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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其中澧阳平原的6座，“连城古国中各城的等级、集权程度、祭祀中心的特色，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难以确定”（40页）。而江汉之间的古城，“我们所能看到的地下资料，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许多遗址现况皆已模糊”。除了前述根本没有城墙发现的荆南寺遗址，江汉之间发现了3座城址，作者推测“江汉地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应该也有类似的联合城邦古国”。除了考古工作少，作者把发现的不足归因于自然原因：“因为古代洪水对澧阳、江汉平原的伤害最严重，从遗址破坏程度极高来看，土城发现率应该相当低”（43页）。 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聚落考古研究，已居全国前列；这在相当程度上又归因于遗存的保存状况亦居前列，尤其是与历史上战乱兵燹频仍、开发过甚的中原相比。从地貌变迁的角度看，长江中游地区并无大的地形地势变化，与中原地区许多城址在完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真正出土于“地下”相比，在找到了围垣聚落的分布规律后，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发现，往往是“地上”的再发现。即它们至今仍高出地面，以土埂甚至河堤的面貌出现（石家河城就一直被认为是大“堤”而在考古工作者眼皮底下屹立了多年[1]），有些环壕现在还是积水之地。有的发现甚至来自于对卫星影像和老照片、早期地形图的观察分析。这表明古今地表差别不大，罕见像偃师商城、商丘宋城和开封汴梁城那样深埋于地下数米甚至十余米的中原城址的埋藏情况。现在地表高程较低的水田或水面以下，存在大量城址的可能性有多大，读者诸君可自己推想。 作者认同中国学者的论断，认为这“二十余座古城，证明此区在距今5500年前的大溪晚期至屈家岭时代，就已进入文明阶段，并开始建造城墙”（38页）。但如按郭教授的推测，这20多座古城“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也即原来至少会有二三百座古城。依现在的发现，各城如为当地的中心聚落，则可控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但如果增加到10倍以上，几乎每个乡镇大小的空间上都有个土围子，那它们是什么性质？它们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如何？城址越多越说明什么？读者诸君也都可以推想。 汉水北岸的石家河大型城址，令人瞩目。郭教授介绍到，“石家河的聚落面积约500公顷，可能达800公顷，城内约120公顷，护城河内的面积则达180公顷，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43页）。
请注意，500或800公顷，是石家河遗址“群”数十处遗址散布的面积，而不是一个文化堆积连续分布的超大型聚落的面积。“遗址群”与单个遗址不是同一个概念，行文中不能省略关键词。 关于当时的聚落群人口， 赵辉教授等推断到：“若遗址群东侧海拔30 -35 米的地区被全部开垦，则可获得约10 平方公里，也就是1.5万亩农田。假设单产水稻30 0斤，又假设当时人们除稻米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附助性食物来源，那么可以推测当时的石家河聚落群居民可能有15000～20000人之众”[2]。郭教授则认为“石家河稻田面积1.5万余亩，在石家河时代聚落居民可能达5万人口，因此不能仅仰赖城周边的农产，而需要依靠全国贸易”（43页）。5万人口，4000多年前，一个1.2平方公里的城圈内能容纳多少人，即便数平方公里内的几十个中小型聚落又能容纳多少人？举个参照数据：2010年，上海人口密度全国最大，达到1平方公里3631人；虹口区的人口密度则为每平方公里36307人[3]。 作者说“（石家河围垣聚落）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在对其他聚落的介绍中也一直使用类似的表述，以强调长江中游文化的一脉相承，了无中断。我们仅看这里涉及的石家河遗址群的各期遗存。 肖家屋脊地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含所谓“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遗存，下同）、零星楚墓（春秋～战国）[4] 邓家湾地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耕土层含周代陶片[5] 谭家岭地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零星楚墓（战国）[6] 土城地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小城（西周）[7] 无论如何，在史前遗存和周代遗存间，都有至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人类活动的中断。早在石家河早、晚期文化之间，就发生了“原有居住区被废弃、城垣被废弃、土坑墓葬俗为瓮棺葬俗所替代以及大量玉质饰物的出现等现象，我们有理由认为，石家河聚落群在社会生活秩序及制度乃至精神生活的深层次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此后，没有迹象表明城垣仍被使用，西周小城是在破坏石家河大城的基础上建造的：“（较大人为原因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周代，即土城城垣和环形壕沟工程的建造。它破坏了石家河城垣的北面部分地段，也局部改变了原有的人工水系”[8]。 作者说“石家河邓家湾城似乎是专门用为祭礼活动，城垣内面积为 6公顷”（43页）。从未听说位于石家河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还有小城，查报告，所谓邓家湾城城垣根本不存在。报告原文是：“邓家湾为不规则的长形岗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9]。 [1] 严文明：《石家河考古记（代序）》，《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2] 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 年。 [3] 腾讯新闻2011年9月24日 http://news.qq.com/a/20110924/000347.htm [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 [6]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谭家岭——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11年。 [7] 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 年。 [8] 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第289、286页，《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 年。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第1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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