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变法时，因罢免一些守旧大臣而任用维新变法者，慈禧太后不大高兴。1898年9月5日，西太后和他的亲信荣禄密谋决定废掉光绪皇帝。9月14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对光绪帝施加了压力。光绪帝回宫以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讥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於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要求杨锐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等他熟思再行办理。 杨锐接密诏以后，已知危机四伏，但念及“君父之急”岂可不趋，即约林旭来绳匠胡同寓所商筹。康有为、谭嗣同将挽救这一危局的希望寄托于驻军天津的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狡猾多诈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两天以后立即向荣禄全盘交代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时荣禄急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等人面见慈禧。9月21日，慈禧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变法失败后，杨锐被杀。杨锐之子杨庆昶与其门人黄尚毅，将光绪手诏缝于衣领内带回四川。 光绪、慈禧死后，为“戊戌六君子”平反的呼声渐高。先是外务部、邮传部郎联名上书都察院，请将《德宗实录》精选摘录昭示后人，以获取民心。1909年9月25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杨锐之子杨庆昶和中书科中书黄尚毅来到都察院，将密诏上缴，请都察院昭雪杨锐。 赵炳麟是维新运动的赞成者，他知道，只要将光绪帝的密诏公布，“戊戌六君子”就可能得到平反昭雪。江西道监察御史赵熙，告知挚友赵炳麟，请他尽快让台长（都御史）张英麟代奏。但张英麟没有表态。赵炳麟便于9月30日上《请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疏》。 赵炳麟认为，手诏体现了光绪皇帝的仁慈与孝道，“读之堕泪。”他请求明降谕旨，将手诏编入《德宗实录》，以让光绪仁孝之心流传万古。进而达到为“六君子”平反的目的。但朝廷没有同意。 赵炳麟不甘心，于1909年12月21日第二次上《再请宣布德宗手诏编入〈实录〉疏》，希望摄政王将光绪手诏编入《德宗实录》，以光先帝遗德，巩固祖宗基业，不要寒天下人心。他认为摄政王“政权在握，正宜以先帝之心为心，以先帝之政为政，使英才效用，天下归心。” 尽管赵炳麟临疏涕泣，泪水交加写下此疏。但摄政王仍未同意。 1910年（宣统二年）9月23日，资政院成立后，资政院第四股理事、议员陈宝琛（以硕学通儒被派充资政院钦选议员）见赵炳麟的上疏没有结果，上《请昭雪杨锐等提案文》，要皇帝降谕“将杨庆昶(杨锐之子)所缴德宗景皇帝手诏宣布中外，昭示万世臣民，并纂入实录以成信史”，并提出对“杨锐等竭忠致身沉冤未白，可否降旨昭雪，援照许景澄等开复原官加恩赠恤，以慰幽魂而餍众论”。 陈宝琛为戊戌六君子平反昭雪的提案震动了当时的朝野，也得到了时任资政院第一股股长赵炳麟的大力支持，资政院几乎是一致举手赞成，但被以摄政王为首的政府搁置。摄政王为什么不同意赵炳麟、陈宝琛的提议呢？原来，他有他的担心。就这件事，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披露，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曾告诉尚书戴鸿慈：“先帝诏不敢秘，但明发上谕，则为悖（违背）慈禧，乖国体”。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十三日（11月3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奏请赦免党人（为该奏折第七条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体特赦擢用），奉旨：赦免戊戌以来的党人。 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省民政长陈廷杰呈请政府昭雪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北洋政府同意交内务部从优奖恤，以激发鼓励后人，下令在北京建立祠堂祭奠，并将事迹宣付清史馆立传。 至此，“戊戌六君子”终于被平反昭雪。 赵炳麟家乡全州县绍水镇乐家园门楼右侧一角 蒋廷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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