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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研究，是近年来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目前在两湖地区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古城至少已有五座，但由于发现的时间不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尚很少为学术界所知。为了推动我国新石器时代古城的研究工作，现对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情况作一简单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这批古城的特点、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属性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屈家岭文化古城发现的情况 (一)石家河古城 这座古城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北约1公里处，是石河考古队为研究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内聚落之间的关系而调查发现的①。以现存的城垣推测，城址近似方形，南北和东西各长1000米左右。西城垣比较完整，南垣仅见西段，有200多米长。西南角略呈方形,西北角转弯处也已基本查明。东垣的中段和北段比较清楚，北垣东段可能被年代稍晚的另一座古城土城破坏。西垣和南垣的外侧可见护城河遗迹。城内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图一)。 为了确定城址的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在西垣上选择一处断面，经铲光，发现有一层层近似水平的堆筑痕迹，每层的厚度一般为10一20厘米，可以确定为夯土。土层中含的陶片极少，其年代似早于屈家岭文化，最晚不会超过屈家岭文化。调查者又在南垣西段的内侧开了一条小沟，发现城垣上迭压着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文化层。1992年春季，石河考古队还在城垣的西北角，发现了城垣被屈家岭文化墓葬打破的地层关系。墓葬中所出的斜直腹小罐形鼎、斜腹碗等，都具有屈家岭文化第二期的特点，因此，城垣的构筑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 (二)走马岭古城 城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是1990年发现的。荆州地区博物馆从当年起，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三年的发掘②。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垣上有数处缺口，其中有的可能为城门。缺口两边，有的保存着圆形土台，可能是城门附属的防御性建筑物台基。城垣周长约1 200米,城垣最高处距城内陆面约5米，距城外地面7一8米。城垣周围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城内的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房屋建筑主要友现于东北侧，西南垣以外不远是石首市最大的湖泊上津湖，城内积水可顺地势从西南水门直接排入湖中(图二)。 城内陆层堆积的情况是：下层为大溪文化晚期，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的主要部分是屈家岭文化。为了弄清古城的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城垣一处缺口的南侧横开了4个探方，发现城垣由较坚实的夯土筑成。从TZ一T4北壁剖面上可以看出，已发掘出的墙体有3.5米高，但尚未到底，可分为13层。表土层以下即为夯土，夯层一般厚10一30厘米，黄灰相间，厚薄不均。内坡宽约13米，和城垣主体一次筑成。内坡下端夯层较厚，有的层厚达40一50厘米。夯土纯净，只包含极个别的碎陶片，因过于细碎，已无法辨别器形，陶片的年代有可能早于屈家岭文化。内坡脚上迭压着屈家岭文化层，层中出的陶片较多，可识的器形有凹沿高领罐、双腹碗(豆)、翻沿碗、圈足杯。该文化层又被石家河文化早期的一座瓮棺葬和一个灰坑打破，灰坑中出有石家河文化中常见的宽扁形双突棱鼎足。此外还发现，此垣的内坡脚被多座屈家岭文化的墓葬打破，墓中出有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形双腹豆、双腹鼎、高领罐等。根据以上资料，可知城垣的年代不会晚于屈家岭文化。 (三)城头山古城 位于湖南省澄县县城西北约20公里的车溪乡，1979年调查发现，1991年湖南省考古所等进行了试掘，判断属屈家岭文化城址⑧。 据报道，城址平面为圆形，直径约310多米。城垣用夯土筑成，底宽约20米，顶部残宽约7米。内坡平缓，呈巧一乃度。城垣之外有护城河，宽35一50米，深约4米，似以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结合而成。城垣的东南西北各有一缺口，应为城门遗迹。东门正中有一条用直径约，厘米的河卵石整齐铺垫的道路，路宽约5米，由内向外倾斜。北门是一条城内外相通的水上道路，当地人现称之为水门。城内陆面平均高于城外，中心地面又高于四门。城内积水可分别从四门排人护城河。城内西南部最高，有一组包括几个长方形夯土台基的台基群,可能是大型建筑区(图三)。 考古工作者在西南部的城垣上开了一条探沟，按湖南省考古界的分期标准，城垣之下迭压的文化层从下往上依次为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中期，城垣内坡又被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晚期的文化遗存所迭压。在城垣内坡，堆积可分13层，第10和第11层为城墙夯土。第12层直接为城墙叠压，出土陶器有簋、上腹较窄的双腹盘和带有细密弦纹的罐，可定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直接叠压夯土墙体的第9层，陶器以泥质黑陶为主，器形有凹沿高领罐、双腹碗等，具有屈家岭文化的典型特点，报道中公布的圈足杯，也见于走马岭文化层。另外叠压城垣的第3层所出的一件豆，圈足为凹沿，饰大镂孔，多见于石家河文化早期。 (四)阴湘城 在湖北省江陵县荆州城西北约34公里处，据《江陵县志》载，此城在清代“垣址宛然，冈阜方平，土人以城名之。”现在城垣已不明显。城址为长方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40米，圆角。四面有缺口，可能是城门，其中北面的缺口最低，并与菱角湖相通,当为水门。从南垣残存的断面上观察，城垣夯土有黄、灰二色，夯层的厚度不均匀。城南、城东都有护城河遗迹，宽约20米。城北、城西的护城河已被湖水淹没，城址高出周围4一5米④。 1991年底，荆州地区博物馆在城垣上横开探沟一条，基本弄清了城垣的结构和年代。城垣的地面以下部分保存完好，据对出土陶片分析，城垣打破大溪文化层，城垣本身的年代相当于石家河遗址群分期中的第四期⑥，亦即屈家岭文化的第一期。 (五)马家烷古城 此城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刘集乡显灵村，是文物普查中发现的⑥。城址选择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岗地上，城垣保存基本完整。城垣平面南北呈梯形，东垣和西垣长600多米，南垣长400多米，北垣比南垣短。南垣宽约32米，现存高度比城内高约5米，比城外高约6米，坡度外陡内缓。城垣上有若干处高台，可能是防御性建筑台基。城垣的南、北、西中间和东垣的南端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其中西垣和东垣南端的缺口由一条流经城内的古河道连接，似为水门。城垣四周均有护城河环绕,西边的护城河由一条顺着西垣向南流的古河道代替，此河又深又陡，和流经城内的古河道相通。 城址面积有20余万平方米，城内北侧有一片建筑台基，暴露的陶片主要属屈家岭文化，少数属石家河文化早期。整个城内除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外，未发现任何其它时代的遗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城址的年代，调查者在西南垣内侧的断面上，采挖了一些陶片，经辨识，陶片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联系到城内建筑台基上所出陶片的年代，可以初步确定，城垣的建筑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 由前所述，长江中游的五座新石器时代古城中，已有四座经过发掘，这四座古城的地层关系均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马家烷古城虽然未经过发掘，但城内的文化堆积十分单纯，所获得的调查结果也与其它四座古城完全一致，因此这五座古城都属于屈家岭文化是没有问题的。 据研究测定，屈家岭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一4600年之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古城的相对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期到晚期，绝对年代在距今4500年到4000年之间，因此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年代普遍早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古城。 二、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特点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未进行大面积的揭露，目前只能根据调查和试掘的情况，初步归纳出以下四点。 1.在规模上，五座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城垣周长一般在1000一2000米之间，石家河古城的城垣还要长得多，这说明屈家岭文化古城的规模普遍是比较大的。与龙山文化古城相比，后者只有城子崖城址比较大些，其它几座古城的规模都明显小于前者，如平粮台古城城垣的边长才185米，王城岗古城的规模更小，其城垣边长还不到百米。以上两类古城在规模上的差别可能与古城防御对象的不完全相同有关。 2.在形制上，屈家岭文化城址有长方形、梯形、圆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由于城垣的构筑多依托岗地的陡坎和河道，所以无论哪一种形状,都不甚规则。城门的数量和位置没有一定规律，主要是根据需要而设定。为了交通方便，有四座古城可能还设置了水门。城垣上建有防御性建筑物，城内建筑区一般位于较高的自然土台上。以上情况表明，屈家岭文化古城在规划布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实际需要和自然地形，因此形制不一。在五座古城中，城垣形制最为规整的是马家烷古城，这可能是由于该城在建筑年代上略晚于其它四座古城，但即便是这座城垣，也仍远不如龙山文化平粮台城垣那样规则。 3.关于城垣的建筑技术和方法，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城垣全部以夯土筑成。为了加强土层之间的粘结程度，相接的夯层多采用不同质地的土铺垫，因此在断面上，常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土层间隔排列的现象。城头山城垣的夯层中发现一些石块，据认为可能是夯实用的工具。夯层的厚薄程度不一致，有的厚达40厘米，层面也不够水平，说明夯筑的质量并不高。经过解剖的城垣皆为平地起建，主体部分和内外护坡系一次筑成，未见板筑痕迹。 4.关于城内的道路及排水系统，目前仅见城头山古城内有一条主要道路用卵石铺垫，说明当时已考虑到道路的建设。在城内排水方面，虽仍处于明水自然排流的阶段，但对城内外的水系已有总体规划，如将水门、护城河以及自然河湖沟通，不仅可以解决排水问题，还能够解决用水和交通运输问题。不足之处是在城内未见有任何管道设施，在屈家岭文化的所有遗物中，也从未发现过排水管，这与平粮台古城内已铺设地下陶水管道相比，显然存在着差距。 三、屈家岭文化古城出现的历史背景 1.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全局情况看，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出现，已成为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知道，在距今5000抚前后，黄河流域和一长江流域已普遍进人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这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冶炼和制造铜器，普遍使用快轮制陶，家庭纺织手工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专业性的经济中心，社会财富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氏族公社或部落集团已具有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和营造大规模工程的物质基础，例如良诸文化的反山墓地，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一4800年之间，这个墓地的土方达二万多立方米，全部由人工堆筑，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显然是无法筑成如此大规模工程的，这种物质基础当然一也是构筑古城最基本的前提。与上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社会关系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中心聚落和从属聚落①，同时宗教中心也出现了，如辽宁凌源牛河梁的“女神庙”和良诸文化中出现的祭坛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宗教的发展和盛行，已成为那个时期的重要特点。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时期，中国许多地方的氏族公社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2.从屈家岭文化自身的综合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考察，长江中游率先建筑古城的条件也已成熟。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在综合发展水平方面一直是最高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即使是在史前时代，各地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也是互有快慢和极不平衡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仰韶文化的中期，另一个是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仰韶文化中期，也就是庙底沟期，仰韶文化不仅几乎遍布了黄河流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但是从仰韶文化晚期起，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统一性就不断削弱，并因而影响了发展速度。而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却从大溪文化晚期起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向周围特别是黄河流域扩展，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期，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此时屈家岭文化不仅向北推进到了原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区系范围的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而且把强大的影响传送到黄河以北和山东沿海。但在此期间，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对这一通过考古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成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军事上的胜利，而应主要看成是两种物质文化在综合发展水平方面出现了不平衡，因为在物质文化关系中，一般只有先进的物质文化才能深刻地影响周围的地区并被远方所接受。据此推测，在距今5000一4500年期间，即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早期，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可能赶上或超过了黄河中游，而由此所形成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正是屈家岭文化古城率先出现的必备前提。 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聚落形态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出现了特大型的中心聚落，此类聚落以屈家岭最为突出，该遗址的面积大约有50万平方米。在这个中心聚落上，可能已出现了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不仅直接统治本聚落，而且也对周围的中小聚落进行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 第二是出现了规模巨大的聚落群。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家河聚落遗址群。这个遗址群由约40个遗址组成，其中大多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可分为两大层，上层属石家河文化，下层属屈家岭文化，因此该遗址群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通过调查和试掘发现，在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内部，各遗址的大小及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样的，其中心聚落遗址不仅规模大，地势高，而且建筑遗迹特别密集，房屋质量也普遍优于周围的遗址。 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形成与其内部遗址间的等级关系说明，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出现了庞大的部落集团，这种集团由少数有势力的领袖人物直接进行统治，其权威显然比屈家岭那样特大型聚落的领袖还要大。 不论是特大型的中心聚落,还是庞大的落聚群，二者都是社会权力向少数领袖和贵族阶层集聚的具体表现。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社会形态当已进人摩尔根所说的军事民主制阶段。部落或部落集团之间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侵夺邻近部落或部落集团的财富，频繁地进行战争。多座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说明这种战争已经发展到必须筑城防御的程度了。 四、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社会属性 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古城在社会性质上，已经具有奴隶制的属性，并认为这些古城是我国古代由原始社会进人奴隶社会的标志之一。 对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社会属性应该如何认识呢?这是有待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屈家岭文化古城尚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这意味着屈家岭文化古城和龙山文化古城在社会属性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主要理由是：屈家岭文化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尚未瓦解和破坏。例如现已在石家河遗址群中的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揭露出四处家族墓地，这些墓地的使用时间差不多都是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各墓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虽然已有差别,但并不很悬殊，表明这些家族内部的两极分化还不是非常严重。但是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同样还是这些墓，却出现了极为不同的现象，如肖家屋脊南侧的一个家族墓地中，就发现有一座大墓⑧，墓口长3.22米、宽2.35米，随葬品达106件，其中不仅有大量的水器食器和酒器，还有一件象征着墓主地位和身份的石械。死者为男性，显然应该是这个家族的族长。但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就在此墓的旁边，便有一座同时期的小墓，这座墓不仅墓坑狭小，而且没有任何随葬品。其它三处家族墓地的分化情况也大体如此。这种在同一个墓地中出现的前后两个时期明显不同的现象，有力地说明，家族分化最激烈的时间是在石家河文化时期，而不是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屈家岭文化的家族组织内部，还不可能自发分化出完全丧失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奴隶。 既然屈家岭文化聚落内部还不具备产生奴隶的机制，那么依靠战争从其它部落集团掠夺人口作为奴隶的来源，是否仍有可能呢?对此虽然不宜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但是迄今为止在屈家岭文化的考古资料中，从未发现过任何与奴隶有关的线索，却也是公认的事实。而我们知道，在龙山文化古城的灰坑和大型夯土建筑中，发现用人作牺牲的现象，早已不是个别的例子，因此推断屈家岭文化古城不具备奴隶制属性是有一定根据的。 说屈家岭文化家族组织分化不严重，与前文所论述的贵族阶层的出现是否矛盾呢?这并不矛盾。因为在氏族公社中，公有制的瓦解和贫富的分化，首先表现为上层领袖和神职人员先富有起来。这些人因为掌有特权，所以能够方便地把公共财产和战争所获转为私有，而氏族公社的基本细胞家族，分化的进程则要迟缓得多，所以我们在考古资料中看到的屈家岭文化社会，一方面是贵族阶层的出现，另一方面却是家族内部的相对稳定。 综上所述，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的社会属性为军事民主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城的主要功能，就不是为了防御部落内部被压迫者的反抗，而是为了防御外部敌对部落的掠夺和侵袭，这大概也就是屈家岭文化古城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而龙山文化古城又大多比较小的主要原因。 注释 ①②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 湖北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 ⑧单先进、曹传松:《澄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 址被确认》,《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 ④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 《江汉考古》1986年1期。 ⑥⑧石河考古队:《湖北石河遗址群198,年发掘 简报》,《文物》19,0年8期。 ④荆门市文物普查资料。 ①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 版社。考古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张绪球<正> 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研究,是近年来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目前在两湖地区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古城至少已有五座,但由于发现的时间不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尚很少为学术界所知。为了推动我国新石器时代古城的研究工作,现对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情况作一简单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这批古城的特点、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属性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① ②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 ③ 单先进、曹传松:《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被确认》,《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 ④ 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1期。 ⑤ ⑧ 石河考古队:《湖北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④ 荆门市文物普查资料。 ⑦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京山市档案局 为京山建档打造京山历史文化百科全书 欢迎提供稿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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