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心而论，白诗“以俗为美”之怪，倒也无可厚非，各人喜爱。而其艺术上的粗糙，思想上的平庸甚至卑颓，则是难免要让人诟病的。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痛斥元、白诗说：“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他为白诗广为流传而深感痛心与愤怒，当然也无奈。而司空图则于《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按：勍（qíng）：强而有力，如勍寇、勍盗、勍敌；孱：浅陋低劣，卑微无能。估：同“贾”，商人。这是个比喻说法，很有揶揄味，也说的是“俗”。意思是说，元白的声音很大，所写境界也很大，然缺少壮逸激荡之气，仿佛市场上大声吆喝的商人。而司空图却盛赞韩愈“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的诗风。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也说：其不少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力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他也意识到其诗中夹杂有些轻率之作，而且道明欲在此后重新“铨次”时删去。然而，他时重新“铨次”，诗人又不能割爱，以至于存诗三千而优劣参半也。 白居易工于长篇叙事，工于排律敷陈，工于以事起意，工于以浅语而言人事，应该说，这些都可视为白氏的长项与开拓。明人江进之认为：“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拓多少。”（《雪涛小书》）清人赵翼更是力挺白诗，他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於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欧北诗话》）古人之论不虚，白氏自有其开创性的方面与意义。白诗之俗，平易自然，意到笔随，情致曲尽，于平易而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旷达的思想情趣，是为世人所共识也。白氏密友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赞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赵翼也有刀剪的比喻：“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瓯北诗话》）。概言之，白氏之俗，是一种很高的、也难得的美学境界。“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叶燮《原诗》）。 因此，清人黄周星认为：“乐天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皆所谓老妪解颐者也。然无一字不深入人情，而且刺心透髓，即少陵、长吉歌行皆不能及。所以然者，少陵、长吉虽能为情语，然犹兼才与学为之；凡情语一夹才学，终隔一层，便不能刺透心髓。乐天之妙，妙在全不用才学，一味以本色真切出之，所以感人最深。由是观之，则老妪解颐，谈何容易！”（《唐诗快》）然而，著名学者钱锺书则揶揄说：“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沈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钱论尖刻入木，语语中的。而白诗之短，也许是其刻意追求俗美所造成的。其刻意为俗，走向了反面，付出了代价，特别是他似有好尽之癖，也为好尽所累，言繁语冗，浅露直激。张戒早就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说：“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其此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许学夷在《诗源辨体》里总结说：“盖以其语太率易，不苍劲故耳。”白氏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和答诗十首并序》）。白居易之诗长显，短也显也。 白居易早年的讽喻诗，自觉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多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广泛反映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描写现实黑暗和人民疾苦，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框框，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耀眼。白居易对自己的这部分诗也自视甚高，他不仅不把同时期的人放在眼里，连李白、杜甫都成为他揶揄的对象，也敢于与李杜颃颉。他批评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认为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新乐府诗，“亦不过三、四十首”。以其现实主义标准看，“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因为其对诗歌现实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过分强调诗歌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过分追求语言的直白和措辞激烈，背离了诗歌发生的原理，也束缚了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多样化，使其诗发生了异化，其诗论也失去了普遍性的意义。然白话文运动的主帅胡适却特别看好此类白话诗，极度夸张了白居易大量自创新题乐府诗的意义，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他甚至认为“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胡适不无偏激地写道：“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胡适充分肯定了白居易继承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大量写作新乐府的贡献。也许是深受胡适此论的影响吧，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写作，白居易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一度与李杜并列而称唐诗三大家。 白诗喜欢说理议论，晚年尤甚，其诗常常拖出个议论的尾巴。而其所说之理又多为出世逃禅、知足保和之类的旷达语。我们以为这些“小道理”倒反而比其“大庇天下”的高调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譬如“心安是归处”、“心泰身宁是归处”、“大抵心安即是家”、“随分自安心自断”等，让人在遇到挫折时看开点、看远点、看淡点，不是唱高调，非常实在，也很贴近人心，纯属其人生经验之谈，确实也能够让人形成心灵深处的精神呼应。“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诗人玉屑》）。士大夫特有的身世经历，最容易让其“闲适”思想所打动。“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然而，其诗陈陈相因，“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白诗中这些关于旷达的议论，甚至连语言都似曾相识地重复，数篇读后，便了无新鲜感。白氏晚年诗歌，不是叹老嗟病，就是伤往悼亡，“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叶梦得就曾言：“然吾犹有微恨，（白氏）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犹有待而后遗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避暑录话》）朱熹批评得更尖锐：“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律底涎出。”（《朱子全书·论诗》）其诗中像矜耀富贵之类确实不雅，更有些吟弄风情的庸俗描写，以及宿命论思想的大肆宣扬，这些“俗”就谈不上美了，自然不属于“俗美”的范畴也。 诚然，纵使白诗毁誉参半，甚至颇有訾议，也不能否定他在诗歌上的贡献，也不妨碍他卓为大家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我们对白居易还是应该有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的。白居易以俗为美，这固然无可厚非，俗美也是一种美。但是，白诗中也有俗而不美的，甚至还有低俗庸俗的成分，这也是读其诗时我们需要提醒读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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