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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死时，赵炳麟的母亲蒋恭人由全州移居长沙，赵炳麟请假至湘省亲，正与赵启霖、唐尚光游岳麓山回寓，得两宫宴驾，不禁感叹道：“主少国疑，天下多事矣。” 赵炳麟回京后，因受摄政王的信任，与唐景崇等十人为宣统皇帝侍讲（即讲学）。当时，赵炳麟非常担心袁世凯趁机大权独揽。虽然一年前在赵炳麟等人的参劾下，1907年袁世凯失去了一些兵权，但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进入中枢领导班子，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狼狈为奸，其权力仍炙手可热。 光绪帝死后，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袁的声音。在国外，当年拥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起倒袁运动。他们发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历数袁世凯罪状，控告光绪帝系被袁世凯谋害，呼吁载沣“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康有为甚至为此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控告袁世凯谋害光绪皇帝，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进行干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清史研究》2009 年第3 期） 同时，他们还策划与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和岑春煊、瞿鸿禨、张之洞等汉族官僚联络，劝说载沣迅速除去袁世凯。 在国内，一些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也发起了倒袁运动，特别是以江春霖、赵炳麟为首，一直对袁氏专权不满的反袁派更是按捺不住。江春霖在10月3日光绪帝死前向朝廷上折参劾袁世凯没有结果，赵炳麟在光绪帝死后很快便与袁对着干。他想到摄政王载沣的个性，于1908年12月4日“涕泣上疏”《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提醒摄政王，既然“太皇太后及大行皇帝以统治大权付诸监国摄政王之手”，就不能拘守小节，以免大权旁落，造成国家动荡。但摄政王不以为然，反而于12 月19日在宣统皇帝登基后为表示新朝“恩泽”，命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赏加袁世凯太子太保衔。 御史江春霖又于12 月29日上书摄政王，不满褒奖，控告奕劻、袁世凯结党营私，败坏官场风气，“关系于前途者甚巨”，提醒载沣“重思之”。镇国公载泽见局势不妙，也对摄政王载沣说：“昔晋赵盾不能讨弑君之贼，史书赵盾弑其君。今大行皇帝(光绪皇帝)之事，天下称冤。皇上年幼，尔摄政，其毋自贻伊戚。”这一番触动了摄政王载沣的神经，但尚未采取行动。接着，陈田也参劾袁世凯。赵炳麟见摄政王仍未有行动，忍不住于1909年1月2日（宣统元年）再次上疏，这次上疏给了袁世凯以致命一击。 赵炳麟在《劾袁世凯疏》中指出，“袁世凯尚在军机，而国本未定，后患无穷也。夫袁世凯之植党营私，台臣多指实弹奏，无待臣言；臣请言其必不可留军机者二：袁世凯为人也，机械变诈，善构骨肉。”并指出光绪皇帝“以三十余之长君，尚束手受箝，终身郁结，而世凯得以树植私党，挟制朝廷。今幼主年少，以此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垣，他日必生意外之变。”又说：“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世凯一出军机，必多解散；若待根蒂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惟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必不可留者二。”并要求摄政王载沣牢记光绪前辙之鉴，防患未然，设法罢斥袁世凯，“使国本能安，后患冰释，社稷之福也。” 摄政王载沣观罢此奏，立即采取了行动，忙拟了一道将袁世凯革职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一者为其兄光绪帝报仇雪恨，二者可杜绝后患，以免自己大权旁落。据当时在清廷任职的恽毓鼎密函称：决定罢免袁世凯时，初拟谕旨中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革职编管处理。军机大臣世续入见，力为袁世凯解脱，遂改为后来公开的免职谕旨。军机大臣张之洞入见，也为袁世凯说情，并力陈袁世凯之才可用，弃之可惜。摄政王载沣称：“我亦知其有才，但不忍用之，如用之，我无颜以见皇太后。”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载沣不悦道：“公不要再哓哓不休，奉行制书就是了。” 而此时的袁世凯，从光绪帝死后、溥仪继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直在思谋着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事情。得知载沣要去找张之洞他们商量可能是为了对付自己，富有心计的袁世凯便让人捎信给保定的段祺瑞，对外称有足疾，再不能去料理军机处和外务部的事情。 很快，段祺瑞就带着他那些装备洋枪洋炮的精锐之师，从保定赶来北京，说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段祺瑞还命令他的军队，有事无事地向城南开炮。载沣马上明白了：这家伙是为袁世凯来的。这时他接到袁世凯呈上来的奏折，说是自己因为足疾，请求解职，回故里养病。就这样，袁世凯先给摄政王载沣出一个难题，然后又马上给他一个下来的台阶。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为借口，下谕解除其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让袁到河南“回籍养疴（养病）”。 袁氏少时随其嗣父袁保庆在南京曾坠马跌伤，治愈后仍留残疾，行路时仅仅有点高低不平，但对履职并无半点妨碍。此时以旧疾丢官革职，显系借口而已。随后，袁世凯的亲信们也陆续遭到清洗，如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解除协办北京警务的赵秉钧内务部侍郎职务等等。 对于赵炳麟将袁世凯弹劾下台这件事，张程在《泛权力》（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袁世凯罢官是因为光绪皇帝留下遗诏，要杀袁世凯。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和张之洞正争论着。刚好陈田、赵炳麟两人弹劾袁世凯的奏章来了，顺坡而下，罢了袁世凯的官。”张程的话可能说的是事实。但赵炳麟的好友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有这样记载：“隆裕奉德宗遗诏，命诛世凯，监国与张之洞力解之，迟迟未决，炳麟侦得其情，乃邀田各具一疏参之，而世凯款段出都门矣。”这是说陈田、与赵炳麟听到了风声，才有弹劾之举。 尽管赵炳麟在《劾袁世凯疏》建议里只是提到“设法罢斥”袁世凯，但社会上却传出朝廷要杀袁世凯的消息，吓得袁世凯一夜白了头。一天，其长子袁克定忽然对袁世凯说，听说有人要诛杀父亲。袁世凯大惧，为免遭不测，袁的长子袁克定留在北京，并致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公使馆，请求需要时给予庇护。袁世凯本人则携部分家眷，匆匆乘火车前往天津英国租界躲避，并由他的同党、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人暗中加以保护，并准备乘轮船赴日本避祸。世续恰往袁宅慰问，仆人称袁生病不见客。世续推门而入，仆人没办法，方吐实情。世续大惊，道：“若如此，大祸真要临头了！”急打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奕劻保其无事。在杨士骧派人通知他没有生命危险后，袁与他的家人才返回北京，次日回籍“养疴”。 对于袁世凯获知朝廷要除掉他的消息，张社生在《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中有《慈禧死后清廷内斗：袁世凯被吓得一夜白头》一文中，则另有一番更为详细的叙述：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往内廷，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袁世凯惊慌失措地回了家，然后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袁世凯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的衙门，住署后花园。杨士骧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第二天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乘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至。” 同一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后，杨士骧和自己家的所有人打招呼，切不可说袁住署内。哪知道他的仆人还是告诉了外人。袁回家后，幕僚张一鏖已经逃避。袁家仆人见张逃，亦皆惶惶。后有问张何故逃避。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支，如果被缉出，其祸还了得？我等每月只得若干金，都是我们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什么交情可言，怎么能与他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干什么用？张曰：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 三天后的清晨，风萧萧，京城寒，袁世凯即携眷属回籍。送行者寥寥无几，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世凯本人也是感慨万千。回到河南后，他暂居河南汲县马市街。后来成为袁之亲信的王锡彤，第一次去拜访他，看到“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 袁世凯的伪装还是能蒙蔽人。他被罢免后，有的人竟然写信责备赵炳麟，为此，赵给赵启霖写信谈起内心的感受：“腊月十一日，侄（赵炳麟自称）与松山（陈田）给谏论劾项城（袁世凯），摄政王遂奋神断，立予罢斥。而学生、士夫竟有人以书责我，谓‘汉大臣中，才未有如项城者，去之可惜’。不知项城者德宗（光绪皇帝）之罪人，抑中国之罪人也。”赵炳麟指出，如果光绪皇帝变法之初，善为辅佐，中国大局就不像今天这样危险了！可袁世凯受光绪皇帝非常器重，在皇帝变法时不仅不善辅佐，反而害了光绪皇帝，继而窃取权势，树植己党，恣行威福，比宋朝徐霖所弹劾的奸相史嵩有过之而无不及。袁世凯以光绪皇帝十年前欲施行的新政，据为己名，“使海内浮薄之士，知袁氏而不知朝廷。而名似实非，非如德宗之实事求是也，不过藉此破坏纪纲，布置党羽而已。……有臣若此，律以春秋之义，难逃斧钺之加。朝廷宽容，仅予开缺回籍，议者竟敢四起，可见人心世道之变矣！” 全州县绍水镇乐家园赵炳麟故居的天井 蒋廷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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