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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人生风雨之后,再来看“钱”为何物

 京都闻道阁 2020-08-15

文丨曹丙茂 

  生存需要钱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饿死人虽然是极少现象,但还是客观存在的。六十五年前,我的一个亲戚,孤苦伶仃,一人住在一间矮小的房子里,既没有粮,又没有钱,对活下去到了绝处无生的地步,绝望而自戕。现在,中央的扶贫政策,对孤寡老人特别照顾。全国2亿多老人,绝大多数过得很幸福,弥补了过去对老人照顾的不足。这说明,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如果不发展经济,国家没有钱,个人也没有钱,饥饿依然会威胁人的生命。老人到了一定年龄,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儿女赡养。有的不孝子女,把老人当作累赘,既不给钱,也不给物,老人何以生存?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教育不能忽视,孝文化的教育不能放弃,核心的钱的问题不能少。

治病救人不能少了钱 

旧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穷,普通老百姓也穷,都没有钱,百姓一旦遇上了病痛,没有条件进医院治病,只能听天由命,用命来挺,挺得过去就活,挺不过就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那种贫穷积弱的状况,但由于旧中国是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国还是很穷的,赤脚医生虽然解决了全国性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但是,不少农村还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还需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我母亲,1962年冬患肺结核(这在那个年代被很多人视之为绝症),父亲囊中羞涩,有点钱就治一下,没有钱就无法治,这样治停治停,母亲的病加重了,只能拖拖拖……不到两年,母亲四十多岁就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裕有钱了,医疗保险全覆盖。老百姓也有钱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比以前好多了。即使贫困户治病有困难,国家有特优政策扶持,人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充分保障,人民身轻体健,充满了生机。2018年,我国人均寿命达77岁。

危难之际,没有钱束手无策

1962年4月28日, 我因身体欠佳,学校批准回家休养。在出发之前,陈贤惠同学送给我一元钱,我非常感激,我本来就没有几文钱了。我从宜章县城步行9公里到白石渡火车站,从白石渡坐火车到了马田,即刻又买了一张至永兴的汽车票。口袋里还剩下两毛多钱,吃了点心以后,才意识到行李托运还要钱,却已身无分文。我赶到马田火车站找到老同学李××,希望能借3毛钱以解决燃眉之急,但被他拒绝了。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汽车站。正心急火燎的时候,一辆货车开来,服务员说,我们买的车票就是坐这辆货车。我的心结也解了,便坐着货车到了永兴。如果当时是客运车,服务员一定要我的托运费,但我身无半文,其结果我是怎样的尴尬就很难说了。

人的一生,碰上危难之事是难免的,如果身边没有钱,叫你无地之容,毫无办法。例如,我母亲患病时,我小弟弟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得他在床上滚来滚去,翻衾倒忱,还吐脓。我刚从学校毕业回家,见弟弟这个样子,真是滚油浇心,便对父亲说,弟弟这个样子会死,要赶快治。父亲无可奈何地说:“本来去年就要住院,要交40元钱,哪里找钱去”。我焦急地说:“还不去治,弟弟真的会死”。现在回忆起来,父亲并不是不愿意给弟弟治病,而是拿不出40元钱,借钱又无门,无可奈何,只有拖。当然,对于40元钱,现在来看算不什么。但是,当时对于父亲来说,比上天还难。所以,也不能怨父亲。在我的敦促下,我背着弟弟,同父亲一起将弟弟送进了医院。住院要交50元钱。当时只找到30元钱,在我父子俩的再次哀求下,弟弟住了院,才避免了这场灾难。弟弟出院时,还欠医院120多元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弟弟才还清了这批医疗费。

没有钱,子女得不到优质的教育

作家王耳朵说:“你不尽力打拼和赚钱,就无法让孩子接受好的优质的教育”。诸多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我村曹某的男孩子高考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考试结束,差几分上分数线,学校规定多交1万元钱仍可录取,曹某拼老命为孩子交了1万元钱,结果孩子被录取。孩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泉州当中学老师,现成家立业,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位女孩子高中毕业报考了郴州师专英语专业,离录取分数线也差几分,学校规定多交6000元钱便可录取,但其父亲马某没有钱,也没有想办法凑钱,结果女儿只能扫兴,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据了解,女儿现在已有40多岁了,还在外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实在是窝窝囊囊。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贫穷家庭的孩子,读书读得好,而且学子本人也很努力,但由于负不起高额的学费,只能辍学,无形中就剥夺了孩子读书的权力。一些学者认为,农民为什么贫穷,贫穷的本质就是农民的孩子失去了教育机会。由于教育资源配比不平等,教育过程不平等,教育结果不平等。其结果,农村不如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如富裕家庭的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必然起步线低,向上升是很难的。所以,中央扶贫政策有一条就是教育扶贫,就是基于这一现实而定的。

由于缺钱,贫困家庭的孩子要想德智体全面发展也会遇到障碍,学生的兴趣也会受到抑制。我虽然读了十多年书,我也喜欢看书,每逢假期间,我常到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看书,有时看到好书想买,但没有钱,只能望洋兴叹。《新华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也是参加工作后才买的。读高小时,母亲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一只钢笔,我喜笑盈腮。但面临考初中时,钢笔丢了,我一怕母亲骂,二是没有钱再买,只能偷偷地买了一支点水钢笔参加考初中。考试期间,一滴墨水滴到考试卷上,急得我满头大汗,好在一位监考女老师给我扑扇,还算幸运,我被录取了(4000多考生招330人)。1964年4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我班王如仙同学说:“去县城学骑自行车,每小时二毛钱,谁愿意去。”当时全班去了20多个同学。我也想去,但没钱。

缺钱,只能抑欲,过简单生活

一个人,如果缺钱,甚至没有钱,只能局限在极小的生活空间度过。不用说,有什么奢望,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要受到限制,得不到满足。这一点我体会最深刻。我从小学五年级到中专毕业,前后九年都是住校。由于家庭贫穷,身上基本上没有零用钱,只能过集体生活,八个人围着一桌子吃饭吃菜,食堂有什么,我们吃什么。饭桌上有多少,有时由于我个子小,连本分都吃不到,过着半饥半不饱的生活。读小学、初中还勉强过得去,但是到了读中专阶段,正是发育成年时期,饮食需求量递增,食堂那点饭菜,远远不够,叫做放下筷子就肚子饿了。口袋里若有点钱,便急着买吃的。由于总缺钱,只能买最差最便宜的食品吃。例如一角钱5个黑馒头,三分五厘钱买一个糠饼干我都吃过。有一次,见市场上只有3.5元一斤红薯纸包糠卖,为了满足肚子的需要,我买了半斤,一口气就吃完了,结果嘴巴起了泡。又有一次,同曹令洋同学见市场上有梨子卖,两人各买了3斤,我吃不完,还剩下一个给曹令洋,结果他吃完了三斤加一个。冬天的星期天,为了填饱肚子,我同相当一部分同学一样,只能在老百姓已挖过的红薯土里弄点残薯剩根吃或挖野菜吃,以慰藉自己。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开挖山土时,挖出一颗小东西,形状像野淮山,一同学咬了几口,没多久,嘴巴肿得像个包子一样。

我父亲闻知我在学校生活很艰苦,从南岭煤矿步行130里来到我校,我没什么接待父亲,只能从老百姓菜园里弄来几丘猫公豆(家乡叫龙子豆)煨后给父亲吃。这种豆实际做咸菜最合适,直接吃只能是头晕,但比没有吃好多了。父亲次日又步行250多里才回到家。听母亲说,那一次父亲差一点倒下去了。

1961年,因未买到车票,只能在郴州住了一个晚上,由于缺钱,只能住最便宜的地铺,三毛钱一个晚上,上楼梯侧旁,结果染了一身虱子,全身痒。后来在一建筑工地将内衣煮了30分钟,才免除了一场痛苦。

1964年,母亲逝世后,家里的生活更苦了。想拿点吃的带回学校充饥,几乎什么都没有。后发现瓮里还有点高梁,我就将高梁磨成粉,无论是高梁粉,还是高梁壳统统混装一口袋带到学校去了。学校允许学生在食堂蒸食物吃,我就每天中午蒸一口杯吃。吃高梁粉那个味道涩得很,实在没什么味道,但饥饿时什么都好吃,何况肚子也满意了一会儿。由于高梁粉也不多,只能吃上十多天,肚子又要挨饿了。那个时候,吃什么都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例如学校每月供应学生一斤饼干,我就盘在地铺床上,一口气吃得精光,连口水都没喝。一九六三年国庆节,食堂打牙祭,肉、鱼、豆腐、毛芋、加半斤米饭,这样好的伙食很难得,我班有个同学请假回家去了,他托我吃完他那一份菜饭,我当然高兴,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两份菜饭,肚子胀得鼓鼓的。没想到毛芋是阻气的,那天晚上,我肚子胀透不过气来,只能躺在草地上,看部队的露天电影,狼狈得很。由于饥饿的协迫,一开学就想回家,每天倒数算日子,150天、149天、148天……还有多少天可回家,那种饥饿的日子难熬啊!

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到21世纪初,我还是缺钱。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带小弟弟在马田读书。我是两个吃一个人的粮食指标(每月28斤),不够吃,只能去黑市买高价粮,或买红薯(1元钱33斤)等杂粮来弥补。我每月29.5元工资,有时还要拿几元钱给父亲维持家庭生活,生活极其艰苦。记得两兄弟好几个月没有吃肉,好不容易排队买了8两肉,放在食堂里蒸后来吃,没想到弟弟一个人吃还嫌少,我只能望梅止渴。由于长期过艰苦生活,身体特别差。叫做望秋先零,白骨嶙峭,体重只有99斤。公社干部曹彦夏对我说:“曹丙茂,将一张纸盖在你嘴上,你可以进棺材了”。我蹲下大便起来后,头晕眼花,现在70多岁都没有这种现象,明显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免疫力也很弱,1966年3月18日发现还患肺结核(已治愈)。

当我和女朋友芸恋爱时,我家贫穷状况是:“除了烂布巾还是烂布巾”。这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何忠诗同志考察我家情况得出的结论。结果女方除其三叔、奶奶同意外,其余所有亲戚,包括女方全村一片反对声:“七选八选,选得一把烂伞”。“几多人不选,选了一根豆角棍(比喻很瘦)……”。尤其是其哥哥,坚决反对(因为没什么钱物给他们),还对妹说:“赌你将来不哭”等等。1968年元月25日,我俩结婚时,一没制一件新衣服,二没办酒席,三更谈不上送彩礼。我们结婚那一天,没有一人出来送行的,我俩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结了婚。因为没有钱,还借了冯继位老师5元钱,借了王朝英老师20元钱(两年以后才还)。

我俩结婚后前三十多年,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两人工资65.5元拿了十多年,先后生了三胎四个儿女,负担越来越重,只能省吃俭用过日子。1969年5月,我患痢疾、腹泻得手疲脚软,胃口倒了,很想买点苹果来调剂一下胃口,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停了一下,又在思索,没有钱,还是不买,便离开了门市部。买还是不买,思想斗争反复三次,也反复步行了三次,最后花一角玖分钱买了半斤苹果。

1969年,我被组织安排入郴州师专进修。学校伙食极差,酸菜当家,我又不敢花钱买吃的来补充营养。结果10月13日检查患 急性肝炎(转安酶24),不得不停学住院治疗(已治愈)。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每当寒暑假或星期天回家,从马田我工作的学校距离我家黄泥晓源村来回近200里路,我都是走路。记得那一年冬天的一天回家时并没有下雪,返校时下了一场大雪,为了不耽误工作,我冒着大雪返了校,结果这次双脚湿透了,寒气伤骨,从那时起我患上了风湿关节炎至今。

我父亲来我校探望我时也总是走路来走路去的。我为了制止父亲回家走远路,便买了马田至永兴的车票给父亲。父亲为了节省捌角柒分钱,等我离开时,他将车票退了,又走路回家。后来父亲来我校时,他回家时,我送他上车,等车站验票后我才离开,父亲才没有走远路回家。

1972年元月,我妻子转正为公办教师,被分配到鲤鱼塘公社永红小学工作。该校只有两个老师的村小,而且地址偏僻,没有条件带小孩子工作。可是,我没有母亲,又没有能力请保姆抚养,我的第一个小孩只能委托岳母及妻大嫂代管一段时期。大嫂自己已有4个小孩,还怀着孕,家里也很穷,照顾欠周到,结果孩子患了重症,眼睛睁不开,嘴巴张不开,脚伸不直了,生命危在旦夕。好在碰上一个好医生和单位领导的关怀,孩子幸运地活过来了。

1972年11月3日,妻子生了双胞胎,本应该是件大喜事,但又是忧心事。我当时在长沙读书,妻子一个人难乎其难。生前前两天还挺着大肚子,抱着箱子坐大拖拉机赶到永兴(买车票不到),老乡李德云医生还骂她不要命了。那时没有B超,不知道是双胞胎,只准备一个小孩的衣服,没想到生了两个,大宝和小宝。妻子生后,即刻赶到我的宿舍拿了我的旧衣服将小宝包起来。生育第二天,妻子又挑起萝筐去粮站买米去了。没有钱请保姆,妻子只有自己撑起这一扛。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小孩本来就缺营养,双胞胎营养更缺。当时,给双胞胎产妇供应四斤白糖四斤猪油,却被我单位钟XX截了一半。1973年妻子调湘阴松柏小学工作,双胞胎两小孩因缺少营养,半夜三更常哇哇哭。有一天,小孩的哭声被6840部队谭副政委听到了,他询问老师,这是谁的小孩哭,老师们告诉他,是谢老师的双胞胎儿在哭,老师们很同情地说,小孩营养不足才哭。谭副政委体贴民生,立刻给我妻子批了24斤白糖,四斤猪油,8斤猪肉和一只猪脚指标。妻子见了批条懵了,我哪有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后来只买了四斤白糖两斤猪油和一只猪脚。

由于小孩多,收入低,妻子请求组织调至我家乡本大队学校工作,这样既照顾了小孩,还能利用假期种点蔬菜弥补经济不足。但是妻子却遭到个别人的嫉妒和刁难,这人还向领导汇报:谢芸要带4个小孩,还种菜那有心事教学,就是在这里混日子(其实当地老百姓至今还说,谢老师比XXX负责,是个好老师),其实就是五员:教员、保育员、卫生员、炊事员、种植员等等。公社领导王XX听信馋言,还大会点名批评。其实妻子难上加难,每当赴学区开教师会,要带4个小孩,前面带路一个,后面跟一个,背上背一个,手还牵一个,毫无办法,只得随势而动了。

1979年9月8日,妻子调柏林完小工作,虽然两人加了工资,全家六口人终于团聚了,但生活还是紧紧巴巴的。六口人住在一间20多平方的房间里,既是宿舍,又是厨房,还是办公室加鸡场。可怕的是,竹天花棚上有条蛇,常在里面窜来窜去,令人提心吊胆。小孩多,来往人多,开支也增多了,每月基本上没有多少余钱,很少购置新衣服,更谈不上买家电等高档商品,我家离开柏林时还欠账几百元。

1987年,妻子调县幼儿园工作,她外套衣少,常白天穿,晚上洗后,烘干后次日再穿。同事们见妻子穿得差,瞧不起她。林满菊老师对妻子说:“你怎么这样穷,老公还是当书记的”。妻子回答说“我老公当书记,又不要便宜的,家里负担重,当然穷”。最难熬是1989年,三个小孩同时面临中考,大宝升高中近2000元,小宝读技校2000多元,特别是女儿读中专4300多元,8月15日就要交钱,当时我身上不足1000元,在这困惑之时,好在同事刘二兰借了我4000元,才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双胞胎儿升学的钱,后来去柏林向朋友借钱,东拼西凑才满足了两孩子的需求。1990年元月,大孩子要结婚了,当时家里只有几十元,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也为孩子勉强办了几席酒席。过春节,只能用小量的钱凑合度过了大的节日。

国家和个人,没钱没尊严 

国家穷,人民就会没有尊严。个人无钱,很容易导致独立人格缺失。清朝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自我封闭,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大好时机。所以,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侵略中国,签订不合理条约,实行赔偿、割地等方式,掠夺、抢劫中国大量财物和国宝,并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蹂躏极限,导致中国成了一个积弱贫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弱国无外交,中国人在世界上到处受欺凌、被侮辱。为了谋生,中国许多人走出国门,想闯出一片天下,但到处碰钉子,处处受歧视。例如,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其地位是最低,还不如非州黑人,强迫中国人交纳沉重的人头税,才允许居留。中国人生活在底下的底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即使中国的上海,明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可外国租界门前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华人和狗不准入内”。中国人什么尊严都没有,可恨可悲。

个人没有钱,没有独立的人格,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是无可置疑的。干部陈XX是公务员,而且单位福利好,其妻子曹XX是家庭主妇,原住农村,后随丈夫住县城,妻子没收入,既没有开支的权利,也没有自己生活空间选择的余地,就是丈夫的附属物。同样夫妻之间,如果丈夫的收入比妻子的收入要少,遇上那个蛮不讲理的妻子,丈夫就变成了下贱人,妻子冷落你,亲朋好友对你另眼相待,丈夫便成了家里的长工了。还有的男人好吃懒做,挣不到钱,唆使妻子卖淫换来的钱养家糊口,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赚钱不到,只能要老婆干这种事,卑鄙下流无耻。

老人没有钱,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一个人年龄大了老了,一般身体状况退化,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儿女孝顺,老人会有尊严的活着。如果儿女不孝顺自己没有钱,老人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老太太谭日秀(化名),今年85岁了,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在一个国营单位当一把手20多年,由于他的能耐,弟妹家好几个都在这条战线工作。即使在农村的儿子,生活也不错,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还有好几辆车子,儿孙满堂,叫做有福之人。就是这样一个有福之人的老太太,没有一个儿女容纳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住在老家守着一栋大房子,还赤着脚上山砍柴。老太太过生日进红包的钱,政府发给老人养老的钱,儿女美其明曰怕老人的钱被偷,由小儿子代管,代管实际剥夺了老人支配钱的权力,老太太想拿点钱买自己如意吃穿或用的东西,有时说得口干唇燥还很难达到如愿以偿。如果老太太多说了几句,大儿子就恶言置辞,令人齿冷。至于媳妇中有两个媳妇视老太太为冤家,没有老人的空间。

有人说,老人有养老金,一定很幸福,也不一定。个别家庭的不孝子女,视老人那点钱如猫盯着一盘鱼那样,始终不放,千方百计想把老人的钱弄到手。尤其是不能自理的老人,资金支配权被剥夺,儿女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老人无权过问,只能听天由命。所以,有的老人,总是把存折放在胸中的口袋里,就是想自己开支有自主权。

无论是国家、地方、单位还是个人,没有钱是很难办成大事。有了钱,办大事就容易多了。我国解放七十年来,办的大事一桩又一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所办的大事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能无与伦比的。应对特大灾害更要花钱,而且要争分抢秒,才能实现减少损失的最大化。2008年汶川地震特大灾害已经考验了我国的综合实力。这次新冠状肺炎更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十天建成两个大医院并即刻使用,各项医疗物质后勤供应得到保障,疫苗的研究开发迅速展开。每个患病者,国家投资人均2.15万元,尤其是重症者,人均投资15万元,个别特殊重症者花上几十万甚至一百万元以上,两个月基本稳定疫情,现在我国还派医疗队、物质捐送支持世界各国,都是国家实力作了后盾。

履行国际义务,为世界举办各项公益活动,国家要有钱才能办得到、办好。我国2008年成功的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彰显了中国的强大和风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有的国家就没有这个实力,只能不办或亏欠。如越南,因为缺钱而放弃了办亚运会的机会。希腊举办一次奥运会,亏欠105亿美元,一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差点破产,结果政府和全国人民还了十年债务,才摆脱国家破产的危机。

科技发展能改变社会,我国经济实力雄厚,才能有更多的钱投入科技的开发和利用,促使我国科技蓬勃发展。例如,华为5G手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华为十年来投资6000亿元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仅2019年就花了1317亿元。

个人办大事,无非是送子女读书、红白喜事、买房子车子。当然,如果有了钱,可以办更多更大的事。如办实业,办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为社会服务。对于每个家庭,除解决吃穿用等日常开支前提下,买房子是件大事。尤其是在城里买房子,是当代社会各家庭的头等大事。现实明摆着,凡是在城里买了房子的男孩子,找对象容易,否则,找对象难矣。我的老家由于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大龄青年不少,最大的1972年生,其他几人都有三十老几了。据了解,有不少村子都有这种现象。到了结婚年龄,结婚生子是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但因在城里买不起房子,无法结婚。简直是火烧眉毛,是严酷的事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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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曹丙茂,1943年出生,湖南郴州人,中共党员。1965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小学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干事、镇党委副书记、书记、县纪委副书记、农业开发办主任、县委农村部副部长、能源办主任等职。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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