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曹昱 看遵义会议会址，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在我的意识里，那座两层砖楼的建筑，熠熠闪光，写满开国领袖的传奇。 这次会议承办方把开会地点选在遵义，让我喜出望外。到了遵义，才知道，现在的遵义，即被人们称之为“转折之城”，也被冠名为“会议之城”。每年到这里办会的单位比较多，开几天会，再抽出些时间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感受一段历史，进行一场教育，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这些年，全国红色旅游比较红火，既说明人们对党的历史有兴趣，也证明人们在意这个党，党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位置。 会议日程安排的很满，直到会议结束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才算有时间拜谒这处传说中的革命圣地。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老城红花岗下，子尹路的东侧。子尹，是清代遵义著名诗人郑珍的字号，以当地文人命名道路，透着浓厚的本土文化气息，这也算是一个特色。 抬眼看去，临街一处高起的小牌楼，屋檐下正中，是毛主席手书的“遵义会议会址”金子横匾。据说，这是全国众多革命纪念地中，唯一一处由毛主席亲笔题字的旧址。其背景无需猜测，但的确使这里蓬荜生辉，弥足珍贵。 举步走进牌楼门，面前是一个空旷的大院落，左边有一面巨大的照壁，上面龙飞凤舞着毛主席的诗《七律·长征》，金光灿灿，大气磅礴。回眼看右边，就是那座著名的两层小砖楼，曾经无数次地出现在荧幕、书画、图书上。我快步向前，努力寻找最佳的视点。走到一排兜售纪念品的平房前，站在那里能看到砖楼的两个面，也是砖楼标志性的角度，只是当梦想成为现实，亲眼看到它的时候，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却棱角分明，青灰色的砖瓦、白色的砖线和拱柱装饰、古铜色的栏杆和楼梯，更显出大户人家的气派。 导游介绍，这栋建筑修建于30年代初，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堪称当年遵义城内最豪华的建筑。红军攻克遵义时，这栋二层小楼刚刚建成不久，而柏辉章的家眷早在红军渡乌江不久就闻风而逃，整幢房子成了空楼。柏辉章原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师长，驻守遵义。这样一位既有钱又手握兵权的人物，建造这么一处豪宅，自然是梦想着成为傲视一方的霸主，只是红军的到来，使他的梦想成为了泡影。而他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家里，这么一处豪宅内，还发生了一件改写黔北小城遵义的命运、改写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跟着导游，逐一参观了一楼当年彭德怀、杨尚昆和彭雪枫的住室，沿着主楼后面的走廊，步行走上二楼。一边是当年周恩来副主席的卧室，另一边卧室没有标牌，室内陈列着1964年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的复印件、当年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复制品、以及大批当年红军用过的物品。询问导游才知道，这里是当年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当年毛主席并没有住在这里，他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住在位于遵义古式巷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宅子里。从这个屋子的另一个门出去左拐，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客厅，大小也就二十多平方米，十几只木边藤心靠背椅拥挤地围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下是一个火盆。若不是一块“遵义会议会议室”标牌的提示，很难让我与那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就是那个彪炳史册，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会议的发生地。 会议在这里进行了三天。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三人团”成员秦邦宪（即博古），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即洛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即凯丰）、邓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那个所谓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李德则是列席了会议，伍修权担任李德的翻译。与会人员无论其人生的结局如何，但都已载入史册。 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红军在北线奇袭娄山关、攻占桐梓城，南凭借乌江天险固守，东西两翼扩大防务。 我的理解，红军在此时已经犹如一个大气囊，人们对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已憋到了一定程度，到了不得不开、必须要开这次会议的时候。 革命的春天里，各地纷纷起义，井冈山会师，瑞金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开创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可以说，革命形势有声有色。然而，当博古这位展示着留苏“洋马列”光环的人物到达瑞金，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难。 当博古成为中共第一把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作何梦想。年方24岁，中共最高领导人，空前绝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期党的领导层，大都是读书人，不管是否留过洋，在一定层面上都有一些书生所固有的书生气，只是有的人经历过大灾大难、视野宽广，显得更为成熟和理性；有的人固守书本却又豪情万丈、好大喜功，显得有些痴人说梦。博古应该属于后面这一种。 论说博古的能力，从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的好，到坚持走唯书、唯上的教条路线，看不出他的能力和素质有过人之处，当他作为反“立三路线”的功臣而得到升迁，只是因为他与王明一样是出于得不到重视而借机发难，可以说，博古能当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凭的不是实力，而是共产国际的大背景以及阴差阳错的结果。实际上，这样的人去搞个理论、宣传，虽然难有大作为，至少坏不了大事，但是，很不幸让他当“老一”，尤其是让他领导十几万红军与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围剿”大军对垒，实在勉为其难，也残酷之极。他揣着梦想握住最高权力，带来的却是一场噩梦，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党的噩梦。 从长征开始到湘江之战结束的两月，中央红军由八点六万人锐减到三万人，这哪里是突围西进，简直就是溃败逃命。担任掩护的五军团牺牲惨重，三十四师与敌激战四天五夜而弹尽粮绝，几乎是全军覆没，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牺牲，师长被俘后绞断伤口露出的肠子自尽。 美梦到噩梦之间的落差，血淋淋的场面足以让空谈理论的书生们胆战心惊。对于良知未泯者，自然会感到愧疚不安。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博古想以自杀的方式解脱。经过聂荣臻和周恩来、朱德谈心开导，他才从悲观消极中找到魂魄。在会场上，虽然他强调军事失败的客观原因，尽管遭到众口一词的“不同意”并写入会议决议，但他还算光明磊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很显书生之“骨气”。 那个被博古奉为“太上皇”的李德，却没有这样的境界。这位有着莫名其妙背景的“洋顾问”，是博古一手“引进”来的。博古莫名其妙地视李德为“大救星”，言听计从，甘心情愿奉上权力。李德到苏区之后当上了“军事顾问”，进而变成军事决策人，独揽军事大权。一个政党、几十万红军真刀真枪的军事决策人，居然是如此地模糊不清，恐怕是只有梦境里才有的咄咄怪事。 李德掌握军权之后，就否定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梦想着红军打正规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大兵团作战，打打仗，到城市而不是山沟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人，又长于足不出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连机枪架设的位置都在地图上标注好，这样的指挥员对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一场灾难。 我想，对于李德这样的人，其梦境一定是冰冷毫无血性的。他给红军带来的厄运，造成的惨痛代价，毫无愧疚之意，即使对遵义会议的心态也显得很阴暗。在红军渡过乌江后，实际上已经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李德，提议可以伺机消灭后面紧随的蒋介石两个师，这想法显然有点天真，毛主席他们当然没有采纳，但是李德却酸溜溜地说：“在这种时刻打了胜仗，好像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他急着要赶到遵义，因为他认为:经过长期和彻底的准备，打击党的最高领导并重新掌握军队的时机成熟了。”遵义会议上，李德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几十年后，他写的回忆录上依然耿耿于怀，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进行攻击和污蔑，说遵义会议不谈革命基本问题，不谈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只是对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总结。遵义会议之后，他彻底与权利无缘，虽然也跟着部队坚持走完了长征，但是他的心里始终憋着口气。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他不仅撰文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公开向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宣战，而且还出版长篇回忆录《中国纪事》，对中共进行歪曲和攻击。幸而，他当年的翻译伍修权专门撰文予以还击、澄清历史真相，才不至于混淆历史。 可以说，中国革命道路上出现博古和李德这样的人物是一种悲哀。难怪李德回到苏联之后，共产国际对他审查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我不知道博古知道这个结论的时候是否会气得吐血，反正，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只能自认倒霉，谁让我们眼拙、又犯了迷信“洋大人”的毛病呢！ 应该说，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人们已经给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记了一大功，周恩来更是功不可没。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位政治家的胸怀。 如果说，周恩来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取代此前已经被撤职的毛主席，是执行党的纪律、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那么，当他从红军随之而来的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并逐渐向毛主席靠拢，为毛主席重返领导中心而积极努力，则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理性抉择。 周恩来在党内一贯地有着顾全大局、模范遵守纪律的品德。成熟的政治家所具备的优秀品质之一，就是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为，就会坚决地拥护能为之人上台。很显然，周恩来具有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人即使在睡梦之中也会显得很务实、很有理性，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沉浸在梦想之中，但总是比别人醒的更早。 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有的人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看不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更看不到生死存亡时期的战略抉择。凯丰就是一个。 作为来自莫斯科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凯丰一向与博古关系密切，以至于对涉及到红军生死存亡这样的深层问题视而不见，以为只是领导人之间沟通的问题，还把毛主席在会议召开前与张闻天、王稼祥等阐述红军命运这样的大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是“拉票”，也去帮着博古去“拉人”，结果碰了一个钉子又一个钉子。会场上，在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依然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并指问毛主席：“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但是却被毛主席反问一句话：“想必你也读过《孙子兵法》了?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几节?”弄得哑口无言。凯丰对反对者说：“究竟谁正确、谁错误，大家走着瞧!”然而，这话说出之后两个月，他自己就转而支持毛主席的领导。 先知先觉者毕竟是少数，如同凯丰这样迟来的梦醒者并不只他一个人。对此，拥有大智慧的毛主席是清楚的。许多文献把遵义会议称之为：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次会议，虽然确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但是按照此后的常委分工，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主席虽然“选为常委”，但只是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无论党内和军内毛主席还不是“最高领导者”。陈云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 毛主席在等待大家从梦中彻底醒来。 不是吗？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时候，毛主席力主不打，其他人则坚决主张打，双方争论的比较激烈，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缺乏民主”，便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取消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半夜找到周恩来晓以利害，取得周恩来的支持，人们才再次回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上来，进而组成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主席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圆满完成。这段插曲，说明人们在彻底接受毛主席的领导、坚定不移走毛主席指明的道路，是一个梦醒的过程。 正确的意见和道路不一定马上会得到大家的认同，需要等待和迂回才能形成大家的共识，然而这个等待的过程经常要付出代价。好在，这一代领导集体，一个个文武兼备、能力超群，犹如神驹宝马，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驾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臣服于哪一个人。但是，一旦他们觉醒，他们又会很快地调整坐标，甚至甘心情愿地为曾经的部下、曾经的“另类”人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的原貌展示给我们的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人们不断为毛主席独特的领导魅力而折服，特别是毛主席指挥红军在小小的赤水河边渡来渡去，不仅把蒋介石被弄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连当时党和红军的个别领导人，也参不透毛主席用兵的“玄机”。当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计划被粉碎，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时，人们才彻底醒悟而叹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一个小小的会议室，曾经如此承载了关乎几万红军将士生死、一个政党存亡的历史重任，并以此为转折，带来命运的改变。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据说，现在看到的靠背椅只有三只是原来的物件。当年与会人员坐的椅凳并不统一，有些椅、凳是从房主楼上楼下其他房间搬来的。不过，这点瑕疵，丝毫不影响这个会议室所拥有的神圣和魅力。 站在会议桌前，我久久地凝视，希望能感受到这里曾经的激烈讨论，聆听到毛主席铿锵有力的语言。我想，此时的中国，毛主席可以离开红军去再次革命，而红军离开毛主席就只能走向绝路。好在，有了这次遵义会议；好在，毛主席心系的是国家和民族、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好在，周恩来等领导人有着跟随真理的务实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拜访张爱萍将军，他追今抚昔地感叹：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与老伴激动地是说：“我们竟然看到社会主义了。”那，曾经是多么遥远的梦想！这个梦想因为毛主席的领导而成为了可能、成为了现实。
走下小楼，耳际萦绕起那熟悉的旋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一次会议，因为其带来的命运转折而名垂青史；一幢小楼，因为一次会议而成为历史永恒的地标。
注：本文经删简并由军科专家审读后以“遵义梦寻”为题刊登于2015年1月17日《解放军报》07版 ☆作者简介：曹昱，海军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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