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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居说玉#从国博石家河人面形玉饰追忆神秘文化的挖掘过程！
人面形玉雕是石家河文化的代表，共出土十余件，其中多为正面像，侧面像少见。体量较小，通常在5厘米以下。对比此件，石家河文化的人面形玉饰还有另一种造型，头戴微凸起的冠，斜眉大眼，尖鼻大耳，口出獠牙，相貌狰狞，耳带环形饰物，这种造型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人面形玉饰相似。 对于石家河人面形玉饰的功能，被认为与原始宗教有关。有学者认为，这些人面雕像或许是巫觋像，可以在通神时佩带，通过佩带这些人像，可以与神沟通，得到神灵庇佑。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神秘的石家河玉器的时候，不得不回想起当年艰辛而又快乐的发掘过程，回首往事，令人百感交集。 一、沉睡四千年的肖家屋脊遗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大力倡导开展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并主张把这种研究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考古工作者开始重视对史前大型聚落遗址的调查和研究，石家河大型聚落遗址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现的。
石家河聚落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中心城区西北约16公里，南距石河镇0.5公里。地形上处于大洪山山前丘陵和江汉平原接触地区，遗址群南为江汉冲积平原和滨湖地区，北为低岗矮丘，遗址群的东、西分别有东河和西河两条自然河流由北向南注入天门河。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古代人们最理想的繁衍生息场所。以石家河古城（屈家岭文化古城）为中心，密集地分布着30多个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各遗址之间在文化堆积上大多没有明显的界限，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它是长江中游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 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公元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严文明先生为队长的石家河考古队，开始有计划地对石家河聚落遗址群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遗址，其中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南端，是该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遗址处在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岗上，以前有一户姓肖的曾在此建房居住，故而得名。遗址的东边紧邻东河，河道断面上可看到有文化层。北边与罗家柏岭、杨家湾两个遗址相连，西北与石板冲、三房湾等遗址隔冲相望。肖家屋脊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一条南北向的土公路穿过遗址中部，将遗址分成东西两部分。单从遗址外观上看，很难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暴露出来的断面看，文化层也不算很厚，比起邓家湾、谭家岭遗址要平凡的多，然而奇迹却在这里产生了。 在我们正式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之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遗址的南部已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对肖家屋脊遗址的文化内涵初步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1987年秋季，石家河考古队首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1座，土坑墓13座，其中M7长3.2米，宽1.8米，出土随葬品103件，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在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石家河考古队决定在1988年继续发掘。
在1988年春季发掘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砖瓦厂厂长刘洋同志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纸包一看，惊呆了，原来是一包玉器，有碎片，也有完整的，其中一件虎头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一件玉笄上端的方棱柱上浮雕一只鹰，做工精湛，真是非常精美的玉器。我问刘洋这些玉器从哪里来的，刘洋说是砖厂的工人在砖坯房拣选出来的。这些玉器难道是肖家屋脊遗址上出土的吗？前两次发掘我们怎么都没有发现？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又是什么时代的？我走访了砖瓦厂的工人和推土的司机，他们都说这些玉器是在遗址的土里面捡出来的，在我们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以前，他们也曾捡到过这种小玉器。 肖家屋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使我想起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劲同志讲过1955年中国计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罗家柏岭遗址时曾发现过部分玉器，种类有人头像、蝉、龙形环、凤形环、璜和管等。由于当时的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这批玉器可能是商代的。1981年荆州博物馆在钟祥六合遗址清理了25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发现多数瓮棺中都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器及玉料残片，总数达20件，种类有人头像、蝉、璜、玉块、管、笄、坠和纺轮等。肖家屋脊遗址北边与罗家柏岭遗址相连，因此，肖家屋脊遗址发现的这些玉器决不是孤立的，我们认为应该还有更多更好的玉器出土。二、神秘的瓮棺葬 为了弄清肖家屋脊遗址采集到的这些玉器的确切地层关系，1988年冬季，石家河考古队第3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是从10月4日开始的，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县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我是这次发掘的工地负责人。此次发掘由于参加的人员较多，我们采取大面积集中揭露的方法，计划分三批探方完成这次的发掘任务。第一批探方布在第2次（1988年春）发掘的北部，共布5×5米的探方22个。在发掘第一批探方时，石河镇砖瓦厂砖坯车间主任又交给我们几件玉器碎块，可是在我们发掘完第一批探方后，仍未见到玉器的踪影。第一批探方发掘完后，我们调整了发掘计划，在东西长70米范围内布了第二批探方。 发掘工作已近两个月了，正当我们对发现玉器失去信心时，工地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周崇云负责的AT1215探方中的一座瓮棺葬W12中出土了一件玉鹰和一件碎玉片，这一天是1988年11月23日。W12虽然只出土了两件玉器，但它却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它证明肖家屋脊遗址确实有玉器存在，以前采集到的玉器应该是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但是，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批制作精美、雕琢精湛的玉器是什么时代的？难道是跟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也是商代的？或是与钟祥六合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是石家河文化的？在我们三次发掘中为什么没有发现商代文化层？W12葬具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此类陶瓮的特点是：短直领，厚圆唇，广肩，深弧腹，下腹斜向内收成小平底。从陶瓮的器型特征和纹饰来看，不应是商代的器物，与钟祥六合的陶瓮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玉器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呢？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的问题。W12玉器的出土，将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些瓮棺葬上，在发掘瓮棺墓时也格外小心，可接连发掘的几座瓮棺中都没有发现玉器。 1988年12月第2批探方陆续发掘完之后，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玉器的W12以北地方，即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水塘东南部。我们在取表土的时候，个别探方的耕土层中发现有玉器碎片，这为我们寻找玉器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还会不会再出玉器，谁也没有底。 然而，奇迹往往喜欢在人们毫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生。当所有的表土全部取完以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批分布密集的瓮棺墓。在编号为AT1216和AT1217两个探方内就分布有7座瓮棺墓，其中最大的一座瓮棺墓位于AT1216探方内，编号W6，比W6稍小一点瓮棺墓为W7，位于AT1217探方内，这两个探方的发掘负责人是荆州博物馆肖玉军同志。我跟肖玉军说：“这么大的瓮棺肯定有名堂，一定要仔细发掘。” 1988年12月11日上午，我们集中力量同时开始发掘W6和W7两座大型瓮棺墓，考虑到可能出玉器，清理工作由肖玉军和陈官涛负责，我负责现场指挥和绘图。下午3点左右，W7的发掘已近墓底，正在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肖玉军喊到“有玉器！”，我看到在W7瓮棺底部，肖玉军正在清理一件玉人头像，这是一件管状形玉人头像，也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人头像。随后又出土了一件玉蝉和4件碎玉片。我想W7都随葬有玉器，比W7还要大的W6肯定随葬有玉器，因此，在清理W6时我们格外小心，当把W6坑内的填土清理完后，我们看到的W6是目前江汉地区发现最大的一座瓮棺墓，该墓距地表深0.35米，墓坑为圆形竖穴，坑口直径1.4米，深0.8米；葬具为两件大小相同的陶瓮上下扣合而成，直立放置于墓坑内。两瓮均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均从肩部锯开，其中下面的陶瓮还将锯下的口沿部分在装入人骨之后再合上成为一个整体，上面的陶瓮将锯开的口沿放置于瓮棺的一侧。陶瓮经过数千年的挤压，碎裂的很厉害，我们仔细地取出这些碎陶片，发现在上面陶瓮内随葬有两件完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红陶杯和陶罐，这给我们划定这批瓮棺葬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出土有类似的陶瓮口沿和残片，我们断定这批瓮棺墓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那么W12和W7出土的以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应该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器，包括上世纪50年代罗家柏岭出土的玉器也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
11日下午4点，当W6上面的一件陶瓮取完后，我们开始清理下面一件陶瓮。我们仔细地将被锯掉的陶瓮口沿取出，只见陶瓮里面积满了填土，取完第一层填土后，发现了一具成人的肢骨，以往我们发现的瓮棺葬多是小孩的，而W6是一个成人瓮棺墓，可见它非同一般，我们怀着欣喜而焦急的心情等待着。骨架保存情况很差，已成骨渣，难以完整地取出，在绘图和照相以后继续往下发掘。“好多玉器！”肖玉军喊到，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瓮棺内，我们看到在瓮棺中部有一件玉璜和四件玉蝉显露出来，随着肖玉军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出填土，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便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我将所有的民工放走，只留下我们工作人员继续发掘。在一个瓮棺内发现这么多玉器，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种喜悦的心情也是无法形容的，虽然紧张工作了一天，但我们也不觉得累，而且发掘工作更加认真仔细了。由于瓮棺内玉器分布很密集，无法继续向下发掘，经过大家讨论，我决定将第一层玉器取掉以后再发掘，当绘图照相取完上层玉器以后，下面更多的玉器暴露在我们面前，特别是一件人头像和一件玉飞鹰，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此时，天已近黄昏，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玉人头像、玉鹰、玉虎、玉蝉、玉管……，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这一件件精美的玉器所折服，清理时也更加小心谨慎，生怕碰坏和刮伤了这些玉器，晚上7点，W6的发掘工作结束。经过清点，W6共出土随葬品59件，其中玉器就有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虎头像5件、玉龙1件、玉蝉11件、飞鹰1件、璜2件、管10件、坠1件、珠5件、圆片2件、笄2件、柄形饰5件、碎块5件，另外还随葬一件陶杯、一颗兽牙和一件石珠。在一个瓮棺内出土了56件玉器，这在全国来说尚属首次，它不仅再一次证明了石家河文化有玉器存在，而且还说明了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玉神人头像，造型独特，制作精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雕神人头像。类似的玉雕神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多见收藏，但均不清楚其年代和出土地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商周之器，终于因肖家屋脊遗址的出土而廓清了历史的迷雾。 这是一次惊人的发现，石家河文化大型瓮棺墓墓主人显贵者的身份，在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铲下被一一掀起了神秘的面纱，56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在历经数千年岁月尘封之后，奇迹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当天晚上，我将发掘情况向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和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馆长作了汇报，严先生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祝贺你们！”张馆长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些玉器的安全。由于发掘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当地老百姓都知道考古队挖到了很多宝贝，有的群众甚至还到我们住地要求看这些玉器。工地保管条件有限，为了保证这些玉器的绝对安全，我迅速与天门县博物馆刘安国副馆长取得联系，我和荆州博物馆陈官涛、肖玉军三人租车连夜将这批玉器送到天门博物馆，暂时存放在博物馆文物库房，第二天（即1998年12月12日）我们又将这批玉器安全运回荆州博物馆。 这一次发掘，我们共布5×5米探方64个，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12座，其中三座瓮棺墓出土有大批玉器，这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以来最大的收获。
此后，我们又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不仅仅是在瓮棺墓中出土，而且在一些灰坑和文化层中也有部分玉器出土，特别是在1989年春、秋季两次发掘中，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水塘西南部又发现一个瓮棺墓群，该瓮棺墓群以大型瓮棺墓W71为中心，周围分布有瓮棺墓35座。W71坑口直径0.8米，残深0.55米；葬具与W6的陶瓮相同，瓮内葬有成人肢骨及少量骨渣，随葬有玉虎头像、玉蝉、玉笄、长方形透雕片饰、玉环形器和碎玉片，共7件玉器。 石家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肖家屋脊遗址共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除发现了丰富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之外，更为重要地是发现了157件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有109件出于瓮棺墓中，33件出于文化层，1件出于灰坑中，另外还有15件是砖瓦厂工人从遗址上采集的。 我们在发掘肖家屋脊遗址时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了大量土坑墓，而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没有发现一座土坑墓，取而代之的是发现大量瓮棺墓（共77座），这说明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葬成为石家河先民的主要的埋葬习俗。这种习俗在1991年荆州博物馆发掘荆州枣林岗遗址时得到了印证，枣林岗遗址共发掘了46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墓，而且绝大多数瓮棺中都出有玉器以及边角废料。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墓主要集中分布在同期水塘的东西两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两个较完整的瓮棺葬墓地。水塘东侧的墓地以大型瓮棺葬墓W6为中心，在20×20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了28座瓮棺墓，而且以墓地南部的分布最为密集。水塘西侧的墓地以W71为中心，在东西长18、南北宽11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了35座瓮棺墓。这些瓮棺墓墓坑平面形状主要为圆形，葬具多为小口矮直领陶瓮，这种陶瓮器体均较大，可能是专门用作瓮棺葬葬具的，少数瓮棺用生活中常用的陶鼎、缸、罐作葬具。大型瓮棺墓一般是用两件陶瓮相扣而成，其它稍小的瓮棺一般是用陶盆、钵、圈足盘、豆和器盖作盖。多数瓮棺墓的人骨已腐，仅残留骨渣，少数墓中残留肢骨或头骨，较大的瓮棺墓，一般是成人墓，为了便于装殓，像W6、W7和W71这种大型瓮棺的肩部都被整齐地锯开，装入尸骨后再扣合而成。有些较小的瓮棺墓则为婴幼儿墓。77座瓮棺葬中有17座墓有随葬器物，随葬品中除少量的陶器、铜矿石和兽牙外，绝大部分均为玉器。玉器均出自较大的成人瓮棺墓中，这些瓮棺一般用小口广肩瓮作葬具，容量均较大，腹径在0.4米以上，随葬的玉器多寡不等，一般不超过10件，最多为W6，出有56件，最少的仅一件。容量较小的或是临时用作葬具的，如圜底缸、盆形鼎、广肩罐等一般不随葬玉器。三、巧夺天工的琢玉工艺 玉器埋入土中，经过一定的年代，受土里所含其它物质的作用叫做受沁，而产生的颜色变化称为沁色。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玉器一般保存较好，只有个别的受沁较严重。绝大部分玉料为青白玉，呈黄绿色，深浅不同，有玻璃光泽。玉器受沁后，表面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乳白色或灰白色的斑点及斑块。北京大学地质系对在肖家屋脊遗址上采集到的五件玉器碎片进行了鉴定，发现其硬度内外不同，表层硬度＜5.5，核心部分＞5.5。化学成分主要为SiO2（二氧化硅），大多在56%以上，其次为MgO（氧化镁）、CaO（氧化钙）、Al2O3（三氧化二铝），含有少量的FeO（氧化亚铁）、Na2O（氧化钠）等。由于受表层风化作用，沿裂隙表面不同程度褐铁矿化和粘土化，故定名为“表层风化透闪石软玉”，软玉一般是具有交织纤维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矿物集合体。如按颜色分类，此类软玉可称为“青白玉”。
软玉主要有两种地质产状类型，即产于镁质大理岩，或产于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两种类型软玉由于原岩主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软玉主成分和某些副成分微量元素含量都存在着差异，即产于镁质大理岩中软玉的铬、镍、钴含量比产于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中的相对较低。因此，铬、镍、钴含量可判别考古遗址出土玉器的主体地质产状。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经过科学检测，微量元素Cr（铬）、Co（钴）的含量明显偏低，可能来自镁质大理岩类型。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研究所对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2件软玉标本进行氧同位素测定，其中1件标本（TX：1）的δ18O值为3.8‰，从现有资料看在新疆和阗玉和辽宁宽甸的δ18O值范围内。1件标本（TX：2）的δ18O值为1.1‰则与甘肃临洮的接近。4000多年以前，石家河人当然不可能采得和阗和临洮的软玉，其玉材主要应当是就近采制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化学成分属钙铝硅酸盐岩类，玉料属南阳独山玉。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制作过程主要有锯割、制坯、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序。 锯割一股是用线锯，个别的采用片锯。操作时大多先从一面切割，待切到一定深度时，再从另一面切割。两条锯口如不能重合，便会在玉片上留下切割的痕迹。也有的玉块是在两面切割到一定深度时从中间敲断的。 制坯是根据设计图样，用线切法将玉片四周多余的部分琢磨掉，使玉坯的轮廓和成品基本一致。这样的玉坯，类似于成品的正投影。在肖家屋脊玉器中，有一件虎头像，即属于这类玉坯。玉坯实际上已是半成品。 雕琢是对玉坯作进一步加工，主要是饰纹。石家河文化玉器有浮雕、圆雕和透雕三种。浮雕是主要雕法，阴纹阳纹都有，阳纹采用减地法。当时磋磨纹饰时已使用砣具。圆雕很少，工艺水平很高，肖家屋脊玉飞鹰即为一件上乘之作。透雕也不多，其饰纹方法是先在玉片上画好纹样，再在纹样上钻孔，最后用线锯将孔眼扩锯成纹。 钻孔方法有管钻和实心钻两种。管钻水平很高，有些喇叭形玉管内外壁非常圆正，钻这种孔用的管钻可能是被固定在一种简单的旋转机械上。实心钻，使用很普遍，玉器背面和侧面的一些小孔就是用实心钻钻成的。 抛光技术使用很广，但一股只用于玉器的正面，反面绝大多数都不抛光。四、璀璨多姿的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品种主要分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两大类。装饰品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环、玦、鹰、鹿头像、羊头像、璜、坠、珠、笄和管等，生产工具有纺轮、刀、锛和凿等。 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最具典型意义和最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发现的五批玉器中，就有四批出有人头像，总数有10余件，在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7件。形态特点有正面的、侧面的、片状的、圆柱形的。肖家屋脊遗址W6：32，头像雕于一块三棱形玉片上，玉的反面内凹，正面呈棱形。玉料为黄绿色，表面有乳白色斑点。人头像长3．7厘米，额顶最宽处3．6厘米。头戴浅冠，头两侧上方有弯角形头饰，角下方有两道略向上卷的飞棱。梭形眼，宽鼻梁，鼻尖向外突出。耳廓分明，耳下戴大环。口略开，口内露出四颗牙齿，口的两侧各有一对上下獠牙。下颔较尖削，略向前伸。颈部有一道细凹槽。从头顶到颈底有一纵向穿孔。肖家屋脊W7：4，人头像浮雕于一玉管的表面。玉管上端较粗，下端较细，中间略向内凹，全长3．9厘米。玉料呈青黄色，表面有灰绿色斑点。正面经抛光。人头像戴箍形冠，箍在脑后起结。五官为浅浮雕。眼似果核，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钩。鼻较长，轮廓线上端与眉相连。口形较宽，微开。耳廓有内外两层，耳下垂环。肖家屋脊W6出土的另一件侧面人像W6：17也是难得的珍品。这件玉器的绝妙之处在于构思，头像浮雕于一块长5．7厘米璜形玉片上，玉工以璜形器的外缘为对称轴，将一个完整的人而一分为二，分雕于玉片的两面，两面人像相同。人像头戴尖冠，冠上有抓钉状纹饰，冠后有披，直拖后颈下，眼如果核，外眼角上挑，内眼角略向下钩，眼眶和眼珠凸出。鼻较短，下端稍尖。大口微开，厚唇。双耳戴环。下颌和口角有卷云纹，面部表情庄重威严。从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这些人头像来看，虽然面部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都穿戴整肃，表情壮重，并都佩戴耳环，这类人头像大概是代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或是共同尊奉的神祗形象。
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蝉是最多的一种，总数有33件。玉蝉在古代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但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玉蝉，而且在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因为蝉能够蜕变，羽化后又能“饮而不食”，对于古人自然是一种神秘莫解的现象，这也是古人视蝉如神虫的原因。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蝉都是带羽翼的成蝉，蝉体一般为长方形片状，身长一般为2～3厘米。其中有些蝉雕琢非常逼真和精致。如肖家屋脊W6：8，蝉体近似长方形，片状，长2．6厘米。蝉头部口吻凸出，目近似椭圆形。颈部较宽，微向上鼓，绘两个卷云纹，颈后有三道平行凸线。双翼收合，翼上有两道细脉，翼尖向上和向两侧弯翘。翼间露出带节的身和尾。左目和左翼尖的反面各有一个和侧面相通的小圆孔。肖家屋脊W6：12，蝉雕于一块厚玉片上，长2．5厘米。蝉体较宽肥，反面中间自上而下有一道凹槽，槽下端有细密而平行的横线。玉为黄绿色。蝉头部口吻凸出，双目近似椭圆形，颈部较宽，左右两侧各饰一对反向的卷云纹。颈后部有五道平行的细凸线纹。双翼收合，翼面上有两条筋脉，翼尖向上或向外侧弯翘。翼间露出带节的身和尖尾。
虎头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形体较大、制作较精的玉器之一，数量仅次于蝉，在肖家屋脊遗址共出土了9件。在中国古代，虎是神威勇猛和不可战胜的象征，也是沟通人与神关系的神兽。肖家屋脊W6：19，虎头像雕干一块较薄的玉片上。玉为黄绿色，表面轻度受沁，呈灰白色，正面抛光。虎额顶有三个尖状凸起。近中偏右边缘有一个半圆形豁口。虎面正中有一道竖凸棱。耳廓近似树叶形，耳角向斜上方伸出，耳内有旋涡状纹，耳涡穿小圆孔。鼻宽大，鼻梁线与眉相连。网眼，颧部较鼓。额顶至鼻端间距2．1厘米，两耳尖间距3．6厘米。肖家屋脊W71：6，虎头像雕于一块近似正方体的玉块上。此头像构思极其巧妙，正面浮雕虎头面部，正面上端两侧浮雕虎耳，这两只耳向额顶转弯，并向顶面两边延伸。从整体看，耳廓像尖长的柳树叶，耳涡内钻约0．2厘米深的小洞。正面下部两侧琢虎目，以阴线表示眼圈，眼珠有凸出感。颧部稍向外鼓。鼻梁宽大，鼻下端向底面转弯延伸，浮雕于底面的上端。底面中间透雕出长方形口，此口与顶面上的圆洞相通。两侧面各向内钻一圆扎，左右相通。四个侧面上的孔均从玉块中心汇通。 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飞鹰，也是精美之作。这件飞鹰出自W6，是一件圆雕作品，鹰身长1．9厘米，双翅尖间宽4．2厘米。鹰双目圆睁，作展翅飞翔状。形象矫健有力。扁钩形喙，小圆眼。背较宽，尾较圆，有浮雕羽毛纹。双翅略向上抬举，并向后斜展。翅肩突出，翅近尖处分叉。每翅上有四道平行而带勾的羽翎。像这样精雕细刻的玉鹰，在新石器时代玉器中，还很少见。在古人的观念中，鹰是神鸟的一种，可以充当巫觋的助手。 龙、凤也是石家河文化最主要的装饰题材。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龙W6:36，造型独特。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灰白斑。龙体首尾相卷，成玦形。上颌尖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颈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最大外径3.8厘米，体侧宽约1.2厘米，厚0.8厘米。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艺术造型是丰富多采的。在那些以人面、虎面、蝉、鹰、凤和龙为题材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堪称新石器时代的珍品。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文化的某些玉器，如带獠牙的神人头像、凤和鹰等，在加工方法和纹饰特征上，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作品十分相似，而良渚文化中流行的玉琮，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发现，说明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工艺受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影响。 绝大部分玉器属于装饰品，品种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龙、鹰、鹿头像、羊头像，还有璜、坠、珠、笄、管、柄形饰等。从其形状及钻孔部位等特点分析，有些玉器可能是用线穿连，悬挂于某一部位，有些玉器则可能是用线缀缝于软质的冠服上，还有的可能是镶嵌或缚扎于木质之类的对象上。 纺轮、锛、刀等，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生产工具，肖家屋脊遗址这些玉质的生产工具，已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礼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在突出玉器的质地和光泽的同时，比较重视细部的刻画，尽量反映和体现所琢制玉器本身的美感，它显示出石家河先民那种自然纯真的审美时尚和精神世界。在玉器造型上，既重视对自然物的摹写，也进行大胆的想象、夸张，创造出一种艺术形象。尤其是那些玉虎头形象，可能与原始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那些神秘莫测、令人叹为观止的神人头像，透露出一种威严与神圣，它们决不是一般的佩饰物，而是成为服务于原始宗教，象征身份地位和权力的神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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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系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200年）器物，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长2厘米、宽1.5厘米、厚0.3厘米。玉饰呈白色，扁平长方形。头戴平顶冠，冠下雕一人面，宽鼻方脸，大耳，耳下有环形饰物，颈部呈宽带状。头冠与颈部正中各有一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