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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著名事件，论战争，最精彩的应该是四渡赤水和飞夺泸定桥，论会议，最关键的无疑是遵义会议。
杜衡记已经写过四渡赤水和飞夺泸定桥，但一直没写遵义会议，因为，它太有名了，不怎么好写。88年前的今天，1935年1月12日，是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的第6天。这一天，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集会的群众高达万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分别发了言。会后，红军篮球队和三中篮球队打了场友谊赛，朱老总亲自上场“厮杀”。比赛结果，红军队以30比12获胜。让三中学生们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红军总司令也会打篮球，他们还发现红军队员们经常在场上讲英文。赛后，学生们纷纷议论着：“他们都是大学生呀！”三天后，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开了三天，至1月17日结束。这就是遵义会议。我们暂不涉及会议的内容，仅就遵义会议的召开，就有两个细节值得分析一下。其一，中央红军从1月7日进入遵义，到1月19日离开，足足在这座黔北第一城里待了12天，国民党追兵去哪里了呢？其二，遵义会议只开了三天，而且，根据伍修权（李德的翻译）的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也就是说，这个伟大的转折，只用了三个晚上就实现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一个问题，不夸张地讲，这难得的“12天”拜蒋介石所“赐”。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的猴场附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发生的长征事件是强渡乌江，这是红军进占遵义的前奏。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预计，围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乌江北岸的王家烈黔军，将在乌江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红军把准备同薛岳部作战定为首要任务。
但是，出乎红军的意料，薛岳并没有从南面追来，他在12月30日就决定向西行军，并在1月4日“单枪匹马行入贵阳”。王家烈也没有在乌江北岸，他把防务交给了黔北军阀侯之担，自己也赶往贵阳了。这就是蒋介石的“假道灭虢”之计。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薛岳不先“围剿”红军，再图贵阳呢？以黔军的实力，是无法和薛岳的中央军抗衡的。薛岳为什么这么急？因为，赶往贵阳的不止薛岳和王家烈，还有一个更有实力的竞争对手：桂军。桂军和黔军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时云贵两省盛产烟土，大部分经广西外销，而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烟土的过境税。也就是说，贵州是新桂系集团的“钱袋子”。所以，新桂系不会坐视蒋介石控制贵州。但无奈的是路途遥远，白崇禧派出的桂军三个师抵达贵阳附近时是1月13日，在获悉中央军已站稳脚跟后，只得退回了广西。这就是薛岳匆匆离开，没有尾追红军至乌江的根本原因。1月4日，薛岳到达贵阳，那时红军正在强渡乌江，并在6日全部渡过了乌江天险。渡江后，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2师红6团，马不停蹄闪击遵义。1月7日晨，红军进占遵义，刘伯承、聂荣臻又立刻命令红4团出发北上，连续奔袭60里，占领了遵义北大门娄山关。红军进遵义的时候，薛岳在贵阳还没彻底站稳脚跟，直到1月8日他的99师进驻贵阳。1月13日，桂军南撤后，薛岳手中的贵阳才算真正的“落袋为安”，而遵义会议，也在两天后的1月15日召开了。此后，蒋介石才开始调兵遣将，中央军、黔军、川军、湘军、滇军加起来约40万人马，向黔北地区聚集。1月19日，红军离开了遵义。因为，这个“伟大的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起点是遵义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通道会议之前的长征事件，是12月1日的血战湘江。此战过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里插一句，很多人会误以为红军在湘江损失了5万多人。但其实，因为伤病、行军掉队、新兵开小差等原因，红军到湘江时已减员至6万多人。按照后来黄克诚的回忆，湘江战役“伤亡不下两万人”。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红军的转移路线完全在国民党军的预判之中。几个月前，萧克、任弼时的红六军团走的就是这条路，并和湘西的贺龙红二军团成功会师。如今，中央红军还是走的这条路，目的是去找红二、六军团。所以，对于国民党军来说，红军的这个行动方向一点都不难“猜”。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转兵”的建议，就是放弃原定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当时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但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有一个历史名词叫作“通道转兵”，意思是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比如著名的党史专家金冲及教授。因为，从中央红军在通道会议后的行军路线来看，仍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老路”，而真正实现“转兵”的，是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据后来周恩来回忆，黎平会议的争论“尤其激烈”。这番争论其实就是通道会议的延续，但在黎平终于有了结果。会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黎平会议上，王稼祥还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目的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所以，到底是“通道转兵”还是“黎平转兵”，其实也没那么重要，都是一个整体中的不同阶段。通道会议提出了“转兵”的设想，黎平会议实现了“转兵”。这次“转兵”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意味着之前错误的战略方针被纠正了，而造成错误的人，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作“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来总结。事实上，在黎平会议前后，很多改变就已经开始。最显著的就是红军开始整编，以提升指挥效率，用新的面貌开启新的征程。这次整编从黎平会议开始，到后来的扎西会议得以完成。在长征前临时组建的红八军团，因湘江战役损失殆尽，于12月13日被编入红三军团。军委的两个纵队合并成了一个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也进行了整编，将老同志、女同志、伤病干部等集中到了一起。再比如，曾被李德打压的刘伯承，也在黎平会议后，由红五军团参谋长调任军委总参谋长。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以这个新身份参加了后来的遵义会议。杜衡记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桔林会谈，这里还是摘抄一段《张闻天的非常之路》（程中原著）中的记述：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桔林会谈”的核心，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提出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这又是后来遵义会议之所以“高效”的核心原因之一。
毛主席后来在1945年的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曾这样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和王稼祥，当时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特别是张闻天，排名仅次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
遵义会议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前面提到的猴场会议。猴场会议之后就是强渡乌江和进占遵义，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改变了李德在军事上的“一言堂”，恢复了被李德取消的军委集体领导。这就是遵义会议之所以“高效”的全过程：通道会议提出了军事方针上的不同意见；黎平会议实现了“转兵”，事实上对之前的错误做了定性；桔林会谈提出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猴场会议终结了李德在军事上的“一言堂”。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逗号”，才有了遵义会议最后这个“句号”。会议是博古主持的，他先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报告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强调的大多是客观原因。然后是军事“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作的副报告。“三人团”的另外一位成员李德没有被安排作报告，据伍修权回忆：“当时，别人大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他作了一个批评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被后人称为“反报告”。之后是毛泽东的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是会议中最长的发言，主要还是在批判军事上的错误线路。主席分三个阶段总结了三种错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王稼祥，很短，但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刚才的发言，并拥护主席来指挥红军。然后朱德紧接着王稼祥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一向谦逊稳重的朱老总，在会上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最后，周恩来也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参加扩大会议的军事干部，大多也发了言，主体思想都是批判博古、李德，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据伍修权回忆，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的发言都比较激烈。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是凯丰（何克全），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据聂荣臻回忆，凯丰在会前就多次找过他，一谈就是半天，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但被聂帅拒绝了。下面说一下会议的两个细节：博古讲的“客观原因”为什么不成立？遵义会议为什么改变了通道会议提出的“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博古讲的客观原因主要有这样三个：敌我力量差距太大；各根据地之间的配合不够密切；支前工作不到位。第一点是最不能被大家接受的，因为客观数据摆在那里。前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比分别是：2.5比1、6比1、10比1和12比1，而第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兵力比是5比1。这个数据无法解释，为什么前四次胜利了，而第五次却失败了。第二点“客观原因”和第一点一样，在前四次反“围剿”时，各根据地也是处于被分割的状态，而且根据地的范围还比第五次时更小。最后一点属于颠倒黑白，因为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号召下，苏区的支前工作其实做得非常出色。毛主席是怎么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军事错误的呢？他讲了四点。第一是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性错误，打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战。第二是战略上分散了兵力，也就是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节节防御，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薄弱处。第三是军事上没有利用十九路军福建事变这一有利条件。最后是实施突围时指挥无序，仓促出击，把战略突围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下面说一下，遵义会议为什么改变了通道会议的原定计划。中共在贵州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之前没能掌握到足够的信息，只觉得国民党在这里的力量不强。但来了后发现，黔北人烟稀少，经济落后，要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四川人提出建议，打过长江，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是西南首富，而且军阀割据，难成一体，国民党中央军也不太容易往四川大量调兵。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负责军事了，但更重要的是，主席把实事求是和民主讨论的风气带回来了。他在通道会议提出的“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正是在这种风气下被改变的。重获权力后，第一个否决的是自己之前提出的计划，这种格局，正是博古、李德最缺乏的。关于遵义会议，还有一个值得被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它自始至终批判的都是军事错误，而没有上升到政治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之所以“高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避免了把斗争扩大化，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如何解决红军眼前的军事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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