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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韩灿如，出生于1913年正月，今年算是107岁了，我是一名抗战老兵。战友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去世了，只剩下年纪最大的我，还活着……1937年，我在重庆上高中，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我就瞒着家里，参军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班，后来随部队从贵州到印度作战。1945年，南京光复，我作为新六军14师军械处中校主任，很荣幸在南京接受了侵略者缴械…… 我出生于四川忠县（现在的重庆忠县），家里兄弟姐妹5个，我在家中排行老二。当时我的父亲经营着一个商号，主要是从内江、自贡到忠县一带，贩卖一些糖和盐，家里条件还算优厚，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为战乱和匪患，读初中的时候，我都快20岁了！ 1937年，我24岁，从重庆高级职业中学毕业。当时抗战全面爆发，四川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呼吁“抗日救国”，同学们想的也都是“誓死不当亡国奴，参军保卫中华民族！”，于是我决定瞒着家里，投考军校。对于我们这样主动要求从军的青年学生，部队还是比较欢迎的。考入特训班，我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国难当头，形势所迫，作为热血男儿，我不去不行。家里兄弟三人，总得有一人从军，二老就当少生了这个儿子吧……” 我参加的是特训班第六期，有朝鲜流亡学生，留日归来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是有过战斗经验的学员。记得开学典礼上，朝鲜流亡政府（现韩国）领导人李承晚也来为朝鲜学生训话。特训班刚开始是在湖北，后来战事吃紧，我们从荆州搬到宜昌、长阳、利川等地，再撤退到四川的石柱、丰都，我是在丰都毕业的。毕业证寄回老家给了父母，我又回到重庆。1939年的重庆，被日本人轰炸的很厉害，我的老家忠县作为主产粮区，更是被轰炸成了焦土。 1942年，我随部队过长江南岸，从海棠溪上岸至西南公路（抗战时期的渝黔公路），经过贵州到云南，转乘飞机到印度打仗。那时路况不好，我们坐的是木炭汽车，上坡路上，随时需要有人跟在后面跑，用三角木垫在轮胎下面，防止汽车倒滑。那时候的黄果树瀑布非常壮美，水雾蒸腾弥漫，可惜没时间瞻仰，只匆匆看了一眼半截瀑布。到达印度已经是43年初，我在驻印总运输队2团2营，担任少校营长。 我在印度参加了密支那战役，却是战场收尾。当时的日军败势已定，还有不少鬼子负隅抵抗，他们在森林里布置了狙击手，大树上备好弹药补给，不少战友着了道，把尸骨留在了那里。在我们的补给站，也有不少日本兵，化妆成中国兵，排队去冒领补给，还好有人在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了端倪，（这个梗，看过“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网友都知道）等到去围捕，人家早跑了。 1944年冬，我们奉令回师湖南，保卫芷江机场。当年的春节是在沾益度过，在印度和美国人配合不错，所有的兄弟们都发了新的罗斯福呢军装，美式军靴，还有丝光咔叽布的衣服。日军在湖南最猖獗的时候，在洞庭湖的边上岳阳，设有前进机场。我们出动了40架飞机，贴着洞庭湖水面低空飞行，快接近的时候突然升空，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一下子端掉了日本人的机场。这次空袭，我方就损失了一架飞机，他是飞的太低，直接掉湖里了。 1945年9月9日，日本投降后，我奉令到了光复后的南京。当天的投降签字仪式，我没有机会观摩，我当时是14师军械处中校主任，负责南京市区内的日军缴械。南京城内只有一个大仓库，日军即使投降缴械，但把枪支擦的很干净，还做了保养，我感觉日本人不简单。不过，日军也是很坏的，他们把重武器装备全都沉到了芜湖到南京一线的长江里。在冈村宁次的司令部，我见到了日军的“敌我势态图”，谍报工作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1945年10月30日，我又从南京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有很多部队驻扎，也有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他们很污（方言：黑暗，上不了台面），这些人喜欢搞房子、车子、金子、银子和戏子，还美其名曰：“五子登科”。我们14师大都是川军，没人干那些腌臜事。 日本鬼子打跑了，我的军械库也清点完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派到了东北，辽沈战役中有不少武器设备，就是从我手里发出去的。打鬼子，保家卫国，我心甘情愿，打内战，我却提不起一点精神。1948年，我被“俘虏”了。48年到51年，我在抚顺、佳木斯经过3年学习，得以遣返回乡。
我和我的爱人很早就认识了，我们是在沈阳结的婚。她是我们军医院的护士，跟着我回到涪陵，思想压力太大，1961年的时候，给自己注射了药物，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主要靠小儿子一家照顾。
1955年，我到涪陵搬运社下力。虽然已经42岁了，100公斤的盐包，照样扛得起来，在船舱里面跑，数九寒天也是一身汗。1984年，按照“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落实”，给予生活补助，现在每个月也都有几千块钱。只可惜爱人没有等到过好日子，让我一个人活着，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之前很多年，我都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一名抗战老兵，打过仗。我确实打死过日本兵，也处决过祸害百姓的部下……2013年的时候，我孙子的一个朋友来家里，和我聊天，才算把我尘封了多年的历史揭开，我也才知道我们当时走出去那么多人，剩下的不多了。（图为1993年，老人在家过生日，当时就连他的儿媳妇也不知道他是抗战老兵。）
我喜欢写字，上学的时候，校长刘可强毕业于北大，老师们也有很多出自北大。我们主学的是国语和数理化，因此，写字是最基本的要求。2015年我的眼睛患了白内障，做了手术，现在看不了报纸，也写不了字了，只能等着一天三顿饭。
只要天气尚可，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到临江路上走一走。活动活动，骨头有劲，老是坐着、躺着，不行，慢慢的人就没力气了。我的牙齿掉光了，硬的东西咬不动，吃饭也很简单，有白粥咸菜就行了。这已经比我前几十年吃的好多了。
做人呢要知福，惜福，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活到现在，去重庆看眼睛，没有花钱，身体也算硬朗。那些和日军打仗的战友们呢？有的被炮弹炸的拼都拼不全了，更别说就地掩埋在深山密林里的那些人。一百多年来，我经历过军阀混战，亲自上过战场，也看到了侵略者战败时的沮丧，现在已经是我遇到最好的时代了，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着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这是2005年老人寿辰前后写的字）
老人和儿子、儿媳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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