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运灿：举世闻名的石家河遗址

铁马冰河风雨斋 2023-08-29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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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杨运灿，笔名金钟，天门黄潭镇人。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特聘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暨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天门市作家协会主席。在《报日人民》《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100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400多万字，先后出版《遗杯》《门前一棵梧桐树》《秋恋》《心中的月亮》《回归自然》《夏韵》等专著10部，作品多次获奖。

举世闻名的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的土壤和湖泊，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天门人；石家河文化遗址，展示了天门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不断传出重大考古新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这些地区就有非常发达的史前文化。特别是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江汉平原的天门石家河地区，在距今4600—4000年的时候，就有巨大的城垣、别致的陶塑、精美的玉器、有序的社会分工、奢侈的随葬物品……这一切，都在向人们表明，曾被人们认为是蛮荒之地的石家河，其文化发展、社会演进程度绝不亚于当时的中原地区。这也恰恰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这也着实令人们相信，石家河文化是这满天星斗中璀璨的一颗！

1954年，对天门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年冬季，天门、京山两县人民以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豪迈气概，摆开了修建石龙水库干渠的战场。靠着肩挑手提、人拉板车，天门民工硬是将干渠挖到了石河镇地段。当开挖到杨家湾、三房湾、昌门冲等村落时，民工们的铁锹下，惊现出一件又一件石器、陶器等古代遗存。一时间，石家河有古人类生活的消息不胫而走。天门县文物管理机构当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紧接着，湖北省文化局组织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文史馆、武汉市文管会、荆州专署文管会、天门县文化馆、京山县文化馆、钟祥县文化馆和荆门县文化馆等单位的文物工作者，成立了湖北省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伯洪、张云鹏任队长，省文史馆王劲任副队长。

翌年初春，一场倒春寒袭扰着水库干渠工地，不少耕牛因抗不住寒冷倒下了。考古队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开始了田野考古。经过8个月的紧张工作，发掘了罗家柏岭、杨家湾、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面积达1600平方米。其中尤以罗家柏岭遗址的发掘面积为最大，达1400平方米。这是江汉平原一次意义深远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初步确认，石家河一带遗址分布广泛，遗存堆积丰厚，是一处大型遗址群落，其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西周时代。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考古资料没有及时对外公开发表，其学术价值也就成了一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贝。更让人心焦的是，这次发掘后不久，发生自然灾害年三，尔后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石家河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停就是二十多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伊始，考古工作迎来了希望的春天。天门人民期盼多年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重新起步了。

1978年，荆州博物馆在邓家湾遗址试掘一条探沟，面积为30平方米。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土城、谭家岭、邓家湾遗址，面积为200多平方米。1987年春季，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面积为300多平方米。

这次小规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在综合分析石家河及其它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省博物馆王劲、林邦存发表文章，提出把湖北境内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统称为石家河文化，认为石家河文化是继承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一支文化系统。随后，省博物馆王红星、胡雅丽撰文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论述了石家河文化命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北京大学考古系则对石家河遗址群诸文化遗存作了进一步的分期，并建立了陶器编年体系。考古工作者一致认定，石家河遗址群的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发展的过程。石家河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对石家河遗址群文化面貌的初步认识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的高度关注。这位考古界的大师，把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石家河遗址群的各遗址点，时空联系是怎样的呢？它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呢？它的文化内涵究竟有哪些呢？它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有什么地位呢？如果它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那能否将其作为探索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突破口呢？

转眼到了1987年4月底，严文明先生赴四川参加了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学术座谈会，考虑到5月中旬还要到山东烟台和长岛主持一个胶东考古座谈会，严先生深感要抓紧时间，5月上旬必须到石家河看一看。这样，在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和天门县文物工作者的陪同下，严先生于5月8日考察了石家河遗址群。胶东考古座谈会一结束，严先生就倡议，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并派北京大学考古系张江凯赴湖北商谈此事。1987年6月24日，三方经过商定，签署了“关于湖北省天门县石家河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发掘与研究会谈纪要”,纪要规定，由严文明任队长，王劲、张绪球任副队长，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发掘。

1987年9月初，中秋时节，丹桂飘香，考古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石家河。尔后的四年间，参加考古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共有150多人，他们住土屋,吃土菜,喝湖水,穿行于起伏不平的丘岗之中，克服了测量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共发掘遗址点25处，重点发掘了肖家屋脊和邓家湾。对肖家屋脊的发掘带有抢救性，共发掘8次，开挖探方260个，发掘面积达6710平方米。对邓家湾发掘2次，开挖探方50个，发掘面积达1275平方米。

1990年春天，严文明先生考虑到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拥有了很大的实质性进展，决定派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张驰对遗址群进行一次全面的勘探。临行前，严先生特别向自己的两位弟子交待，要运用聚落考古的办法，把勘探的主要目标放在石家河是否有城上。根据地面暴露的城垣和全面勘探的结果，赵辉、张驰认为，在此之前，王红星、裴安平提出的石家河有古城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这里确实有座大城。于是，一份石家河有大城的报告很快送到了严先生的案头。

和风吹来湖水平，又是一年草色青。1991年春季，严文明先生亲赴石家河考古工地，带着一班人对石家河是否有古城作进一步论证。一天，他们来到遗址群两边的一道大堤边，看到一座窑。建这座窑时，人们把堤挖开了一个半拉子缺口，从缺口侧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夯筑的层层纹理，在夯层中捡到许多陶片，几乎全是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在大堤的最南端向东拐弯的地方，发现有一片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压着它，这就说明这座城是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根据这一重要信息，专家们对整个遗址群的地形地貌作了仔细考察，并将各遗址点发掘的遗迹遗物做了详细分析，证实石家河确实有座大城。城址是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近1000米，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高大的城墙外面环绕着宽大的壕沟，壕沟围成的面积达180万平方米。这样的规模，在龙山时代堪称首屈一指。

距今5900年至4800年时期的谭家岭城

城垣确定以后，一幅石家河遗址群的图景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城内的中心区是谭家岭。城内西北角是邓家湾，属宗教活动中心，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塑等宗教性遗物，还有一个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较完整的墓地。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是另一个次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堆积有10万件以上的红陶杯。城外最重要的地方是东南部的肖家屋脊和罗家柏岭。肖家屋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墓地和小居民区，墓棺内存许多精美的玉器随葬，肖家屋脊还是一个次要的宗教场所。罗家柏岭有比较大型的建筑，还发现了玉器。城垣周围大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还分布着二三十个遗址点。

考古大军奋战到1991年的时候，石家河考古工作队召开了一次队长扩大会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内业整理和研究论述上，考古专家们一系列研究报告发表后，勾画了石家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涵。

石家河文化，是在继承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积蓄发展而来的文化系统，其年代约在距今4600-4000年。在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是江汉平原的文化中心，形成了较大的传播空间。其范围大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洞庭湖一带，辐射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石家河文化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在当时的生产技术、组织制度、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先进性。

由此可见，石家河文化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陶寺文化一起，形成全国范围内空前繁荣的文化态势。他们恰如满天星斗，争奇斗艳，闪烁着文明的火花，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共同演绎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考古大军离开石家河后，天门市政府和文物工作者，一直在为石家河遗址群的进一步保护发掘研究四处奔走。经过多方努力，1996年11月，国务院确定石家河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前后，天门市政府建立了石家河遗址保护新标志。2001年3月，石家河遗址被国务院评定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2004年，配合随岳高速、武荆高速公路的修建，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石家河部分遗址点，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化遗迹。2004年底，国家文物局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调研考察，作出了遗址规划和价值评估方案。2005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石家河遗址列入大遗址保护规划。2006年初，天门市政府拨专款并组织专门力量，为石家河遗址保护规划的展开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2016年，天门文物部门已配合中国文物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制了石家河大遗址保护发掘利用总体规划，让其更好地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2022年春节后，考古学家又进驻石家河遗址，沉睡了多年的石家河又热闹起来了。这年盛夏时节，草木葱茏，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考古发掘现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晓杨带领队伍正在开展挖掘作业。“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寻找石家河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基地，要探明它的性质、等级。”李晓杨说：“作为现今发现的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石家河遗址已探明，谭家岭古城就是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区域，在石家河古城时期，发展成了重要的居住区。在这里发现了房址、墓葬和灰坑，发现了大面积的城壕，还要进一步发现远古大都市和史前豪宅，让这个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再放异彩。”

2023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护城河）、外郭城构成，总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为长江中游同时期最大的古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同时，还新发现了古城的水利系统，为进一步研究石家河古城及长江文明进程，提供了全新的重要资料。

一陶塑工艺显精湛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是我国原始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一，已受到考古界和美术界的重视。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于1955年配合石龙过江水库工程，发掘石家河的罗家柏岭、贯平堰、三房湾和石板冲四处遗址时最初发现的。在这批陶塑品中，有羊、狗、鸭、鹅、长尾鸟、短尾鸟、龟、鱼等造型。考古人员开始调查到这些文物时，以为是汉代的，后在发掘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才判断属新石器时代晚期。1973年以后，天门县文化馆在石家河进行文物调查时，又在邓家湾采集到一百多件陶塑品，在其中已报道过的65件中，有人、鸡、长尾鸟、羊、龟、猪、猴、狗、象等，还发现邓家湾遗址是石家河文化陶塑品的集中产地。

1978年和1987年，荆州博物馆和石家河考古队在邓家湾进行了三次发掘，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品。从发掘现场观察，绝大多数陶塑品都集中出在遗址西侧的少数灰坑和地层中，而大多数灰坑和一般地层中却并不多见，墓葬中则完全不出。出土陶塑品最多的一个单位是H67，该坑打破H69，两个坑的直径都不超过2米，但发现的陶塑品个体都有数千，由于绝大多数陶塑品都属于废次品，所以各坑新出的准确个体数尚难弄清。这一情况恰好可以说明，邓家湾遗址是当时集中生产陶塑品的地方，而且从现有资料看，也许还是唯一的产地。在邓家湾的发掘中，我们还获得了大量有关陶塑品的地层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确定这些陶塑品的相对年代，而且还能进一步对陶塑品本身进行分期的比较。

石家河文化所有的陶塑品都为泥质红陶，陶土经过陶洗，火候与一般陶器接近，制法皆为手捏。这些陶塑品所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动物，其次是人，体量一般为5-10厘米，绝大多数陶塑动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比较容易辨认，但也有极少数的造型带有写意性，难以确切地鉴别和定名。这些陶塑品，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陶塑人。所见陶人站立和跪坐两种姿势，前一种很少出土，仅见过下半身残部，特征不甚清楚，跪坐姿势的陶人发现较多，形态基本相同，一般高约10厘米，其特征为头上戴浅沿帽，式样和现代厨师的工作帽颇相似，身穿长袍，细腰身，宽底摆。陶人耳鼻清晰，颈部修长，正面跪坐，两手于身前横抱一条大鱼，神态庄重而虔诚，似在进行祈祷。

二是陶禽。绝大多数为鸡和鸟，只有极少数为其它禽类。鸡的数量极多，高6-9厘米，皆为站立姿势，特征是短喙粗颈，胸腹部特别肥厚，双翅似因退化而变得十分弱小，尾羽短而齐，尾下附一支点，和两腿共同支撑身体，有雌雄之分，雄鸡有高大的冠，而雌鸡则没有。鸟的数量亦极多，有长尾、短尾和连尾。长尾鸟长6-7厘米，颈部抬起，双翅发达，尾羽很长，尾端大多分叉成燕尾形。短尾鸟长近4厘米，和长尾鸟的主要不同是尾巴短小。连尾鸟的发现不多，其特征是两只鸟形态相同，背向而立，尾部相连。鸭的发现很少，蔡台出土的一件扁喙、长颈。猫头鹰出土数只，头部特别圆大，圆眼尖喙，小尾。

三是陶兽。陶兽的种类繁多，姿态各异，占半数左右。狗是陶塑品中最有特色的动物造型之一。最常见的是立式，观其形态，有的静立，有的奔跑，有的吠叫。立式的狗抬头翘尾，身体稍向前倾，注视前方。卧式狗一般作侧卧状，两条后肢自然交叉，置于右侧，腰身略蜷，颈部粗长，头部高高扬起，好像听到什么动静而正在警惕地张望，造型生动传神。羊，从形态观察，有绵羊和山羊之分，绵羊头较小，角向前弯曲，身体肥大，两眼有神，短尾。山羊头较大，角围绕耳朵卷曲一周，躯体较瘦小。象的出土较多，亦分雌雄。雌象无獠牙，长鼻前伸，小耳朵，躯体壮实，尾伸直，似在向前冲奔，极富动感。雄象则是另一种神态，长鼻自然弯垂，有獠牙一对，但不见凶斗之态，尾巴下垂，安娴而立。猪皆作站立姿势，吻部粗长，吻端可见两个圆形鼻孔，小耳朵，四肢粗短，腰圆体肥，短尾，神态愚憨。出土猴数只，头较小而圆，前肢抱一圆形物品，似在啃食，后肢坐立。此外，还有兔、水牛、黄鼠狼、袋鼠等，神态各异，模样灵活机敏。

四是陶水生动物。龟鳖出土很多，形态亦富于变化，有的鳖伸着长颈，睁着圆眼，展开四肢，向前爬行。鱼类较多，呈长条形，剪尾，全身呈棱形，背、腹部有鳍，头部两侧有小而突出的圆眼。

在我国原始文化艺术中，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型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种原始艺术，能留下如此众多的作品，直到今天，这些形象生动的陶塑人和动物，仍能给人们以艺术的全新感受。首先，这些陶塑品都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在陶塑形象中，鸟有发达的翅膀和尾羽，鸡有肥实的腹部，象有如蛇的长鼻，羊有卷曲的双角。因此，写实是石家河文化工匠们的主要创作原则，朴质无华也因此而成为作品的基调。其次，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还具有生动传神的艺术魅力。写实并不是呆板地照葫芦画瓢，实际生活本就是丰富多彩和变化万千的，陶塑品中不乏精品佳作，其中奥妙就在于，这部分作品已开始摆脱了初级的静态素描，并努力去表现被塑对象的动态和神态。例如侧卧姿势的狗，由于表现出了其扬头、张望、谛听的动态，整个形象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又如象匆忙地奔走，鳖用力地爬行，也都富于动感，生动可爱。石家河文化的工艺师们，相当重视对陶塑品的形象神态的刻画，人的虔诚，狗的机警，猪的愚憨，都达到了较为传神的程度。另外，在具体表现手法方面，石家河的工匠最擅长运用夸张，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在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中，夸张的手法，是用得非常普遍的。例如有的象头部几乎是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而卧狗的头部和颈部差不多达到了全身的三分之一，这样，更能表现动物的特征。从出土的陶塑品可以看到，工匠们对夸张的手法运用得如此熟练，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创作陶塑作品时，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于这些陶塑品到了一定的艺术程度，因此成了石家河文化闪闪发光的名片。

二三苗文化斜腹杯

三苗文化，特指分布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的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苗族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商周时期，苗族先民便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三苗国”。斜腹杯是贯穿三苗文化始终的最典型的陶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三苗文化的发展兴衰过程。以三苗文化核心区的石家河遗址群，其斜腹杯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化过程，成为了三苗文化的代表作。

斜腹杯在一般遗址大量见于灰坑，且在墓葬中成群随葬，以属石家河文化早期的肖家屋脊M7为例，在墓主人足端随葬有斜腹杯29件，与其身侧的小鼎、壶形器等可能同属酒器，而与其足端二层台上大量罐、碗类盛储器和饮食器有别。斜腹杯不仅是应用的酒器，而且还带有装饰品的特质，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尤其如此。就石家河遗址的出土情况看，仅城内的三房湾一带就堆积有数以万计的红陶斜腹杯。

随着时间的推移，斜腹杯逐渐被作为三苗进行特殊的巫术活动的重要法器之一，其代表的习俗和宗教行为，成为三苗文化特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华夏人才说“苗民弗用灵”《尚书吕刑》），才有舜“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才使禹征三苗（《墨子非攻下》）有了借口。

斜腹杯所显示的三苗文化的对外影响，最明显的一条路线是从江汉平原、豫西南北向至豫、晋南地区。在三苗文化之外，以晋南豫西地区发现的斜腹杯最多，且与江汉平原斜腹杯的变化亦步亦趋，尤其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斜腹杯通过晋南传播到了陕北。从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这样一个地带，就成了三苗集团和华夏集团互相频繁交流和碰撞的最重要的通道。在交流和争斗的过程中，华夏集团日占上风，表现为石家河文化中，中原文化因素的日益增多，这与“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的记载吻合。

斜腹杯所显示的三苗文化的对外影响，另一条路线是从江汉平原东北向，至皖北、豫东、鲁西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高柄杯、刻文尊、折腹杯、长颈壶、折盘豆等，都与上述皖豫鲁交界地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龙山时代的造律台类型同类器有直接的联系。皖豫鲁交界地区龙山时代的造律台类型可能属以舜顺代表的有虞氏的遗存，其前身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自然也不例外，有虞氏和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都关系密切又相对独立，然则从江汉平原至皖豫鲁交界地区这样一个地带，就成了三苗集团和有虞氏互相交流与争斗的重要通道。“舜伐有苗”（《荀子·议兵》），可能就是有虞氏逐渐占取上风的结果。到龙山后期，石家河文化区突然出现不少陶单把筒腹杯、陶粗颈鬶等可能属有虞氏的文化因素，人头像、虎头像等玉器也可能与有虞氏或龙山文化代表的典型东夷文化有关，说明在“禹征三苗”的过程中，有虞氏和夏后氏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苗蛮集团，这应该是导致三苗集团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斜腹杯和三苗文化始终息息相关，斜腹杯就是三苗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作。

三社祭样板邓家湾

石家河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在邓家湾发现了一种形状奇特、用途不明、由管形器和筒形器套接组成的陶器，成组成套，数量较多。考古学家研究认为，这应与远古时代人们的原始祭祀与原始崇拜有关。这种管筒器，围绕灰坑呈半月形分布，出土时均倒置于同一平面上，没有发现埋设管、筒的沟坑痕迹。根据这些管筒的分布情况，考古专家认为它们最初本应是竖立着的，理由有三：一是根据管与筒相互套接的情况分析，陶筒应位于下部，陶筒之上再套接陶管，陶筒形器作喇叭之状，下部粗大，上部承接陶管而立于地面，可谓稳当之极。二是所出管筒多存保存完整者，绝非随意抛弃之物，其排列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三是管筒器出土时丝毫没有沟坑掩埋痕迹，如果当初即为横放于地，则这些圆形物体是很难放稳并很容易破碎的，保存完整的机会很少。

结合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上古时代人们祭祀、崇拜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记载，并联系现存的民族材料进行综合考察，中国远古文化中存在着生殖神崇拜的风俗，这种风俗在古代重要的祭祀形式社祭之中得到充分反映。上古时期，人们在营建居邑城邦之前，往往要先建造用作祭祀的场所——社。社的内涵是什么？《说文解字》曰：“社，地主也。从示土。”实则社的本意为土。《礼记·郊特性》云“社祭土而主阴气”。“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法而亲地也。”《礼记》的这段文字阐明了一个阴与阳的问题。按照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而阴属之女性则又可以理解为具有生殖繁衍功能的“母”或“后”。所以，“社祭土”实际上是祭祀具有生殖功能的“地母”或“后土”。《左传·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地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言”。后，“皆从女，或从母、从子，象产子之形”。后字的本义应该是具有生殖功能，受人尊崇的女性。所以后土亦即地母之意。既然建社，就必须设立“社主”。社主即人们祭祀与崇拜对象的象征物。中国古代的社中，祭祀与崇拜的对象既然有地母或者后土，那么就必然有其专门的象征物体。如上所言，“社祭土”中的土乃是其一，除土之外，还有别的类别。

关于社主的形制和类别，《淮南子·齐俗训》曰：“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人之礼，其社用栗”。在更早一些的先秦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管子·轻重篇戊》：“有虞之王，封土为社”。《论语·八佾》：“衰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社主大体有土、木、石三类。

以形象而论，邓家湾管筒器中的筒，下部粗大，上部较细，顶端内收作圆形敛口，分属为男女性器官的象征，但其作为祭祀对象的象征实体，究竟是代表男性还是女性，谁处于主要地位而接受祭祀呢？有些学者在考察了管筒器的形制后认为，其大概属于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应该是陶祖的形象。以社会发展阶段而论，石家河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而此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由于经济形式的改变，男子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居主导地位，人们尊崇的对象自然就是男性了。这种状况在考古学文化中的突出反映就是陶祖的大量出现，管筒器也正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环境中。所以，以管筒器为男性的象征不无道理。

天门邓家湾既有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主”，又有石家河文化阶段碑垣似的“陶社”遗物（即缸列），这即可说明原始社会后期长江中游地区已有陶社存在。遗憾的是前者只有“社主”，后者只有“社墙”，都还没有发现完整的陶社遗址。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比较完整的“陶社”将会被揭示出来。

四肖家屋脊玉器多

考古专家，原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刘辉曾在中国石家河文化玉器主题研讨会上表示，石家河玉器工艺水平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202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评语是：“石家河文化玉器，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南端，是该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遗址处在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岗上，以前有一户姓肖的人家曾在此建房居住，故而得名。遗址的东边紧邻东河，河道段面上可看到有文化层。北边与罗家柏岭、杨家湾两个遗址相连，西北与石板冲、三房湾等遗址隔冲相望。

肖家屋脊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一条南北向的土路穿过遗址中部，将遗址分成东西两部分。单从遗址外观上看，很难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暴露出来的断面看，文化层也不是很厚，比起邓家湾，谭家岭遗址要平凡得多，然而奇迹却在这里产生了。在正式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之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遗址的南部已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对肖家屋脊遗址的文化内涵初步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1987年秋季，石家河考古队首次对肖家屋脊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一座，出土随葬品103件，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

在1988年春季发掘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砖瓦厂厂长刘洋交给考古队一包玉器，有碎片，也有完整的。其中一件虎头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一件玉笄上端的方棱柱上浮雕一只鹰，做工精湛，十分精美。为了弄清这些玉器的确切地层关系，1988年冬季，考古队第三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采取大面积集中揭露的方法，先后出土了玉鹰、玉人头像、玉蝉、玉龙等众多珍贵的玉器，造型独特，前所未见。从这些出土的玉器看，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玉人头像，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雕神人头像。类似的玉雕神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见收藏，但均不清楚其年代和出土地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商周之器，终于因肖家屋脊遗址的出土而廓清了历史的迷雾。

这是一次惊人的发现，石家河文化大型瓮棺墓主人显贵的身份，在考古工作者的铲下被掀开了神秘的面纱，56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在历经数千年岁月尘封之后，奇迹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此后，考古队又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发现了大批的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不仅仅是在瓮棺墓中出土，特别是在年1989春秋两季发掘中，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水塘西南部又发现了一个瓮棺墓群，随葬有玉虎头像、玉蝉、玉笄、长方形透雕片饰、玉环形器和碎玉片，共7件玉器。整个发掘，共出土157件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一般保存良好，只有个别受沁较严重，绝大部分玉料为青白玉，呈黄绿色，深浅不同，有玻璃光泽。

研究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制作，主要过程有锯割、制坯、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序。玉器品种主要分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两大类，装饰品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环、玦、鹰、鹿头像、羊头像、璜、坠、珠、笄和管等，生产工具有纺轮、刀、锛和凿等。

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最具典型意义和最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发现的五批玉器中，就有四批出土有人头像，总数有10余件，在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7件，形态特点有正面的、侧面的、片状的、圆柱形的。肖家屋脊有一件出土的人头像，雕于一块三棱形玉片上，玉料为黄绿色，表面有乳白色斑点，长3.7厘米，额顶最宽处3.6厘米，头戴成冠，头两侧上方有弯角形头饰，角下方有两道略向上卷的飞棱，棱形眼，宽鼻梁，鼻尖向外突出，耳廓分明，耳下戴大环，口略开，口内露出四颗牙齿，下额较尖削，略向前伸，颈部有一道细凹槽，从头顶到颈底有一纵向穿孔。而另一件侧面人像也是难得的珍品，它的绝妙之处在于构思，头像浮雕于一块长5.7厘米璜形玉片上，以璜形器的外缘为对称轴，将一个完整的人一分为二，分雕于玉片的两面，两面人像相同，人像头戴尖冠，冠上有抓钉状纹饰，冠后有披，直拖后颈下，眼如果核，外眼角上挑，内眼角略向下钩，眼眶和眼珠凸出，鼻较短，下端稍尖，大口微开，厚唇，双耳戴环，下颌和口角有卷云纹，面部表情庄重威严。从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这些人头像来看，虽然面部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都穿戴整肃，表情庄严，并都佩戴耳环，这类人头像大概是代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或是共同尊奉的神祇形象。

肖家屋脊出土的玉器中，蝉是最多的一种，总数33件。玉蝉在古代深受人们的喜爱，因为蝉能够蜕变，羽化后又能“饮而不食”，对于古人自然是一种神秘莫解的现象，这也是古人视蝉为神虫的原因。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蝉都是带羽翼的成蝉，蝉体一般为长方形片状，身长一般约2-3厘米，其中有些蝉雕琢非常逼真和精致。大多数蝉都是头部口吻凸出，目近似椭圆形，颈部较宽，微向上鼓，绘两个卷云纹，颈后有三道平行凸线，双翼收合，翼上有两道细脉，翼尖向上或向两侧弯翘，翼间露出带节的身和尾，左目和左翼尖的反面各有一个和侧面相通的小圆孔，十分精美，制作艺术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高峰。

虎头像是石家河文化中形体较大、制作较精的玉器之一，数量仅次于蝉。在中国古代，虎是神威勇猛和不可战胜的象征，也是沟通人与神关系的神兽。肖家屋脊出土的虎头像，一般为黄绿色的玉，虎额顶有三个尖状凸起，近中偏右边缘有一个半圆形豁口，虎面正中有一道竖凸棱，耳廓近似树叶形，耳角向斜上方伸出，耳内有旋涡状纹，耳涡穿小圆孔，鼻宽大，鼻梁线与眉相连，网眼，额部较鼓。工匠们雕琢时构思巧妙，抓住了虎的特点，再现了虎的神威。

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飞鹰，也是精美之作。这件飞鹰，双目圆睁，作展翅飞翔状，形象矫健有力，扁钩形喙，小圆眼，背宽尾圆，有浮雕羽毛纹，双翅略向上抬举，并向后斜展，每翅上有四道平行而带钩的羽翎。这样精雕细刻的玉鹰，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中还很少见。在古人的观念中，鹰是神鸟的一种，可以充当巫觋的助手。

龙、凤也是石家河文化最主要的装饰题材。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龙，造型独特，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灰白斑，龙体首尾相卷，上颌尖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颈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

石家河文化玉器艺术造型是丰富多彩的，在那些以人面、虎面、蝉、鹰、凤和龙为题材的作品中，有不少堪称新石器时代的珍品。工匠们在突出玉器质地和光泽的同时，十分重视细部的刻画，反映和体现了所琢制玉器本身的美感，它显示出石家河先民那种自然纯真的审美时尚和精神世界。在玉器造型上，既重视对自然物的摹写，又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与夸张，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2015年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出土玉器，超过了以往的总和，种类、造型极为丰富，另外还出土大量玉料，工艺水平极高。其普通采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因此，肖家屋脊，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制品来说，不仅是典型的玉器发掘地，而且是前无古人的高峰艺术。

五古城初具“大都市”

石家河遗址的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居民群落的重镇，在那个时代，算是“大都市”了。这个重镇的诞生，奠定了天门是丝绸之路必经之道的基础。

现在暴露于石家河遗址的地表土垣有两处：其一是从三房湾南侧、西侧经由谭家岭西侧直至邓家湾民居南侧的巨大曲尺形土垣，顶面宽8-10米，底部宽度在50米以上，高达6-8米，断续长约1800米；另一处土垣位于谭家岭正东的黄金岭，现存形状略作弧形，顶宽20余米，底宽可达80米，较周围低地高出6-8米，南北长约400米，与谭家岭西侧土垣平行。从复原图上可见，这是一个从三房湾南侧、西侧，经谭家岭西侧、邓家湾北侧至黄金岭，其平面形状近似长方形的庞大人工工程，只是在三房湾东侧与黄金岭南侧间，有一个长400米的缺口，可以猜测为这是整个工程的未完成部分，或者因为某种禁忌而未敢在此动土，或是有意规划的给排水通道。这座城垣南北长度约为1200米，东西约为1100米，土方总量约为76万立方米。

城垣外侧下临至今尚存于地表的环形壕沟，环绕城垣一周，除东北角被西周土城及其环形壕打断部分不明，东北角可能利用了自然低冲相连外，其余部分均为人工开挖。周长在4800米左右，一般宽度在80-100米之间，最窄处也在60米以上，壕底与城垣顶面高差在6米左右。考虑到城垣在自然和人为破坏作用下，其高度是不断降低的，而壕沟则相反，渐趋淤平，所以其最初高度还要稍高一些。这道环形壕应是建造城垣时就近取土留下的遗迹，但绝非完全是建造城墙的副产品，也许这道护城壕较墙体具有更重要且更完整的功能。

在城垣环形壕的外侧，邓家湾北面和西北面，有两道人工堆筑的土台，均宽是80-100米，弧长500-600米，三房湾城垣环形壕外侧也有这样的土台，这些土台应是开挖护城壕堆筑的余土堆积形成，其作用尚不可考。

这些由城垣、护城环形壕和土台组成的浩大工程，位于整个石家河遗址群的中心位置，除西北角外，四周均有遗址，仅由环形壕圈住的面积就达180万平方米，城垣内可使用面积也在120万平方米左右。它们是这个遗址群某一时期的中心。2023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核定，石家河古城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

关于这座土城的建造时代，考古专家认为“石家河城的建造只能是在当地有了一定的人口居处，但零落分布密度还不太大的时期进行的”。这一判断给我们的启示是，当石家河地区处于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早期文化时代之间，这里崛起了一座新兴的城，它至少是一个零落群体的居住地，是他们集中活动的区域。在这一文化圈内，它是物流和信息的中心，也是与外部地区进行交流的大本营。从城垣内邓家湾至谭家岭、蓄树岭台地连绵不断的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可以推想这里曾作为居民建筑区；从三房湾数以万计红陶杯堆积和邓家湾出土数以千计的大量陶塑，可以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专业陶器工厂，按产品的不同用途，分为几处窑场。这些产品或作为商品，或作为贡品，或作为交换品，流向不同的部落或聚落，甚至辐射数百公里之外。

这座城的衰落时期，大约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早期非常流行的红陶杯、大口圈足杯、腰鼓形罐、小型陶塑等十余种器物突然消失或趋于末路，却出现了许多在本地没有谱系传统的小口高领瓮、玉质饰品，并开始流行瓮棺葬式和大面积瓮棺墓地，甚至有的瓮棺打破城垣，埋在城垣上。显然，“城”的功能，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已经消失。直到西周时期，这里又建起了一座城，石家河经历了再一次的繁荣。

石家河古城内的人口数量，据考古专家推算，约为4万至6万人（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推算）。至于城垣建设者，当然不一定限于城内居民，可能有城外民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征集来的劳力。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石家河原始先民构筑这一巨大的城垣工程，没有一个决策并进行设计规划的机构是颇难想象的。而且，建筑这项工程时对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的组织使用方面，也许还是这个机构发挥了作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调配，需要强制的力量，正是这个建立于聚落民众之上的机构，充当了领袖的角色。当然，即使没有这座城垣，要维持石家河这样较大规模的综合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也需要某种具有权威色彩的统一管理机构。这一机构不可能是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民族制度之产物，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石家河聚落群体的大量人口完全是一个民族或胞族自然增殖的结果。

石家河古城是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几座城堡中，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它的发现无疑为探讨人类历史上城市起源的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石家河城垣和以城垣为中心的石家河聚落群连同外围遗址的面积约8平方公里。这样大规模的聚落群体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至少在石器原料部分依赖其它地区，而其某些陶器产品流布四方，在当时经济地位和政治文化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石家河古城，新石器时代一座新兴的古城，虽然不属于今天的城市概念，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城市文明和城市发展的曙光！

六金属遗存孔雀石

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孔雀石，是长江中游已知最早的金属遗存。

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的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地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孔雀矿石小块。小的指头大小，大的像半个鸡蛋。有少数孔雀石表面已被氧化成褐色，呈蜂窝状。经北京钢铁学院检验，结果证明为铜矿石。据调查，这里方圆一百里的范围内根本没有铜矿，这大量的铜矿石从何而来？作用何在？考古专家对第一个问题还无法解答，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些铜矿石是用来炼铜的。石家河文化的遗存中有一种大缸，是用来炼铜的器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盛产铜矿石的地方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冶铜作坊，只好把开采的铜矿石运回加以冶炼。石家河文化时期冶铜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是一种地方性文化，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品格：质材相对固定，职能专业化，仪式程序化。长江流域有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采集和狩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只有在畜牧业和农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稻作农业对文明产生的作用不能低估，它甚至比旱作农业更具优势。长江流域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发生的重要基础。而长江中游是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这是楚文化兴起的基础之一。石家河出土的孔雀石，是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金属遗存。它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兴起，而青铜文化正是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畜牧文化及玉、陶等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

七文化特色属丧葬

丧葬，是石家河文化的特色。石家河遗址共发现墓葬109座，其中，土坑墓23座，瓮棺墓86座。瓮棺墓有早期的9座，晚期的77座。石家河墓葬分土坑墓和瓮棺葬两大类。

土坑墓的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的竖穴，墓葬方向以南北方向为主，其次为东西方向。墓坑一般口底相当，少数墓口大于墓底，少数墓底有出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使用木质葬具的痕迹，绝大多数为二次葬。头向东北方向为主，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23座墓有17座发现随葬品，数量不尽一致。大型墓葬随葬品多达百余件，而一般的墓葬随葬品在20-30件，少数的只有3至4件或不见随葬品。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墓坑底人骨的头部或脚部，有二层台的放在二层台上。随葬品中绝大多数是陶器，也有少数的石器，还有少量的墓葬有玉器、铜矿石、兽牙。随葬品的陶器绝大多数为泥质陶，并且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黑陶略少于红陶。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纹饰以篮纹为主，弦纹次之，少量附加堆纹、方格和红衣陶。其制作方法主要为轮制，小件器物为手制。器类有高领罐、大口罐、中口罐、壶形器、碗、钵、斜腹杯、豆、罐形鼎、小鼎、器盖和纺轮等。其中绝大多数是高领罐，占随葬品的45%以上。

瓮棺葬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成为了主要的丧葬习俗。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瓮棺葬，分布零星，葬具均为陶器，一般是较小的陶釜、罐、缸、瓮、鼎等，有的釜上盖钵，有的鼎釜相扣，有的葬具底部凿有小孔。

瓮棺葬以肖家屋脊为主要地区，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集中分布在同期水塘的东西两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两个较完整的瓮棺葬墓地。水塘东侧的墓地，集中分布了28座瓮棺墓；水塘西侧的墓地，集中分布了35座瓮棺墓。这些瓮棺墓墓坑平面形状主要为圆形，葬具多为小口矮直领陶瓮，这些陶瓮器体均较大，可能是专门用作瓮棺葬葬具的。大型瓮棺墓一般是用两件陶瓮相扣而成，其它稍小的瓮棺一般是用陶盆、钵、圈足盘、豆和器盖作盖。77座瓮棺葬中有17座有随葬器物，随葬品中除少量的陶器、铜矿石和兽牙外，绝大部分为玉器。玉器均出自较大的成人瓮棺墓中，这些瓮棺一般用小口广肩瓮作葬具，容量均较大，腹径在0.4米以上，随葬的玉器多寡不等，一般不超过10件，最多的出有56件。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共有157件，其中109件出于瓮棺葬，这充分说明，古代先民有爱玉、戴玉的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渐渐潜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渗透到生活的诸多领域。玉，成为了人们手中的宝藏，演变为我国优秀的、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

从石家河遗址的丧葬情况看，史前社会已经形成了等级制度及其社会关系。那个时代，社会等级礼制化日趋严格，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石家河古城是江汉平原的中心聚落，湖北应城门板湾、陶家湖、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公安鸡鸣城、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城头山、鸡叫城等城址，属于各地方中心，属于石家河古城中心聚落的分支。那时，父系单偶制核心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然而扩大家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最基础的，尽管整个文化区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在江汉平原的文化中心地区，出现了超越普通聚落甚至超越了地方中心聚落的权力机构和贵族，贵族们居住在宗教中心聚落中，以垄断神权为依托，将管理权渗透到整个洪水控制体系——城居式和堰居式——的设计、营造和运作中，渗透到组织和管理专业化的纺织与石器制造的生产中，将文化的主流带入等级化、中心化的复杂社会，自己则尽占地利，享受着高级住宅、精美器具和一夫多妻，无处不在表现他们“唯我独尊”的特权，村社之内、家族之内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和等级化，夫权和夫权确立，男女之间出现了政治权利不平等现象。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聚敛财富是通向权力的最有效途径，社会依据财富与权力的根本性差别，划分为统治阶级与庶民阶级，贫富两级分化，社会内部矛盾加剧，阶级、领土、战争的意识形态更趋强化。

八稻作农业促进化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稻作农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石家河文化遗址的考古证明，早在4600年前，江汉平原上生活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稻作农业经济已从狩猎、采集等原始经济中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为人们提供充足可靠的生活资源。石家河遗址的红烧土中有大量的稻壳和茎叶，数量较多的石斧、锄、锛、穿孔石刀、石镰、石凿、蚌镰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耕地面积扩大，收获量增多，农业经济发达。

农业的进步带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从石家河邓家湾出土的陶塑动物，包括狗、羊、兔、猪、猴、象、鸡、鸭、鸟、龟等形象，这些陶塑工艺品的大量出现，证明家畜已成为人类的伙伴，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人类从农业收获中为家畜提供饲料，另一方面，各种家畜的快速繁殖生长，为人类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和皮革，也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源。因此，人类从那时起，就和畜类共处在一条和谐的生物链中。

民以食为天。为了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人类不断探索种植和养殖技术，根据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地形土壤特点，以及文明进化的条件，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系统工程逐步成熟和完善，由此而带来社会生活和经济形态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文明进程。首先，人类的饮食结构逐步确立为以稻米为主要成分，保证了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蛋白等营养成分的摄入，滋养了大脑和体魄，促进了人类个体的进化。其二，从社会进步而言，相对稳定的农业收入保证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促进了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分化，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交换和分配差异。其三，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需要掌握季节和气候变化规律，需要整治土壤，建立排灌系统，选育优良品种，进行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从而带来了农业系统工程的完善与进步。其四，农业孕育和派生出相关产业，例如酿酒、食品加工、仓储保管等。其五，农业生产的民俗事象逐步产生并形成特色，成为社会习俗文化，创造了新的精神文明。

为了说明稻作农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让我们回顾一下水稻栽培的历史。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的研究已经提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过人工培养驯化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培育和驯化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从大约公元1万年前的全球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类提供天然谷类食物。经过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逐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对野生稻进行了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对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野生稻的驯化成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是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阶段。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和稻草作孱合料来烧制陶器。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地区。

这一时期，籼稻不断经过人工栽培，演化成为粳稻。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和木铲已经出现。农闲时，人们在干栏式长屋中制作漆木器、纺织器、陶、石、骨、木质艺术器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前农耕生活。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即石家河文化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说，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为其鲜明的代表。

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除了在邓家湾、肖家屋脊多次发现绿松石铜矿块，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铜器残片，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同时，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表明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遗留下来的城址，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石家河城址面积近35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工程量甚至比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建造这样巨大的城池，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劳动力。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急剧增加，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产生社会财富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地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迅猛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促使国家城邦的产生。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的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5000年前，石家河北港湖尚未淤塞，这个巨大的湖泊接纳了从佛子山龙尾山一带南北流向诸多溪沟河流的来水，一直延伸到天门河、汉水一带湿地，湖中水草丰美，鱼鳖成群。沿着湖的北岸，海拔30米以上平坦地带，是石家河先民开垦的水稻田。他们使用石制、木制或骨制，甚至嵌了金属刀口的农具从事耕作。那时，约处于“石铜并用”早期，人们最易获得的还是竹木工具，如今在农村看到的杨杈、木掀、连枷、扁担之类。那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要不然，人们怎么会认识大象，把它捏成工艺品呢？水稻可以一年两熟，全年亩产在500-600斤。在石家河垄丘上，还种植了稷黍、豆类、薯类、瓜果等旱地作物以及麻葛等经济作物。他们的收获除了养活家人，还要用来交换陶制日用品，或者向山里的猎户、湖上的渔民交换一些动物食品，到了某个规定的日子，到祭坛去奉献神灵和祖先。每个家庭都饲养了家畜家禽，他们用稻谷的壳和茎混合了黏土，版筑墙壁，厚实的土墙、密集的立柱支撑起颇为结实的草屋。在谭家岭台地上，是一个部落或家族的永久居住点，考古发现，那里积累的文化层厚达2米。这是生命足迹的叠加，是人类繁衍不息的记录，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是他们创造了长江中游的早期文明。

可惜的是，从诗经《二南》诗歌和《楚辞》篇章中，看不到关于长江流域先民生活的写实作品，我们只能通过周代西北民歌《豳风·七月》间接感受他们的生产生活。

如果你想触摸历史的体温，请到石家河走一走。这里距天门市区仅十余公里，驱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站立在印着先民足迹的土地上，仰望蓝天，你看到5000年前的白云从头上轻轻飘过，大洪山余脉最后一道翠绿山峦横卧在西北地平线，遐想着这片净土！东西两条不太宽阔的小河，从山脚流过来，环抱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块块岗田平铺开去，伸向南部平原；几处深绿树林掩映下，小型自然村落散布在田垄间，如同浮出绿海的岛屿；纵横的道路、沟渠和田埂，把土地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状，青黄交错；中午的太阳明亮而灼热，蒸腾起淡淡的水气与阳光共舞，蝉的吟唱和公鸡的啼鸣曼声相续，给这定格了的寂静添上单纯的背景音乐；青蒿、艾草、狗尾草和着稻叶的气息，弥漫在周边的空气里。这时，你所站的方位是土城的西南角。土城突出地面两米，延长1000余米，这是先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燕子衔泥一样垒起的。这些泥土仿佛保存着先民的体温和汗水，你默默地俯身下去，那个遥远的时代依然触手可及。这时，你似乎看到几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在沟渠边芦苇丛中捉鱼，阳光把他们晒得泥鳅一样黝黑光亮，有一群长发女子在桑林中采摘桑叶，桑林里飘荡着忧伤的歌声，他们站在桑树枝上，远远地看见几个青年人从河边抬着树木往窑场那边去。他们从山里把树木运到河里，再顺河水放排，到了石家河起运。河边的号子声传过来，只听得见“吭哟吭哟”，沉重而痛苦的号子声声揪扯着采桑女子的心。不远处的水田里，有老者用石镰或蚌镰割取低垂的稻穗，他们叹息着，埋怨瘟疫夺走了猪羊，干旱烧毁了秧苗，他们也有时抬头瞭望，盼望能看到赶湖的儿孙担着菱藕归来。

这时，你感到自己顺着时光隧道，沉浸在先民们的生活中。那些远古石河人也许在一场瘟疫中灭绝了，也许被一次毁灭性天灾逼得迁徙到了远方，也许在一次惨烈的战争中被杀戮殆尽……但是，他们留下的遗迹如此鲜明而生动，你会感到他们没有走远，他们的血液流淌在你的血脉中，你的音容神态甚至性格爱好都与他们如此相似，你会匍匐在这温暖的大地上，深情地喊一句：啊，苍天大地，我的列祖列宗，请接受你的后裔深深地一拜！虔诚地一拜！

是的，从笔者《漫步石家河遗址》一诗中，可以看出天门人对石家河遗址的深情。诗曰：

仿佛回到了几千年前

和你一起穿越入剧

那洪荒的过往故事

让我感同身受三苗国的奥秘

听说这里是苗族祖先居住的地方

历史让你向西部迁徙

这里的石刀石斧石凿

这里的陶罐陶筒陶缸陶鼎陶壶陶碗

这里的玉龙玉人玉蝉双人连体头像虎座双鹰佩

这里的刻划符号与象形文字

创造了长江中游的先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