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 | 王蘧常

d大羊 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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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文化史，是一段新旧文化不断角力的历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曾命途多舛。同样站在十字路口，出生于1900年的王蘧常先生却坚守了一条似乎与他所处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道路：他将国学作为一种活的文化继承下来，成为这种“活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顾他的一生，品读他的学问、他的才艺、他的人格、他的师道，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中国文化深厚土壤里养成的“通才型”大师

现在人们知道王蘧常，大多是从书法开始,但事实上，书法只是他的“冰山一角”，他首先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一位以教书育人为乐的师者。“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这是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

以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人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标签”来囊括王蘧常深厚的国学造诣。他精通文史哲，著作等身，范围遍布于先秦史学、诸子学、诗学、谱传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在史学方面，早年就有“王三代”之称，后撰成第一部纪传体的秦朝历史《秦史》；在诸子学方面，著有《诸子学派要诠》等，对历代诸说详加辩正，客观勾勒出先秦诸子学派之状况；又先后为严复、沈曾植、陈化成、钱仪吉等先辈作年谱，广泛搜罗诸家文稿、考证精详。而学问之外，他又是以诗文与章草而闻名于世的艺术家。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认为，“先生身上的通贯和‘整全性’，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见解。国学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今天反而被现代学科分类标准而分割得‘身首异处’。”王蘧常的学生、《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也曾这样总结老师的学术成就：“要想全面认识王蘧常先生，不可不研究他的书法；研究他的书法，又不可不研究他的学问，更不可不研究他的人格。在他身上，这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滋养出这样一位通才型的大师？从他的家学和师承不难找到答案。王蘧常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书香世家,父亲王甲荣是近代著名诗人。幼承庭训的他，三岁辨四声，五岁读《四书》《毛诗》，七岁即耽读韩愈、柳宗元文章，作诗10余首，被誉为“神童”。10岁入学堂，白天上学，晚上在父亲指导下阅读《史记菁华录》《纲鉴易知录》等史书，且大多都能倒背如流，很快就对中国历史了然于胸。深厚的家学渊源之外，王蘧常追随过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从唐文治学经文，从梁启超治文史，从沈增植和康有为学书法，“转益多师却不固守一家”，这自然为他的博通奠定了底色。

在王蘧常的求学经历中，不得不提无锡国专。它由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于1920年创办，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当时，这所学校却以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成为20世纪教育史上特别的存在。无锡国专第一届招生仅24人，却有1500多人报考，因为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两鬓斑白者，年轻的王蘧常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唐文治的学生。自此，从学生、留校任教，再到无锡国专的教务长，他不仅是唐文治最得意的学生，更作为他教育事业的接班人，在长达60多年的教育人生里，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鞠躬尽瘁。

【学问】有“照着讲”的扎实，更有“接着讲”的创新

回过头来看，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王蘧常的几位老师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唐文治以“务实深进”为特色的学风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那么梁启超和沈增植的教诲则指引着他走上了一条“毋走常蹊”的道路。

王蘧常后来回忆说，“受教于唐文治者至深且大。经学理学外，尤深得其论文及读文之法”。唐文治督教严格而又循循善诱，所教经文必定要学生能背诵，并亲自面试，每月考试一次，内容不限经学，兼及史学、子学、文学。唐文治还认为，文字是经天纬地的事，了解古文源流变革的线索，就能明白古书的经纬及命意，这些都对王蘧常影响至深。读书时，王蘧常便与他的同学、文字学家唐兰一起坚持背诵《说文》部首五百四十部，来往信札也都坚持用甲骨文或钟鼎文。留校任教后，为了讲授古典文学，他更是“疲精考据，常穷日夜”，凡是遇到异文奇字，必摘录而深究。初上讲坛，有学生看他年轻，故意拿出古文奇字“刁难”，他都能一一作答。老师的教诲也一以贯之在王蘧常对学生的教导中，晚年在复旦大学给研究生新生上课，让他们读的第一本书还是《说文解字》，并且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讲授。

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还有王蘧常惊人的记忆力。据他的学生、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回忆：“当时老师讲《庄子》，我听他讲《逍遥游》。老师讲课时从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全是背诵，而且与我们带的《庄子集释》一点不差，重要的是他疏解了各家的注释后，往往出以己意，发人深思，所以那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完，但他却给了我治学的门径，那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

中国学术有“照着讲”的传统，但王蘧常不仅有“照着讲”的扎实，更有“接着讲”的创新。在通贯的基础之上“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无”，这也是他始终恪守的治学原则，许多著作都能为之佐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治秦史，正如当时的文史大师孙德谦在为其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秦史》断代，二千年来无作手，一若留以待君者”，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早年问学于梁启超时，王蘧常曾听老师讲起中国旧史研究的弊病，“记载历史，仅记事件，不记原因及影响，故史书虽多，缺乏生气”，他便“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在秦史的纂著中，王蘧常在旁征博引、“多取地下材料”的基础上“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并做到“旧史积习，扫地刮绝”，被孙德谦誉为“隐然欲立史家新范”“洵为不朽之作”。此外，诸子学研究中的王蘧常也是“特立独行”的，在《诸子学派要诠》中，除了人们熟悉的孔孟之外，他还敢于碰一些“硬骨头”，如研究较少的荀子，甚至诸子中“冷门”的文子，他都有精到的阐发；他并不拘泥于儒家的研究，而是对先秦诸子都有深入的了解，并将他们的思想融会贯通。孙德谦曾高度概括王蘧常在诸子研究中的最大特点：“以子证子，以本子证本子，不涉己见，而源流短长毕具”。

世上的高明，靠的其实都是“笨”功夫。撰《秦史》时，为了广罗史料，王蘧常效仿倪端著《六艺之一录》时发动亲属相助的故事，找出数十种古籍分给家中亲属，要求他们不论理解与否，凡遇秦字即抄录，不出二月便得抄本十余册，抄录虽然芜杂，经过他的细心剪榛摘秀，却化为丰富的史实素材。搜集史料只是第一步，治《秦史》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几乎耗尽王蘧常毕生的心血——初稿在战乱中遗失被毁，二稿又在政治运动中被撕成碎片，他曾经一度灰心绝望，但想起胡三省注《通鉴》数毁终成之事，便一次次打起精神，不顾年老体迈，举炳烛之光，在残稿的基础上次第补苴。

对王蘧常来说，学问和生活早就难以分割。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回忆：“我曾听师母说，先生年过古稀，仍每日读书不倦。若晚上睡不安稳，便从脑子里搜罗些文章来背，不拘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如果背得顺畅，便一觉睡到天亮。有一回背诵欧阳修的文章，忘了一句，结果硬是半夜起来，从床底寻出《欧阳文忠公集》，找到那一句，方始安心睡下。”

【书法】独辟蹊径专攻章草，“我只是想把字写得古旧一些”

对传统文人来说，擅书是基本功。近现代有许多书名被学术所掩的国学大师，王蘧常却恰恰相反，他的章草在近代书坛享有极高的声誉，著名书法家谢稚柳曾评价他的书法“是章草，非章草，实乃蘧草，千年以来一人而已”，在日本书法界更是有“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的美称。但他本人却始终很谦逊，直到逝世，他也不肯听别人叫他大师。据吴晓明回忆：“先生曾经对我说，‘外面都说我的书法写得好，我写得真的好吗？其实我只是想把字写得古旧一些’。”

在吴晓明看来，先生这一艺术追求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那便是清末的碑学运动。这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值金石之盛，乘帖学之坏，碑学浡然以兴”，帖学已经失去了古意，文人都希望从更古老的碑刻中寻求灵感，“以复古而求开新”。而在所有文体中，草书最难，因为它不是正体，所以在古代碑刻上极为罕见。但在沈增植的教导下，王蘧常却恰恰选择了这条最孤独而艰难的道路。“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先生是碑学运动最后的完成者，他将草书和碑学的精神完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吴晓明如是说。

为了实现草书的“复古”，王蘧常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的方法有二：“一则定章草为‘解散隶体’”，用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写草书，这样就使得原本“一寸见方”的章草，在他笔下可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为此，他曾经坚持六年用篆文记日记，还把《说文》中的全部篆字写过许多遍。“二假秦简汉牍之新出，爬罗剔抉，补草书进阶之阙如，接隶变茫茫之坠绪”，饱览大量草书碑文，掌握比前贤更多的书法资料，拒绝杜撰，真正做到“笔笔有来历”。

也正因为如此，王蘧常的书法艺术其实是他深厚古文字功底及其广博学养的外化。这种“学人之书”的气质，不是单纯苦练技巧所能习得的，而是万卷书香里酿出来的，因而书法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王蘧常的书法，主要是读他的学问。”正如范敬宜所说：“学人未必就是书家，但真正杰出的书家必然是杰出的学人。这是被中国书法史所证明了的一条规律，而王蘧常先生则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据儿子王兴孙回忆，晚年有人向父亲求墨宝时，他特别喜欢书以荀子《劝学》篇中的“真积力久”。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以后，白话逐渐取代文言，钢笔也逐渐取代了毛笔成为主要书写工具。然而，王蘧常却仍然保留了传统文人的习惯，无论写文章、书信，还是记日记，全都用毛笔，并以文言书写，这在他那一代文人中也极为罕见。“真积力久”，无论书法还是治学，这四个字又何尝不是他信奉了一生的座右铭。

【人格】“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

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强调知行合一。“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正如1945年唐文治在为《嘉兴王君瑗仲文集》所作序言中这样开宗明义，王蘧常的学问也与他的人格和气节紧紧联系在一起。王蘧常最尊崇两位前辈学者，一位是顾亭林，一位是唐文治，他们都是具有高尚操守和民族气节的学林领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亭林这句响亮的口号他推崇备至，并以此一生自勉。

王蘧常一生远离政治，无党无派、无官无职，只是纯粹的学者和文人，但身逢乱世，他并不是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民族兴亡之际，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于他的笔墨间清晰可见。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在八年抗战期间为鼓舞民心及士气而作的诗文：痛感于中国近代之遭凌辱，他作《国耻诗话》；倭寇猾夏，他又著文《论倭不足畏》，传诵一时；全面抗战起，他诗笔纵横，其中联语云：“英雄血尽遗余垒，魂魄归应恋旧邦”。又：“要使国家留寸土，不辞血肉葬同阬”。又：“凭栏多少哀时意，并入潮声发浩歌。”这些诗作后来编纂为《抗兵集》出版，从中可观世变，也可作民气，堪称一部蔚为壮观的抗战史诗。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蘧常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愿与世浮沉的气骨。1940年春，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大学。校长是王蘧常在无锡国专求学时的老师，屡次邀请他去担任文学院长，他都断然拒绝，并以《节妇吟》一诗明志。随后，他所任职的之江文理学院、大夏大学及光华大学附中都在战乱中相继关闭，不久交通大学也被汪伪政府接管，他与陈石英、裘维裕等共六名教授，坚持民族气节，愤而辞职。敌伪势力十分恼火，曾有特务用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逼王蘧常返职，他不计个人安危，义无返顾。离开伪交大后，王蘧常便无一处任教之职，毫无收入，后来得到当家庭教师的机会，才勉强维持生计。据王兴孙回忆，沦陷时期，家里经常吃夹带山芋块的饭，有时一餐全吃山芋。有一年大除夕，也无可口的饭菜，只能以菜粥当年夜饭。虽然如此贫困，父亲对人却说：“行心之所安，虽苦也甘。”

【师道】教学生学问，更教他们做人之道

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靠的不仅仅是文字和书本，更是一代代文人硕儒的世代相传。无论学问、才艺还是人格，王蘧常的身上都能看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为人师者”自然也是他一辈子最看重的身份。

在怀念文章里，王兴孙这样写道：“父亲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学生，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领，而且对国家、社会多作贡献，成为栋梁之材。他在讲课时，常常谈到做人之道，对此更是循循善诱，言传身教。”这一点在王蘧常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定生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师从王蘧常30年，他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是做人之道，“老师说‘内圣外王’概括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部问题，意思是‘内在修身，外在做人’。他告诫我读史的目的实际上是对自身的一种修养，而不能纯粹地把它当作知识来接受。在这点上，老师本身的言语和作为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王蘧常的这一教育理念，其实继承着唐校长为无锡国专定立的办学理念：修道立教，正人心、救民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王蘧常在拒绝出任伪职、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他还要为无锡国专的办学而殚精竭虑——当时，因唐文治年迈体衰，实际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他一人肩负。他深知培育人才离不开名师，便先后请来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园、王佩诤先生等，从这份名单中不难发现，他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名家大师。此外，筹经费也常常让王蘧常伤透脑筋，往往到学期终了前一月，教职员工薪水还无着落，他便不得不奔走于富家巨绅和私人银行之间，募捐借贷，以渡难关。

但正是王蘧常和唐文治的这种坚持，在新旧更替的时代夹缝里为中国传统学术保留了“学脉”。虽然无锡国专办学仅仅30年，培养学生不过2000余人，却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家、文科大师，在当时有“北清华（国学研究院），南国专”一说。当年任教于无锡国专的名师，许多也都成为上海各大高校的文科带头人。王蘧常本人便是复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的学科奠基人。在孙向晨看来，“与北派国学强调‘整理国故’不同，以唐文治、王蘧常先生为代表的南派国学强调‘修道立教’，他们不仅仅是传授国学知识，以纯粹学术的态度来看待国学，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活的文化，注重对学生士人风骨的涵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无疑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但放在今天来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今天讲的国学复兴也应当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下去。”

唐文治在临终前曾语重心长地对王蘧常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此后的30多年，老师的遗愿始终萦绕在王蘧常心间。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仍在为无锡国专的复校而奔走。尽管这份夙愿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在他倾毕生之力留给后世的皇皇巨著里，在他倾毕生所学留给后人的谆谆教诲中，仍然有一种精神传递下来，烛照着后继者的路——2008年哲学学院开办上海首个国学班，2011年开设国内首个英文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硕士班，2016年成立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2017年成立王蘧常研究会，“我们在努力沿着先生的足迹，接续南派国学的火种，为今天的国学复兴尽一份力。”孙向晨说。

来源：综合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