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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呼伦贝尔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海拉尔 ０２１００８）［摘要］高岱的《 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 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 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中图分类号］Ｋ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１２１（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６１－０３ 高岱（１５０８－１５６４） ，字伯宗，别号鹿坡居士，湖广京山（今湖北京山）人。岱生于明正德年间， 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中举人，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始成进士。入仕之前已有著述，此后累官刑部郎中；后因得罪权臣严嵩，出为景王长史。善属文，辑录明开国以来用兵事，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纂成《鸿猷录》。高岱于《明史》中无传，明清人所撰其他史著，亦鲜言其行实。仅有徐学谟《徐氏海隅集》、陈文烛《二酉园续集》以及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对高岱的情况进行了简略的记载，通过相关记载可知高岱为人“喜衣敝垢，同舍郎多诮之。”；［１］１６７“躬俭，素重然诺，举止有度，一介不轻取与；［２］点校说明任官期间，生活简朴、 两袖清风、为政廉洁。他精于吏事，“书记之文， 翩翩尤其擅长者。他如狱审则片言输心，拟案则老吏阁笔，微奸必烛，宿狱不留。”［２］ 点校说明高岱是非分明 、勤于职责、正直不阿，虽为刑部主事，地位卑微，却敢于多次与权臣严嵩对抗，并被“因藩封出为右史”［３］４１７，可见其气节。高岱工于诗文， 时人称其父子为“三高”，比之宋之“三苏”，文人学士对其推崇备至，被誉为汉代的贾谊和董仲舒。岱曾与李伯承等结社京师，钱谦益 在《列朝诗集小传》称他：“开七子之前茅”［４］４３５，因此具有较高的文 学素养。加之为人又“ 尤究心当时之务”［３］４１７，主张“学以经世”［２］曾省吾序，为日后《 鸿猷录》的撰写奠定了基础。高岱于史学， 则旁征博引 ， 勒成一家之言， 时人称其有“良史”之才，《 鸿猷录》为其代表作。而《鸿猷录》的产生与高岱撰修史书的有利条件和其所生活社会历史情况密切相关。 高岱于嘉靖二十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明朝新进士成为各部见习官员 （主事）者一般多职务清闲而又与闻朝政，这为那些有志于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人创造了有利条件，高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任职“西曹”（刑部）时，“吏物希简，性复寡交游，更不喜饮酒，长日所居 无事”［２］自序， 时间充裕，遂潜心著书。另外， 高岱生活在明正德、嘉 靖时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生日蹙，危机促人反思， 因此嘉靖时代史家多有强烈的通今资治的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对前代史的反思，而是更多把注意力转移到撰述当代史上，力图直接从本朝史演变的反思中求得答案。而高 岱《鸿猷录》则以救危面目出现，呼吁“及谈时政，酌古今事宜，四方之疾苦，九变之要害， 藉藉若有成算”统治者以史为鉴，并利用撰述史书之机，将自己对当时社会问题的看法融入其中，以警醒世人，重振明王朝声威。高岱著《鸿猷录》，就是要通过对“诚万世定保之谟”的“赫赫鸿猷”的宣扬，使当 权者“思创业之艰难，必严保太之训；睹守成之功烈，则必慎防患之图。”［２］自序他一生著述甚富，除了《鸿猷录》外，尚有《樵论》、《楚汉余谈》、《 西曹诗集》、《 居郧稿》等作品，可惜均未能流传下来。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的完成， 使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于两体外， 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 “文省于纪传， 事豁于编年”， 具备简括精 炼、 清晰连贯的 优点， 被后世史家所重视。南宋又相 继出 现章冲《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 发展的 第一个阶段。它 们的 著书 模式是改编已有的 编年体史书， 史料来源呈现单一性。关于纪事本末体“独立撰写”的史著， 钱茂伟先生认为是在明中叶， 主要以《 鸿猷录》的 产生为 标志。［５］该书为本朝人写本朝纪事本末， 可谓开了 先河。在史料运用 方面， 鸿猷录博采众史， 相 比以前纪事本末体史书钞书式的著述模式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鸿猷录》， 又名《 皇明 鸿猷录》， 虽 不以 纪事本末为题， 但实为纪事本末之体。该书凡十六卷， 六十目 ，四字为题， 每卷每篇内 容均相 对独立， 互不连接。按时间编排， 以年代先后为顺序， 自 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 朱元璋起兵， 讫于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 年） 追戮仇鸾， 主要对“皆国 家之重务， 经略之伟绩也”［２］自 序的明代军事之重大史事予以囊括， 提纲挈领、疏而不漏、缕析条分， 为后人研究明史的梗概提供了 方便。《 鸿猷 录 》 的 内 容 大 致 由 “ 太 祖 开 创 丕 基 （２２目 ）”、“成 祖 肃 清 内 难 （６ 目 ）”、 历 代 “诛 戮 权 奸” （８目 ） 、“剪除盗贼” （１１ 目 ） 、“讨伐蛮夷” （１２ 目 ） 五部分组成。［２］自 序范围 广泛， 一事一卷， 内 容有多 有少， 详略悬殊， 对于记述每个重大事件， 他都冠上一个醒目的标题， 前叙后论。内 容大体为：前六卷， 自 “龙 飞淮甸”至“正位分藩”， 主要记载元亡明兴的历史， 包括明太祖起兵反元的征战历程、建国奠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在位期间的重大史事等；“封国燕京”、“靖难师起”两篇则集中记载了 建文帝与朱棣之间的皇权之争、 兵戎相见的 历 史；“ 转 战 山 东”、 “ 再 出 河 北”、 “ 长 驱 金陵”、“入正大统”、“三犁虏庭”、“平定交趾”、“开设贵州”等篇主要记载了 永乐一朝 的 史实， 对其如 何稳固统治， 将其推向兴盛， 详实记述；“征汉庶人”为仁宣时期一事；“麓川 之役”、“平福建寇”、“平处州 寇”、“己 巳之变”等内 容， 为正统、 嘉靖等重大史实， 反映了 明 代中后期的种种危机。与变乱相关内 容占全书一半以上， 体现了 穷探治乱之迹， 上助贤明之鉴的著述宗旨，这对研究明代政治史、 农民起义都有很大帮 助，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明朝的社会问题和政治特征。周谷城先生曾说，“史学本事史料学”［６］２， 显示他对史料的推崇， 同时也充分说明史料的获得与甄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关于《 鸿猷录》的 史料来源， 高岱在《 鸿猷录 · 自序》中云，“惟是先臣 之纪述传志， 暨诸书疏案牍， 无不参质考订。”［２］自 序通过考证前人传记主要包括：《 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北征录》、《 北征记》等。上述传记多出自 名家之手，多为当代史著和当事人之作，是明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学者评价颇高。如《 前北征录》：“该书逐日 记载了１４１０ 年夏历二月 至七月 北征蒙古途中所历山川 古迹、行营见闻、明成祖的言论和战役情况，是研究明 代蒙古地理的重要资料。”［７］２９而《 北征记》则主要记述了 杨荣第五次跟随明 成祖北征阿鲁台的始末，对此次北征的起因、经过以及明成祖在归途中去世、匿丧还京事。记载甚悉。是研究十五世纪初明朝与蒙古战争的资料。［７］５８《鸿猷录》在前人传记基础上，亦可利用职务之便参酌大量的明 朝诏令、 奏疏、 档案等第一手原始记录， 如 刘瑾垮台 后， 所抄家产《 鸿猷录》记 为：“金２４ 万 锭 又５７８００ 两；银 元 宝５００ 锭 又１５８３６００ 两；宝 石２ 斗；金 甲 ２；金 钩３０００；金 银 汤 鼎５００；蟒衣４７０ 袭；牙牌２ 椟；穿宫牌５００；衮龙袍４；金龙盔甲３０；玉 印１；玉 琴１；玉 带４１６０ 束；他 物 称 是”［２］２７０－２７１。此条史料在数字方面明 确、具体， 充分说明 作者利用了原始的档案史料。同 时， 编撰者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整理和筛选，最终辑录成书。由此可见，《 鸿猷录》一书史料来源十分广泛，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该书保留了许多官书不载或不详的历史事实， 还有不少记载异于正史，向来为治明史者所重，对后代史家研究明前期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现以两方面为例，说明《鸿猷录》之史料价值。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 保存至今的 实录，《 明实录》可以说是有明 一代最系 统、 最基本的 史料， 对于研究明 史 拥 有 不 可 取代 的 价值。正 因 为 如此， 陈高华等在其《 中国古代史料学》中把《 明 实录》作为明史史料中“基本史料”的 第一种， 而把《 内 阁 大库明档案》作为“其他史料”的 第九种， 足见《 明 实录》在明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但因 《 明 实录》是明 代人写明代事， 难免出 现曲 笔诬饰现象， 记载也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必须依靠其他史籍进行参考、互证。《 明实录》在记载历史时还有些重要事件漏而不载， 而有些在《 鸿猷录》中却有记录。兹举数例：关于普 颜 不 花 为 元 尽 忠 一 事， 此 篇 云：“ 至 是，（徐） 达率诸将进克 沂 州 ， 元 守 臣 王 宣 降， 王信 遁 走。又取峄州 ， 遂攻青州 ， 遇元将也速兵。傅友德率骑与战， 佯败， 也速来追， 达麾军进击， 俘斩甚 众。平章保保降， 山东宣慰使普颜不花捍城力战， 及城破， 还与母诀曰 ：‘ 儿不能两全忠 孝矣。’ 达闻其贤， 遣使召 之， 不往。被执不屈， 与总管胡浚、知院张俊皆死之。”［２］８８、８９此条史料《 明实录》不载。本篇记述元臣尽忠事迹近百字，《 实录》未载。《 鸿猷录· 三犁虏庭》篇：文中云：“辛卯， 九年。十二月 ， 虏酋阿鲁台 遣使来纳款， 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上以问左右， 多请许之。黄淮独不可， 曰：‘ 此属 狼子野心， 使各为 类则易 制， 若 并为 一， 则 势大难 图 矣。’ 上 然其言， 乃 不许。”［２］１９４《 实录》却不载。《 鸿猷录· 己巳虏变》篇：此篇载明景泰元年（１４５０） 四月 ， 明遣学士李实往蒙古问英宗， 其中语言颇涉不敬，《 实录》不载。其后，瓦剌送英宗归，“朝百官后， 以谗谮颇间隙， 杀恩礼， 岁时不令百官朝 见， 至熔铁锢其门 锁 云。”［２］３２此段涉及 宫闱争轧，《 实录》不载。《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官修《 明史》之前， 是一部得到学者高 度评价的 经 典之作。《 四 库 全书 总 目 提要》赞其：“排比纂次， 详略得中， 首尾秩然， 于一代事［８］４４４在明 代史研究上， 地位甚高， 是一实极为淹贯。”部经常被当 作原始资料运用 之作， 并“可以与《 明 史》互为补充”。同时， 作者参考了 大量史籍， 因 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李光璧研究，《 鸿猷录》采纪事本末体， 其体例与《 明 史纪事本末》相 同， 且其篇目 和內 容方面与《 鸿猷录》多有因袭之处， 应是《 明史纪事本末》直接参考的祖本， 殆无疑问。［９］而台湾学者徐弘将《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 篇中 记载嘉 靖以 前 史 事的 篇 目 与《 鸿猷录》六十篇的篇目 互相对照， 发现《 鸿猷录》确是《 明史纪事本末》有些篇章的 主要史源。［１０］除《 明 史纪事本末》外， 其他如明朱国桢的《 皇明史概》、明 末清初谈迁的《 国榷》等 重 要 史 著 都 不 同 程 度沿 袭了 《 鸿 猷录》的相关内 容。如 《 国 榷》的 主要依据， 除明 列 朝 实录和崇祯邸抄以外， 亦采诸家著述凡百余种。据吴晗先生考证：“谈迁参考过明人著作就包括高岱， 其中引用 最多亦包括《 鸿猷录》”［１１］。加 之《 鸿 猷录》属 私 修史书， 忌讳较少， 敢于 讲出 一 些 史 实 真相， 且 评 论客观， 因此书中很多内 容多为后世史书所传述、据引 。《 通鉴纪事本末》草创 伊始， 体裁未为完备， 全书据《 资治通鉴》采择排比， 但是所载议论全出 司 马 光，通篇无袁枢一语。而《 鸿猷录》将这一格局加以发展，各事之后必有作者议论一篇， 使纪事本末体史籍更为完善。《 鸿猷录》每篇末尾都附有史论， 多以“论曰”形式题引 ， 对每 朝 皇 帝， 重 要 事 件 和 人 物 都 加 以 评 论，［２］。这些史论表现出 与众不同 的 风格，“颇具卓见”更能够体现高岱的史学见解， 借此反映出 著者强烈的经世情怀， 欲通过对明 代史事的 梳理， 总 结兴衰治乱之经验， 探求历史发展大势， 为现实提供政治鉴戒， 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 的 优良传统。《 鸿猷录》极为注重对明代诸多 突出 的 社会问 题探讨、 研究， 主要涉及宦官问题、农民起义问题、民族问题等， 发表了许多切中肯絮的言论， 旁征博引 、纵横古今。在农民起义问题上， 高岱一改传统史家分析社会动荡原因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 大肆诋毁农民运动的作法。难能可贵的 是， 他能够客观面对现实、 面对历史。如在《 再平蛮寇》一目 中 载有“方其无事时，亦皆力 耕火种， 抱布贸 丝…… 但诸卫所之臣， 贪纵者多， 却虑者少， 而官府豪滑， 又多依法为奸利 …… 诬谮构衅以激其怒。”［２］３５４作者认为， 官府的不法是导致瑶民动乱的原因。在分析郧阳 流民暴动原因 时说：“堂堂一统之盛， 既不能赈民使无饥矣， 乃 欲禁使不就食乎旷土， 岂人情哉？”［２］２５９虽委婉却是公然批评政府容忍土地兼并而导 致平民失业， 禁止 开荒自 救终 至 其乱， 还原了 历史本貌。在明代宦官专权问 题上， 作者对君主昏庸无能，为政的过失直言不讳。《 刘瑾之变》篇载：“瑾， 一阉竖耳。其流毒缙绅， 贻祸宗社， 古今所罕见者， 此其故何哉？”在分析宦官弄权的 原因 时， 他指出 ：葢瑾青宫旧阉， 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蛊惑其视听， 而揣知 其意向者， 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储君之近侍， 不可不慎其选也。古人师保之训， 如 太公、 周 、 召之于成王， 尚 矣！后世乃 礼节繁多， 尊卑阔 绝虽有宫僚之设， 而接见不移时， 进讲不数语， 启 沃虽良， 亦将如之何哉？其退而与居者不过数阉耳。朱墨易 染， 鲍兰殊臭， 安得不与之俱化 乎！［２］２７１认为 作 为 君皇 近侍的宦官， 对皇帝的 思想行为有直接的 同 化作用 ， 并以孝宗时太监为例， 说明 对宦官 要“慎选”， 有利 于政治稳固， 防止出 现宦官把持朝政， 专权误国， 横行无忌，进而对封建王朝产生巨大腐蚀和破坏作用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 高岱认识到统治者必须重视与北方少数民族的 关系， 制 定慎重的 民族政策， 否则必受其害。他认为：轻启边衅是“慕虚名而受实祸也”［２］３６１， 因此对明 成祖朱棣强 占 交 趾， 则 尖锐批评， 说：“（太祖） 以 当 时 熊 虎 之将， 席 百 战 之威， 其 于 蕞尔 小夷， 岂为难克， 然于敝中 国 多 矣。彼既不足为中 国 患则已， 又何必涂炭吾赤子而邀无益之功 邪？！其后成祖郡县交趾， 中国 未尝获斗粟尺布之利， 而疲耗于奔命者几百年， 始知 我圣祖之贻谋， 诚万世所当 遵也”。［２］１３０只有弭兵内 敛， 对少 数民族实 行不治 之治， 才不至于疲敝中国。因为战争必然会带来严重的人力、 财力损耗， 加重本来就在衰退的 明 朝 经济负 担。因 此，最好的办法首先是不要轻启边衅。［１］徐学谟． 徐氏海隅集［Ｚ］． 四库存目 丛书· 集部（第１２５ 册）［Ｇ］．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２］高岱． 鸿猷录［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２．［３］陈文烛． 二酉园续集［Ｚ］． 四库存目 丛书· 集部（１３９ 册） ［Ｇ］．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４］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３．［５］钱茂伟， 叶 建林． 高 岱 及其《 鸿 猷录》初 探［Ｊ］． 宁 波 师 院 学 报，１９９４（３） ：８３．［６］周谷城． 中国通史：上册［Ｍ］． 上海：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９．［７］薄音湖， 王雄． 明代蒙古汉集史料汇编（第一辑， 第二辑） ［Ｃ］． 呼和浩特：内 蒙古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６．［８］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卷四 十九） · 史部五（ 纪事本末类） ［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９］李光璧． 谷氏《 明史紀事本末》探原［Ｊ］． 中 和月 刊，１９４２ 第３ 卷（１２） ：３４－ ５０ ．［１０］徐弘．《 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 ［Ｊ］． 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４（１） ：６４．［１１］谈迁． 国榷· 吴晗序［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京山市档案馆 为京山建档致力打造京山文史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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