自己是“最好之中的最坏”，也算对自我的一种包容和检讨。讲座休息的途中，我遇见了文学社的曹老师。她说想让我给文学社社员讲一讲我在创作小说上的转变。这件事使我在后半场讲座一直走神，或许我也不是“最好之中最坏”的那一个人吧。然后又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很多无法落笔的日子，和那些日子里一点一点不甘熄灭的烛火。 从小被人说文章写得很不错。很早以前有人问我：“你怎么没去参加作文比赛，你妹妹都去了，你以前写得比你妹妹好啊，现在不是了吗？”可是，拿那种规矩的文字来比较高下本身就是一件乏味和失去意义的事。我年幼时也不曾明白这些，更不明白坚持的意义，更多地是稚气的沮丧和迷惘的无所谓。再到长大后，考试甚至高考前还坚持看书，一段时间不看书就会觉得非常空虚。文字渐渐渗透到生活的缝隙里，慢慢变成一种日常习惯，也不再去在意它有什么触手可及的回馈。 在接下来的生活里，我希望还能找出一些关于“新概念”的记忆。花了好久的时间找出了我买的第一本《萌芽》，一翻开里面就有张怡微的《既然青春留不住》。原来我早就读过她的文字，喜欢她的文章风骨。是看了怡微那篇《29+1》开始了解她的，后来也读她写的小说。新年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博文，@了张怡微，竟然收到了她的回复，她祝我新年快乐。其实，我也挺想成为这样的写作者，能够在一些时刻成为他人的微光和烛火，无论是文学里还是生活中。 我曾认为我是文学的弃子，但现在我不会给自己贴任何标签，也不想再给自己寻找新的伪命题。毕竟“缺少人生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这样一来，写作带来的欢欣抑或是清冷，倒也真真切切，难舍难分。我应该好好接受，让它们成为我生命中质地柔软的部分。我也渐渐学会热爱那个失意的自己。我若能够保持自我的纯粹性，那也是一桩值得赞颂的好事。 暑假有一次回学校，我的班主任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讲讲写作啊？”这样的言语，我每一次听到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好像每次都是语无伦次地说着“没有没有”“谢谢”“好啊”之类的话。但在窘迫之余，心头又有一些雀跃，突然间被这种单纯的认可感动。我仰头望一望，看到四楼教师办公室门口的那一块耀眼的大红光荣榜。在一段写不出什么文字的时光里，偶然地参加了一个作文比赛，偶然地拿了个一等奖，自己的名字偶然地出现在那个红色布景的地方。 这些都无足轻重。但对于那时处于写作瓶颈期的我，这样姗姗来迟的鼓励，这样的惊喜，真的像遥远的星星一样，可却被我摘到了。真的好奢侈。 似乎和“新概念”很相仿，最初都不曾寄寓希望在其中，但反倒最后都收获了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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