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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地区自古关河阻隔，交通不便，闭塞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方言，一县之地，不同乡镇，方言也存在差异，有“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的说法。这种差异各具特点，有人总结为“京山十八打，宋河十八拉”。此处的“京山”指现在的新市镇一带（1981年12月前称城关镇）。城关地区方言多带“打”，宋河一带方言多带“拉”。 城关一个孩子用土话向别人讲述自家发生的事情： “昨天早晨，我们一家人都起来打，姆妈把饭烧熟打，一家人吃打，喝打，找不倒为么事，姆妈、伯伯（爸爸）吵起来打，又打起来打，隔壁的刘婆婆听斗打，跑过来问为么事？姆妈说，伯伯把钱输光打，伯伯说，姆妈把钱抠紧打。刘婆婆上前解交说：‘算打，算打，两口子不该叱手舞脚，动不动就讲打。看你们把锅也打破打，碗也打破打，桌子也掀打，你们想打没有，气一消，两口子又亲热打，没得锅打，没得碗打，还不是要你们自己买，何必呢？不吵打，不打打！’” 用文字表达方言，有时很难以找到适当的字。上世纪30年代城关一位未出远门青年，不懂官话，用口语给在外经商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就遇到这种尴尬： “父亲大人： 膝下敬禀者，自从你那磕（kí）外斗以后，家里一切都好，请不要机取。孙伢（á）得娃长的很胖，婆婆说尅（kē）都尅不起打。” “姆妈很忙，田里忙打屋的忙，讨不寒去看嘎嘎（gā gā）爹 。医生说，嘎嘎爹烟嚯（huō）多打，得的是痰火病，要多吃些好长伙，我跳屋的到街上买打几条活鲫鱼送去，他那说，吃不进去，一吃就作瓦。有人说，嘎嘎爹不是痰火病，吃打作瓦是肠子肚子的病，我们也搞不清楚是怂(sǒng)个病。” “买田的事，价钱还没有讲好。十五的罗（luó）天，叔叔阿（ā）马去看打庄子和田。田是好田，只是庄子太凹措（āo cuò），叔叔说，不要猴急，慢慢来，可以磨一个好价钱。这样把中人搞嘲打，说叔叔说话裸（luǒ）年，办事日把弹琴，光鬼麽子。” “婆婆的腿比前斗好打一咔（kā），但上茅市还是跩（zhuāi）不下去，最近老汪，说是活不长打，叫快咔（kā）给她买棺材，怕一时三刻搞不彻（ché）。总之，家事无主，我们不知道腔啷（qiāng lǎng）搞，都等你那回来。 儿□□叩上 年 月 日” 带拼音的字，信中以□代替，发音与含义，除了他父亲和京山城关人，对外地人来说简直就是符咒天书。 美国印第安人有一个呐瓦霍部落，讲呐瓦霍语，这种语言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其语法、声调、音节非常复杂，对于部落以外的人，无异于鸟语，没有经过长期训练，根本不可能弄懂它的意思。据资料记载，上世纪40年代，通晓这一语言的非呐瓦霍族人全球不过30人。 此时已进入二战关键时刻，已破译异常复杂德国和日本军事密码的美国人，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密码被敌方破译。有一个叫菲利普·约翰逊的人突发奇想，他向军方建议，用呐瓦霍语编制军事密码。1942年5月，第一批29名呐瓦霍人被征召入伍，他们用呐瓦霍语共创建了500个常用军事术语的词汇表，成功的用于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使日本和德国人绞尽脑汁也无法破译。呐瓦霍密码因此被称为“无敌密码”。 方言用于军事密码，其表意精准,音词独特，具有唯一性，其他形式无法替代，不能不佩服其是一种独创。而方言运用在文学创作上，则更具有传神和点睛之妙。 马克·吐温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和著名演说家。“美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董衡巽先生在评价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时如是说：“小说运用生动活泼的美国口语写成，而且各种人物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使这部小说成为美国19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 “生动活泼的口语，各种人物各种不同的语言”，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共同特点，孔子《诗经》三百篇、冯梦龙“三言”、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老舍的《茶馆》等，书中方言口语的应用非常精彩，他们都是驾驭方言的高手。这其中还包括出生于京山城关十字街的聂绀弩先生，他的文章中京山方言信手拈来，十分传神。 “‘绊根子草哇，雅合一，节节青啰，货……吓；男女相好么要长情嘞，矮害哟！’青儿唱着不知哪里学来的歌，一路走，一路把眼睛望着远处。……我正从麦田里扯起一根麦子，想抽出里头的杆子来做‘吹叫子’麦子太嫩，做不成。” 这是他1940年7月写的小说《姐姐》中的一段话。《姐姐》通篇都是城关土话，如“玩脸”、“格痒”、“女将”、“钉扒”、“连架”、“哭鼻龙悚”等等，语言质朴，贴着地气。因为特别真实，读完后，我因感伤主人翁“姐姐”青儿的遭遇，竟不忍再读。 遗传学发现，物种的胚胎史是其种系进化的缩影。以人类为例，从单细胞进化到复杂有机体的数亿年时间，不同阶段的特点，在从受精卵发育成婴儿的十个月中呈现得次第分明。语言学上，方言也保存有这种“种系进化”的特征。例如，“见者有份”，反映的是远古渔猎时期猎获物的共享原则；“打平伙”，最早应该出现在农耕文化私有制产生后；而“AA制”，则是现代人的分配理念。不仅如此，方言还是“DNA”，在当今全世界60亿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如果谁无意中说“腔啷搞”，你立马就能判断出此公或与京山原居民有某种关联。 抗日战争前，京山城关人口结构单纯，95%以上是代代生于此死于斯的老城关人，方言俗语土得掉渣。虽有部分经营雨伞的咸宁人，经营锡匠、铁匠的黄陂、黄安人，架船或逃荒来的汉川、天门人，但他们人数很少，对本地语言不构成影响。相反，这些人的后代改变了原来的口音，融入了京山社会。京山方言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存在，成为独立的语言，是京山先民无意中对中国丰富地方语系的贡献。 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交融，城镇的扩张，京山城关土著居民已所剩无几，京山方言正在逐渐消失。所幸国家正在进行抢救整理，但愿它能以某种形式得以留存。在全球化，不同文化相互学习的今天，我们必须保留自己民族的东西，这是一种尊严，也是一份责任。 一方水土说一方话，方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乡音，它还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京山远古的味道，祖祖辈辈感受过的日头和月光的味道，风儿和云彩的味道，石板街和炊烟的味道，鸦鹊和知矣声音的味道，酒糟和咋海椒醇香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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