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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阁主要作者文集（以新近发文文末索引为导航）：曹旭丨李红旗丨易书生丨魏国强丨陈道丨曹昱丨蔡小俊丨丁福平丨衣珩丨舒立丨黄梓峰丨拂剑朝天丨曹开煊丨宇文成丨许亚军  拂剑朝天 宋代建阳窑曜变天目茶碗（单品，举世无双） 【作者按语】网络时代，有些文章转来摘去，原始出处便无影无踪，从而遭受质疑，好点的善意询问原始出处，有些小心思的，则借机大做文章。本文以原文摘录，客观阐述倭人罗抢走我中国宝物的基本情况，算是资料辑录，更是佐证历史事实。 那是中国文化的一场大劫难 翻开那段令人类辛酸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小偷和强盗，肆意盗窃、抢夺、破坏华夏文明和历史文物，事例随处可见： ——据2015年11月25日《团结报》孟国祥的文章：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为了有效地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的组织。 ——据《档案时空》2007年史料版第5期孙闻浪的文章：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史馆”，中国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名画《金山胜迹图》被编号为“真迹008”，成为日寇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侵华战争爆发后，众多日本文化特务潜入中国，四处打探“真迹008”的下落……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所藏古物7423件、字画190幅、书籍4611册被敌劫走。安徽省立图书馆损失古物96件、字画298幅、书籍138123册。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江苏省立图书馆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敌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于1944年9月福州沦陷时损失古物3601件、书籍28000余册……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内所藏珍贵文物和书籍，遭劫掠或毁坏者也达近百万件。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书籍3000册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于1938年在南阳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查明有据者至少有古字画两万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有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501类。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全5（2），卷914 《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 北京人头盖骨，这个世界级的珍宝，二战时被日本抢掠，至今下落不明。据说藏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据2015年11月25日《团结报》孟国祥的文章：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北平沦陷期间，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侵占南开大学后，还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日本在掠夺中极为重视具体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时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其中一些是日莲宗的和尚，他们的任务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私人藏书或寺院的佛经里挑选这类书，然后把这些珍宝运到东京。在掠夺前，他们已在中国四处游历，与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编制了最珍贵书籍和文稿的目录。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之后，1000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开始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尽管南京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废墟，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日本的皇家图书馆有优先挑选的权力，最珍贵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亲自过目。每一件东西都被仔细地编号、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他们还编制并复制了多本详细的目录，以确保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他们的工作，用了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这些书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及其他的机构。战后，中国学者要求归还这些文化财富。美国了解这一情况，美国曾进行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ImperialHouseholdMinistry)、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有关日本特别行动小组对中国书籍和手稿的抢劫的细节来自赵建民教授：“LootingBooks:UnforgettableFactsinHistory”，这是1999年12月10日～12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国际市民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侵华日军老兵山田仁曾回忆道：“去过难民区……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哪个大人物的。” 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蟠螭纹镈 ——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讲述，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谎称要将佛骨全部移交给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奉迎仪式，但事实上暗中将部分佛骨盗往日本。 …… 每一个记录，每一个数字，实际上都是倭寇当年在华犯下滔天罪行的一角！ 被抢走360万件只是最低数 对于当年倭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一直以来都只能是一个大概的统计数字，原因既有倭寇故意不留证据、战后毁灭证据等问题，也有当时政府不得力，战争破坏力太大，中国及中国人民承受的灾难太多、太广、太深，战前、战时、战后，人口锐减、流动等不确定因素太多，导致了统计数据失准，但无论出现的那一个数据，都将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数据，仅以文物这一类来说，出现的数据有： 王羲之《丧乱帖》（唐代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现藏日本宫内厅）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 ——据2015年08月27日《广州日报》报道：“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的掠夺的专家。他告诉记者，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回的珍贵文物大约有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数量大约有几百万件，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有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战后，中国学者要求日方归还这些文化财物。美国曾对日本掠夺的文物进行过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帝国大学等。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掳掠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国仅讨回16万册，不足其中6%。”
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据中国历史档案馆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45年11月11日，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按建筑、文物、图书、美术四个部分，开展文物损失调查，到1946年3月底，经过各地查报和教育部综合南京、江苏、北平、河南、陕西等省市系统统计，最终形成了《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据战后由倭国政府的“外务省”出版的《中华民国よりの掠夺文化财总目录》(译成中文就是《从中华民国掠夺的文物总目录》中日文字对照)，在“总目”以下用两种文字表格分别列出了所调查的地区省市“公”、“私”两方面的损失情况，项目有“番号”、“名称”、“著者及其年代”、“件数”、“被掠经过”和“备考”：[书籍]公：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字画]公：1554幅；私：13612幅另16箱。[碑帖]公：455件；私：8922件。[古物]公：17818件；私：8567件另2箱。[古迹]公：705处；私：36处。[仪器]公：5012件另63箱；私：110件另3箱。[标本]公：14582件另1204箱；私：17904件。[地图]公：125件；私：56003件。[艺术品]私：2506件。[杂件]公：648368件；私：3箱。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这个与中国历史档案馆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所见《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属于一个底本，应该是中国提供的目录，而非倭子国交待的数据。
商代《猛虎食人卣》 站在当时历史的视角还原分析，1945年那个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虽然是严谨负责的，但是登记所必备的手续和填报事项，则不利于文物损失的查报工作，因此，也就造成了很多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望而却步，尤其是还存在倭奴“三光政策”下的绝村绝户者的文物、被盗掘墓葬里的文物，都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不少地区没有进行调查和申报，还有的因为事主变迁、死亡或其它原因遗漏未报，有些项目没有包括在内，甚至还有损失高昂而无法估价的。比如在“总目”就注明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斐文中所报‘北京人’一项，因价值卓特无法以金钱估列”，再加上刚刚战后重建，查报渠道不畅等因素影响，存在大量漏报的事实，比如江苏全省查报的文物损失数仅为135,376件，远低于其属下的溧阳县的文物损失数，文物大省、被倭寇践踏的重灾区之一的河北省文物损失只有区区52件。因此，“360万”只能是一个底数，实际的数量还将翻倍！ 倭奴热衷于中国文物的目的 无论是战前、战时、战后，乃至到现在，倭奴对中华民族的文物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原因大致有四：
唐代海砚纹铜镜（被列为日本“国宝”） 一、凡是中国的好东西，倭奴都想据为己有，做梦都想，即使隔了几百上千年都还会惦记着，文物自然包括在内，且位居盗窃掠夺的重要目标； 二、拥有海量的中国文物，可以在渐渐侵蚀和慢慢转换中，摇身一变，将中华文明占为己有，以填充其民族虚假而又丑陋的来历； 三、以坐拥大量历史实物信息，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言人，由华夏泛文明圈的边缘，登堂入室，弑师而代。我每次查阅古文献，包括家谱，时常会见到出自倭子国的版本，看着心里就恼火！这些被抢掠的本属于我们的东西，现在还要不得不觍着脸去看。有山东王氏族谱被倭寇抢走，索要时居然挟以亿元羞辱。 四、拥有中华文明的发言权和解释权，彻底转变千年以来对华夏的觊觎、窥视和仰望，为其卑微而又野望的民族信心找到支撑点。
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传世的唯一五弦琵琶，倭子国皇室收藏） 倭奴从不会因为文物的专业价值和意义而参与到中国的考古等相关领域，其内里包藏的是无尽的贪婪和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毁灭犯罪证据是倭奴惯用伎俩 倭寇战败后,大规模地焚烧、隐藏文件档案资料是公开的历史事件，不少图书也相互佐证客观记载了那个时期倭奴毁灭罪恶证据的事实：8月15日倭皇广播投降后，全国上下的军政官员开始大量焚毁档案卷宗、销毁罪证，以至于东京上空在没有空袭的情况下仍然笼罩着浓烟--焚烧公文档案的浓烟。战后的混乱状态，导致1945-1946年日本的各项官方数据极其不可信。
日本国立博物馆藏 宋 官窑洗 ——据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译本，第462页）：1939年2月陆军省发布密令，严禁归国官兵讲述在中国战场的暴行。以后又三令五申:“归国将士的不妥当的话语，不仅成为流言飞语的原因，而且损伤了国民对皇军的信赖，甚至会破坏后方的团结等等。所以再度通令，以后应更十分严格地加以指导和取缔，一则使赫赫的武功善始善终，一则使皇军的威武高度发扬，以期毫无遗憾地贯彻圣战的目的。” ——据2014年04月27日《湖北日报》文章：日本侵华时期,日军采取邮政检查制度,对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包括反映了日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信件、电报等,便做出消除、扣押、烧毁等处置。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被列为“日本国宝”） ——据2015年8月27日《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报道：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至今，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馆，还能看到7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很多日本侵华期间劫掠自中国的珍宝被展示在日本的博物馆中，向世界炫耀。位于东京上野公园旁边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中就展示着大批中国文物，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狮子、公元前5世纪的大铁锅、南宋官窑琮形瓶等。这些文物都被标上了“重要文化财”的标记，并禁止游客拍照。 ——据2015年8月27日《广州日报》报道：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是日本博物馆中展出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也是日本掠夺亚洲国家文物的证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佐佐木告诉记者，整个博物馆大约有10万件藏品，其中，来自中国的藏品大约有1万件，除了日本本国展品外，就中国展品最多了。记者登录该馆官方网站发现，有11件中国文物被列为“日本国宝”，另有147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等，这些文物都是“宝贝中的宝贝”。不过，这些文物多数没有标注来源，只有极少数注明了是由某人捐赠。 ——据中国巾帼战士、著名民间对日索赔人士王选说，以前她到日本人家做客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家里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不排除有购买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我相信是侵略中国的时候掠夺的。”在从事细菌战诉讼的8年时间里，她去过的很多日本老兵家里都发现有精美的外国珍贵文物。曾代理首次中国劳工集体诉讼案的律师孙靖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中国上古良渚文化猪形刻纹玉钺镦 如果一个坏人因为毁灭了犯罪证据，而可以逍遥法外，那样的法不仅不是善法，反而是纵容犯罪，为坏人当保护伞的恶法。好的惩治之道，是让坏人无处遁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介于倭奴切切说实话存在过大规模有组织地毁灭罪恶证据的历史事实，对东瀛四岛出现的一切中国物品，都应该首先进行有罪认定，之后再根据可信的证据，区分出哪些是合法渠道所得！总之，一句话，抢了我们的，偷了我们的，你就甭想心安理得地据为己有！当然，还可以换一种思路：既然倭人已经将我们祖先的东西搬过去了那么多，那么，我们有权力，有责任，更有义务，去遂了它们的心愿，将东瀛重新改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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