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大同文庙：北魏创学，代藩易址（上）

关于大同文庙的历史沿革，清乾隆版《大同府志学校》中简述道：“大同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

新修复的大同古城       

大同儒学原本处在该城的东南角，此处本是北魏中书学，契丹人建立辽国后，将大同称之为西京，同时在此设置国子监，金国时又于此址设太学，到明初时，又将这里作为大同府学。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朱桂年仅四岁被封为豫王，藩国在南昌府，然在洪武二十五年，朱桂又改封为代王，同年他就藩于大同府，而代王府占据的就是大同府学的地址，府学便迁到了云中驿。

原来这里是文庙后门

对于大同文庙的沿革情况，李海在《大同府文庙沿革》一文中写得颇为详尽，该文称在北魏时期，大同文庙已经有了雏形，其依据乃是《魏书·儒林传序》中的所言：“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

这里所称的太祖乃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他在天兴元年在平城建立首都，平城即今日之大同市。拓跋珪遵从儒学重视教育，他在平城建都之始就设立太学，太学内有五经博士，生员上千人，到天兴二年，又增加国子监和太学学生生员达三千人之多。

感觉古街还未完全开放

到了太宗拓跋嗣时，其又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世祖拓跋焘在始光三年，又于平城城东建起了太学：“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同上）再后来：“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同上）

路过的展馆

显祖拓跋弘在天安初年，“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这时建立起了完善的地方官学，同时按照郡的大小来规定博士和学生人数。李海认为：“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此说乃是以《魏书·高允传》中的所言为依据：“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下马碑

关于北魏为什么建立中书学，李海认为北魏初期，拓跋鲜卑政权需要汉族精英参与国家建设，此乃是设立中书学的首要目的。关于此学设立的时间，《魏书·李顺传》中称传主“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神瑞乃拓跋嗣的年号，存在三年，即公元414-416年，由此可知，中书学的建立的下限乃是神瑞三年。

对于中书学的属性，李海在文中称：“北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而非太常管辖。中书学博士、学生多为汉人士族成员。中书学虽以五经教授，而中书博士多不专主授经。中书学生亦有品阶，入学即按七品官员待遇，无需经过明经策试即可入仕。不少汉人士族成员多由中书学起家，仕至显贵。因此入中书学也成为汉人士族参与北魏政权、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条重要途径。”

高大的棂星门

可见，中书学乃是汉人由学入仕的途径，这个政策使得汉人在朝为官者数量骤增。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汉人在朝为官的数量已与鲜卑贵族相当，中书学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于是拓跋宏在太和十六年将中书学改为国子学，而中书学在北魏存在了七十余年。

登记身份信息

在官学建立之初，平城就兴建起了孔庙，并且举行重大的祭孔仪式。王志民，黄新宪所著《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中简述道：

同魏晋官学一样，北魏中央官学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礼，主要有：释莱之礼、释奠之礼、幸学与养老之礼。释莱礼是大学立学之始的重要礼节。这项礼古虽有之，魏晋无闻。北魏道武帝时于天兴四年二月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莱于先圣先师。释奠之礼，也是古礼之一。据《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者，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北魏时常于中央官学内举行这项礼。太宗泰常三年（418年）二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始光三年（426年），建立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

泮池及状元桥

李海认为：“是为中国历史上在学校立孔庙之始”，而北魏不仅在京师修建孔庙，到孝文帝时，各州郡学校也开始修建孔庙。李海在文中举出了《魏书·刘道斌传》中的最后一段：

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

投币祈福

这位刘道斌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其自幼好学，他的才干受到了高祖拓跋宏的赏识，之后世宗对他也很重视。《魏书》中称他“所在有清治之称”，可见是位好官。刘道斌在出任恒农太守时修立郡学，同时在学校内建立孔庙，他离任之后，恒农当地的百姓很怀念他，于是把他的画像挂在孔庙内陪祀。李海认为这件事“开启了在地方庙学中设置名宦祠之先河”。

大成门

从以上的这些叙述可知，北魏虽是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他们重视儒学，与孔庙有关的一些事情，乃是由北魏朝所创立，可见该朝在中国文庙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进入辽代，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大同改为云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改云州为西京，同时在西京设立西京国子监。《辽史拾遗》上转载《山西通志》中的所记：“张起岩《崇文堂》记云，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

大成殿

辽朝除了在西京设置国子监外，同时另设西京学，李海猜测这有可能是西京太学，另外辽又各设立州学和县学，《辽史拾遗》中称：“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

有人上香

天庆四年春，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转年建立金朝，金、辽之间发生了多次大的战争，后来辽发生内乱，天祚帝耶律延禧第卫兵五千逃西京大同。后来耶律延禧战败被杀，金国仍然以西京为陪都。金太祖天辅三年，完颜希尹三年创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会年间在上京、北京、西京大同分别设置女真字学。《金史·选举志一》中称：“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尚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

有几块石板是旧物

关于女真学在大同开办的地点，明张钦在《大同府志·重建大同府学记》中说：“府县学旧在府治东南，即魏之中书学金之女真太学、辽之国子监也。”

以此可知，金人所开办的女真太学，其地点就是在北魏的中书学，和辽国的国子监原址上。

大成殿前的月台

关于金代的文庙建设，《南阳府志》中录有金赵秉文《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该记首先讲到了开办学校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古之兴学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盖王者君国子民，必以教学为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继而不易焉。降及秦汉，郡县天下，虽政异制，而学则代代开设之。迨隋、唐以来，设科取士，公卿将相，多繇此塗而出，则学校之兴，所以炽焉。”接着着赵秉文又谈到了金朝所建庙学的情况：“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修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修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

孔子端坐于此

元成吉思汗八年，蒙古人占领金西京大同，元初时改大同为西京路。至元二十五年又将西京路改称大同路。元大德元年，工部侍郎孙拱担任西京路总管，他在辽国子监基础之上建造起西京大同府学。

明洪武二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为大同府。明洪武八年，在辽、金、元庙学的基础之上开办了大同府学，后因代王府占用此地，故将府学及文庙迁移到了云中驿。

乐器

明初多次重修大同文庙，明嘉靖十二年，大同发生兵变，大同文庙被彻底损毁，兵变平复后，转年大同巡抚樊继祖、知府王诰等重修大同文庙。正德版《大同府志》中载：“大改旧观。中立孔庙，前戟门，前泮，前棂星门……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堂比庙咸差于后，旁各有斋，有舍，有廨。署后各建亭，别其名为‘春风’、为‘时雨’。府学堂前，建敬一亭。县学堂前，建启圣祠。遵时制也。至神库、庖厨、乡贤、名宦、靡事不周，悉有方向。”

梁架结构

对于大同文庙在明清时的状况，沈旸在其专著《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中概括说：

明洪武八年（1375年）易为大同府学，二十九年（1396年）“以府学为代藩府第，改云中驿为府学”。宣德（1426-1435年）、正统（1436-1449年）间均有续建。嘉靖十二年（1533年）遭兵燹破坏，十六年（1537）年修葺。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7年）间又有增建。历二百余年，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府学内殿宇、斋堂、廊庑、祠、坊、门、亭台楼阁、环桥、泮池30余处，直至清未民初仍兴盛不衰。后多数建筑失修，加之人为拆改，已失原貌，仅大成殿尚存，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斗栱六铺作，每间两朵，结构完好。月台栏杆石刻乐人舞者、花草禽兽，千姿百态、意趣横生。明时在东南城墙上又建风水塔（雁塔），轴线呈东南—西北走向，直指文庙，兼顾瞭望敌情与祈祝文运。而大同府学移于云中驿后，原与“府学相附共祀文庙”的大同县学得以“规模特创，殿庑堂斋以次具举”。

十二哲

大成殿侧观

此后的大同文庙又多次重修，2008年大同又对文庙进行了系统的修复。2020年6月7日，我在太原办事之余，请小郭开车带我前往大同探访历史遗迹。从我所住酒店到达大同文庙，大约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下降期，北京在此前的一天将防疫级别由二级降为三级。从春节前的疫情爆发，到如今已近半年的时间未曾寻访，我乘高铁到达太原市时，这里的防疫依然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