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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礼泉县,九嵕[zōng]山,昭陵——唐太宗李世民

 东海若水斋 2020-08-15

陕西学习平台

2020-08-14


昭陵。

昭陵,唐太宗李世民(597—649)陵墓。位于咸阳市礼泉县东北九嵕[zōng]山上。始建于贞观十年(636),首开中国唐代“因山为陵”之先例。其规模之大,陪葬墓之多,在关中唐十八座帝王陵园中具有代表性。

唐太宗李世民雕像。

昭陵修建历时13年。贞观十年(636)十一月,文德皇后先葬昭陵。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太宗与文德皇后合葬。《唐会要》卷二十载:“陵在礼泉县,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元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

昭陵。

陵园及陪葬墓区南北长12.65公里,东西长15.45公里,占地面积113.15平方公里。陵园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九嵕山南北两面。在陵山北侧500米处,保留有唐至明清时期的部分建筑遗址,主要有山门、北阙门、原来置放昭陵六骏及十四国君长像的叠落廊、山门东西两边墙垣遗迹等。现存石刻包括十四国君长石刻像部分残石基座、20余通历代“御制祝文”碑,以及今人复制的昭陵六骏浮雕石屏。在遗址的北端矗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书“唐太宗昭陵”碑。山陵四周计有陵园建筑群3处,即北司马门、南司马门、寝宫遗址。

北司马遗址。

陵山正南900米处为南司马门遗址,西南900—1000米处为寝宫遗址,东北面有北司马门遗址。陵山北面地势较为平缓,而陵山南侧陡峭,故于北面修建北司马门并放置昭陵六骏及十四国蕃君长石刻像,明清在此设“祭坛”。陵山西南有较大面积的平坦地带,当地称为“陵下宫”或“皇城”,是昭陵寝宫遗址。南司马门外有一对三出阙,门址曾出土一大型屋脊鸱尾,高1.5米、长1.0米、厚0.65米,重150公斤。

北司马遗址。

1982年,昭陵博物馆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作勘查及试掘,2002年,为配合大遗址保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昭陵博物馆联合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遗址主要为唐代及明清两个时期。明清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外围砖墙,围墙南北长95米、东西宽54米。围墙内建筑以北端山门到南端大殿间的通道为中轴,东西对称,地貌呈三级台地状。遗迹自北部第三台地到南部第五台地,每个台地有一组建筑,各组间距较大,向南逐级升高。遗址内有山门、礓墁道、房屋建筑。

2002年底,唐代遗迹发掘清理的范围南北约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整个唐代遗迹以两阙间南北中线为纵轴,东西对称,并以门址为界,分内外两部分。门址以外遗迹有:最北部东西对称的双阙和双阙后的长方形房址。东西双阙间距31.5米,东阙东西长14米。门址位于阙南部正中,两侧与夯土围墙相连接。门址内西部遗存保存较好,其中最南端的长廊状房址形制基本完整。门址东南的遗迹大部不存。出土的唐代建筑构件有长方形砖、方砖、筒瓦、板瓦,各种纹样与规格的瓦当、鸱尾,兽面脊头瓦、柱头石构件等近10类。出土有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和六骏石刻残块。遗物中比较突出的为印有工匠名款的长方砖、板瓦、兽面和莲花瓦当、石刻残块等。

昭陵陪葬墓众多,为历代帝陵之最,分布于山上及山南平原地带,东西12公里,南北10公里。北起九嵕山北麓,南临汧水赵村一带,东至东页谷村,西至庄河。现已确知的有187座。陪葬者有皇室宗亲、嫔妃、文臣武将及少数民族首领。根据勘探,陪葬区可分为陵山陪葬区、平原陪葬区及三省官员陪葬区三大区。其中,皇亲国戚有越国太妃,韦妃,燕妃,废太子李承乾,赵王李福,越王李贞及其子李冲,蜀悼王李愔,曹王李明,纪王李慎,襄城、清河、兰陵、临川、长乐、城阳、新城诸公主。文武臣僚有长孙无忌、程知节、姜简、王大礼、魏徵、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张士贵、裴艺、薛收、房仁裕、郑仁泰、马周、许敬宗、邱行恭等。少数民族将领有史太柰、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阿史那苏尼失、执失思力、执失善光(以上突厥族)、契苾何力(铁勒)、安元寿(安息胡)等。1949年后,陆续清理发掘的有郑仁泰、张士贵、尉迟敬德、李勣、安元寿、临川公主、长乐公主、韦贵妃、越王李贞、程知节、段简璧等陪葬墓10余座。

昭陵的地上、地下遗存有大量的碑石等文物。昭陵六骏原列置于北司马门内的廊房中,并列有少数民族蕃君圆雕像14座,据新、旧《唐书》记载,分别为突厥颉利可汗、突厥答布可汗、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侯利可汗、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吐谷浑河源郡王、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龟兹王、新罗乐浪郡王、林邑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这组雕像屡遭毁损。据2002—2004年现场的考古调查,发现众多蕃君躯体、头部和题名基座残石。至此,有名可考者达13尊。

全景图

1961年3月,昭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在陵园中心的李勣墓前,建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年5月改为昭陵博物馆,负责昭陵及其陪葬墓的保护管理工作。其重点保护区为:以九嵕山主峰东至灰泉梁,南至砖瓦岭,西至黄坪梁,北至押关口;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北屯乡村,南至烟霞乡安架庄,西至赵镇南村,北至昭陵乡高窑村。2011年1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划分为28个独立的保护区,其中陵山保护区包含陵山九嵕山以及编号为33、34、63、81—105、121、122、123、180、183、190的34座陪葬墓。保护范围:西南起自吴家山以西360米的山坡上,向北经过王家村、干涝池、东窑等村至烧疙瘩,自此点向东北经过皇坪村以西至九嵕山北的上峪南村南,自此点向东至高坪村西南370米的山梁边缘,自此点向南经过高坡至下高坡村西北180米的沟壑东坡,自此点向西偏南经过沟底村北、曹家山至碾子沟村东,自此点向南至碾子沟村东南,自此点继续向西偏南经过李家台村与起始点会合。建设控制地带:28个独立保护区保护范围外围各边连线外延200米。


来源:“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物局



一个奔腾的时代

陕西学习平台
2021-04-25

作者:杨小玲 董渺

原标题:一个奔腾的时代——昭陵六骏折射出的大唐气象

昭陵位于礼泉县东北22公里的九嵕山。渭河北岸,九嵕山上,靠山望水的昭陵开启了唐陵依山而建的先河。登上九嵕山,放眼望去,昭陵呈扇面状向南面东西两翼展开,东西绵延13公里,南北10公里,167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就分布在昭陵周围60公里的陵园中。举世瞩目的昭陵六骏原放置在昭陵北麓祭坛东西两侧,如今人们游览昭陵时,唯有通过一块石碑上的线刻画略窥其风采。

渭河北岸,九嵕山上,靠山望水的昭陵开启了唐陵依山而建的先河。记者 赵晨 摄

举世瞩目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6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原型,是李世民在平定天下的征途中先后骑过的6匹战马——“飒露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李世民在贞观十年兴建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石刻所表现的6匹骏马,或奔驰,或挺立,在冰冷的石头上,依然迸发出热气腾腾的生命力。

举世瞩目的昭陵六骏原放置在昭陵北麓祭坛东西两侧。记者 赵晨 摄

“六骏”中唯一出现人物的一块石刻,表现的是大将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场景。从石刻上可以看出,丘行恭左手抚摸马颈,右手紧紧握住了箭矢,正在准备将这支箭拔出,而“飒露紫”虽然仍在倔强地站立着,却已经无法再抬起四蹄奔跑了。这块石刻虽然看起来静止不动,却仿佛充满了惊险和紧张的气氛,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喋血拼杀的战场上,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飒露紫。记者 赵晨 摄

昭陵六骏均为三花马鬃,束结马尾,这是唐代西域战马的显著特征。雕塑的细节,比如马鞍、马镫、缰绳等,都逼真地还原了历史的风采。

遗憾的是,“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石刻在1914年被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先是被搬运到陕西省图书馆,后来在1950年移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至今。如今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看到的“飒露紫”和“拳毛騧”,都是用石膏和水泥制成的复制品。

关于昭陵六骏曾经有过神奇的传说。据说,“安史之乱”时,在决定大唐王朝命运的潼关之战中,忽然飞沙走石,黄旗招展,杀出一支骑兵队,勇猛善战,战马都是千里马,致使叛军仓皇逃窜,战斗结束之后,这支骑兵也突然消失。后来,守护昭陵的官员报告朝廷,就在潼关交战那天,昭陵六骏以及周围的石人身上全是汗。这事在唐朝流传很广,晚唐李商隐还写诗说:“可要昭陵石马来。”传说并不可信,但足见昭陵六骏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其的特殊情感。

1924年,鲁迅在西安讲学谈到昭陵六骏时曾说:“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流传至今的昭陵六骏不仅将“六骏”在战场上的英姿再现给世人,同时,也将李世民对战死沙场的爱马的哀思传递千古。昭陵六骏以高超的雕刻艺术和动人的情感魅力,以悲壮的色彩和富于启迪性的英雄史诗,诉说着半生戎马的帝王对自己战马的生死之情。

青骓。记者 赵晨 摄

登峰造极的石雕艺术

昭陵六骏是按照著名美术家、工艺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画图起样雕刻的,手法浑厚简洁,造型鲜明生动,突出了马的不同品种、性格和在各次战役中的不同遭遇,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为“国宝级文物”。

“昭陵六骏采用有概括性的瞬间表情和形体动作,使观赏者从静中联想到它的前因后果。它把马的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表现得明确、单纯而富于美感。它比圆雕更加灵活多变且极富表现力,比绘画更加简洁明了且极富冲击力和感染力。唐代能工巧匠把特定的时代精神、审美情趣和对客观自然的观察融为一体,根据马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运用纯熟的刀法创作出不同的姿态、性格、经历以及人与马的装饰,把马的性格美和形体美巧妙地表达出来,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介绍。

昭陵六骏特有的表现手法,开创了陵墓雕刻的一代新风,为以后历代陵墓雕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6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出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这种表现手法本出于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艺术,后来在我国古代佛像艺术创作中也大量使用,但用作大型陵墓石刻,是从昭陵六骏开始的。

昭陵六骏的雕刻手法,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形体,只给观众有限的观赏视域,与其他的陵墓雕刻拉开了距离,丰富了陵墓雕刻的表现力,突出表现了唐代雕刻水平的高超。

“6匹战马姿态各异,它们或静或动,或奔或行,错落有致,相互衬托。这种巧妙而含蓄的题材、丰富而多样的手法,十分符合陵墓的整体风格,给人以深深的怀念和无尽的遐想,因而成为古代冥物造型中的经典之作。”中华美学学会原副会长陈炎这样评价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一组集历史、考古、艺术观赏、社会价值于一身的高品位文物精品,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国力最强盛时期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充满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物质载体。由于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设计制作者的高超水平,所以它长期以来“居高声自远”,闻名海内外。

开放进取的大唐精神

昭陵六骏驰名史册,不仅仅是因为雕塑艺术的高超,更因为“六骏”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紧密相连,成为大唐气象的实物象征。透过浮雕上的骏马,可以感受到蓬勃的朝气、灵动的思想、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充沛的感情。

“昭陵六骏中有几个名字之所以读起来有些拗口,是因为它们是以突厥语命名的西域名驹。'六骏’名号分别为突厥高级官号或表示对人与马赞美的突厥语。从这一个细节我们就能感受到唐朝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那就是无比自信和兼容并包。这种开放态势给大唐注入了新鲜活力,让大唐走向了强盛之路。”李浪涛说。

博大包容的唐朝成为异国他邦竞相加强交往的天朝上国。远人不召自来,开放热情的长安人怀着昂扬的激情接纳着来自外藩绝域的文化。中外经济、文化充分交流,终使唐代文化远远超过了前代,并传至世界各地,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

多民族共处的社会现实,养成了唐人博大包容的气度;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造就了唐人尊才重学的社会风气;学术思想的自由环境,促成了唐人求真务实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各行各业百舸争流的局面,更激励着无数唐人勇于进取、勇于创新,不断创造出震惊世人的神奇。

生活在长安的外族人,他们崇尚文明、追求发展,与唐人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唐代文明,促进了丝路沿线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步伐。

1300多年的时光已逝,但不朽的创造、开拓和融合精神,留存在一个个胡俑眉宇之间,镶嵌在流光溢彩的锦绣经纬里,融化在琉璃、金银器皿之中。

岁月沧桑,古老的渭河流淌依旧,历史的荣光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循着文明、开放的目标奋楫扬帆、阔步前行。

记者手记

不负历史 不负韶华

在我们感叹昭陵六骏所带来的艺术、社会、历史等价值时,我们很难想象,1300多年前的人们竟有着如此的心态、精神以及境界。不可否认,大唐给予我们很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尤其是昭陵六骏作为唐朝鼎盛时期的代表性艺术品之一,已经超过了本身的价值所在。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承继了一种磅礴大气、积极向上的精神。

正因为唐朝拥有非凡的气度、气场以及气势,所以才造就了其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历史。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拥有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胸襟,也在不停地创造新的时代辉煌。从“九章”到“北斗”,从“奋斗者”号万米海试归来到“嫦娥五号”划过璀璨夜空,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赞赏。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创造的,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时代,只要以一个奋斗者的姿态、包容世界的心态迎接未来,全心全意干好工作,向幸福出发,向快乐迈进,真诚友善对待周遭,积极面对当下生活,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人生就变得精彩。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单位: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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