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晚年的唱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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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 13版）

编者按

作者：魏永贵　　

诗歌酬唱，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孔子看重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其中“群”即指诗可以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提高写诗做人的双重修养。唱和诗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最早的唱和诗诞生在汉代，唐代则是唱和诗发展的高峰。徐昌盛的文章考察了魏晋时期唱和诗的兴盛，指出曹魏和西晋时期，环境和平，人才会聚，产生了多次风雅啸聚的盛况，有利于深化魏晋诗人群像和总集诞生的体认。赵乐的文章梳理了唐代“诗豪”刘禹锡晚年的唱和诗，刘禹锡晚年达到唱和诗创作的高潮，且绝大多数是与白居易的交流，通过钩稽排比“刘白”的唱和诗，有助于更深入解读刘禹锡人生心态和创作风格的改变。陈才智的文章展示了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在后世引发的连锁效应：北宋修筑琵琶亭、后人遥和《琵琶行》，揭示了文学、胜景、故事等元素的交融性，有利于唱和文学研究的深入。三篇文章对唱和诗这种文学现象演进脉络的历时性、多角度追索，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典诗歌在“诗可以群”维度上的认知，也为我们解读诗歌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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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啸聚与魏晋唱和诗的兴盛

作者：徐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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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诗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文选》收录的西汉武帝时期李陵和苏武的唱和诗，已被普遍认为是后人的假托之作。目前可靠的早期唱和诗，有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夫妇赠答和蔡邕的《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等。魏晋时期的唱和诗蔚然兴起，来自邺下盛行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等文学活动的促进。西晋天下一统，《文心雕龙·才略》说“晋世文苑，足俪邺都”，诗歌唱和再度兴盛，园林台阁成为诗歌唱和的重要场所。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遵循了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晋唱和诗的兴盛，还促进了总集的产生与复兴。

　　魏晋诗歌唱和的风气，得益于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各方人才的集聚。邺下时期，北方一统，人才荟萃，铸造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一个高峰。建安九年（204），曹操占据了邺城，十三年（208），曹操攻破南方学术中心荆州，将王粲等文人学者会集到邺城。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邺城是曹操的基地，天下人才荟萃于兹，使邺城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及至西晋太康时期，天下一统，人文鼎盛，又迎来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二个高峰。西晋的文学活动发达，有华林园集会、金谷园集会、尚书省诗歌唱和等。晋武帝华林园集会可考的有三次。一是泰始四年（268）二月的华林园宴集赋诗。史载“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干宝《晋纪》），又说“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孙盛《晋阳秋》）。二是太康二年（281）三月上巳祓禊作诗。程咸所作诗的“序”称“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坛宣宫，张朱幕，有诏乃延群臣云云”，诗云“皇帝升龙舟，侍幄十二人”，则参加诗会者有十二人。三是太康六年（285）三月上巳华林园诗会。现存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章。石崇的金谷园集会也有多次，但以元康六年（296）石崇“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最为著名。当时“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石崇《金谷诗序》说“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可见参与者众多，又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则知主要是诗歌唱和。东晋著名的兰亭集会，正是有意识地模拟金谷集会。《世说新语·品藻》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西晋尚书台诗歌唱和也是突出的现象，现在尚留有尚书郎挚虞、尚书郎傅咸与尚书褚武良、尚书郎李叔龙、尚书郎伏武仲等人的五首赠答诗，属于台阁诗歌唱和的先声。

　　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四言是《诗经》的主要体式，四言诗属于魏晋诗歌的正体，因此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文心雕龙·明诗》亦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但在唱和诗的创作中，魏晋诗人对诗歌体式的选择比较自由。建安时期的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等为四言诗，而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赠徐干》《赠从弟》等为五言诗，则建安诗人的唱和兼用四言和五言。西晋的傅玄、傅咸父子是儒学世家，参与制礼作乐，傅玄《答程晓诗》有两首，其中四言和五言各一首，而傅咸的《赠郭泰机诗》和《赠何劭王济诗》都是用五言写就，则魏晋诗人在赠答诗上对四言和五言的使用并无轩轾。在赠答的形式中，一般是一诗一赠，也有一诗两赠，如曹植《又赠丁议王粲》、傅咸《赠崔伏二郎》等；一般是一赠一答，也有一赠两答，如卢谌《赠刘琨》，刘琨有《答卢谌》和《重赠卢谌》两首。赠答诗一般是自己创作，但也有代作的情况，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属于为上司代作，陆机、陆云都有《为顾彦先赠妇》，顾荣本是文学家，毋庸倩笔，陆机、陆云的代作属于游戏之作。

　　魏晋唱和诗遵循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文帝集》说曹丕“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说“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曹丕是邺下文学的实际领袖，促成并引领了诗歌唱和的风气。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往往围绕同一题材进行创作。如饮宴活动的《公宴诗》现存有曹植、王粲、刘桢等作品，游戏活动的《斗鸡诗》现存有曹植、刘桢、应玚等作品，都属于诗人们的同题创作。在同一题材的创作过程中，一般要遵守同一体式的要求，如前述《公宴诗》和《斗鸡诗》都使用了五言体式。同样，在诗歌唱和中，一般要遵守同体的要求，如《文选》“赠答”类的张华《答何劭》和何劭《赠张华》都使用五言体式，又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为四言体式，陆机《答贾谧》说“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也采取四言体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卢谌赠刘琨以四言诗，刘琨答以四言诗，又重答以五言诗。

　　魏晋唱和诗促进了总集的产生和复兴。邺下时期的诗歌唱和，促进了总集的产生。曹丕写信给吴质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又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曹丕由于怀念邺下的文学活动，将旧日游园、公宴、斗鸡等诗歌汇聚起来，便成了最早的单一文体总集了。根据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推测，当时的总集或名为《邺中集》。邺下诗歌的汇集，是由文学活动促成的，不同于西汉刘歆《七略》“诗赋略”的图书编纂活动，因此可以说《邺中集》是文学总集的肇端。随着邺下文学活动的沉寂，总集的发展也一度陷于停滞。西晋初年文学集会的繁荣促进了总集的复兴。元康六年，石崇举办了金谷园诗会，并编成《金谷集》（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说“［苏］绍有诗在《金谷集》”），《序》中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则《金谷集》的编纂不仅有名传后世的动机，而且在曹丕《邺中集》的基础上创新了体例，同时也启迪了王羲之《兰亭集》的编纂。魏晋之际，还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总集，如傅玄《七林》、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它们属于史学家的“采擿孔翠”，不同于文学家的文雅创造。

　　魏晋时期的文学活动纷繁多样，呈现出魏晋文学的繁荣局面，而诗歌唱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不妨说魏晋诗歌唱和是文学自觉过程中最鲜明、最生动的体现。

　　（作者：徐昌盛，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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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其鸣兮 求其友声

——刘禹锡晚年的唱和诗

作者：赵乐

刘禹锡是中晚唐时代的重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和诗歌界的诗豪美名共同铸就了刘禹锡的雄直形象。研究者多关注他的咏史诗、现实诗、乐府诗等，而其唱和诗也是构成他文学图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宝历二年（826）到他去世的会昌二年（842），即55岁到71岁的晚年，他的诗歌创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诗。刘禹锡晚年以诗酬唱的朋友圈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窦常等文坛、政坛翘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与同龄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刘白唱和为线索来梳理。

　　宝历二年55岁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初次相见，在这之后唱和诗交流日渐频繁。虽然早在元和五年刘白已经开始唱和，但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组。宝历二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共鸣诞生了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黄钟大吕的豪迈使白居易三年后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并据此类作品总结出刘禹锡诗歌的风格：“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诗豪”一评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当白居易回顾与刘禹锡的唱和历程，“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确认了刘禹锡在创作和友情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刘白”并称。对此，正史和诗评家言之凿凿，早有定论：“（元稹）卒，（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五）；“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可见，唱和诗对于刘白这对诗友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从宝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长乐亭留别》）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寄刘苏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赠乐天》）“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醉答乐天》）“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刘禹锡《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梦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刘禹锡《酬乐天见寄》）“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刘禹锡《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甘露政变后，从开成元年（836）到会昌二年（842）去世，刘禹锡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频繁唱和，集中呈现了诗酒赏玩、叹老调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诗友们过着悠闲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诗酒宴集和酬和赏玩之作。比如开成元年刘禹锡一回洛阳，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们诗酒欢聚，正巧裴度的别业绿野堂刚建成，三人纵享会聚之乐。《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刘诗将裴度比作谢安，又盛赞他们的宴会比谢安的江左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白居易对“甲子等头”的老友归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终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对于刘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敌手莫相猜”即以诗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对方莫属。开成二年，刘、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滨，“群贤胜会稽”，赋诗游乐，“墨客竞分题”，盛况堪比兰亭。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

　　总之，刘禹锡晚年主要创作唱和诗，以叹老调笑、闲适游赏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不再如以往关注时政刻意讽刺。“诗豪”形象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时政大潮的客观裹挟，也是他出处思想的主观选择。而刘禹锡晚年从出处选择到精神思想、从诗歌形式到诗歌风格的选择和转变都与他最主要的诗友白居易有密切关系。正是与白居易的唱和诗，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刘禹锡人生心态和创作风格的改变，这个改变既属于刘禹锡个人，也预示了晚唐时代的到来。

　　（作者：赵乐，系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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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亭唱和

作者：陈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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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琵琶万古情。琵琶亭因《琵琶行》而建，诗歌乃因诗迹而传。亭难自胜，因诗而显；诗不自美，借亭而彰。建亭时间最迟在北宋——仁宗朝宰相夏竦《题江州琵琶亭》云：“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掩泪湿青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宋名贤小集》卷二十二）讪笑司马涕泣多情，以宦途羁束而欲借声色自快。承此基调而继和者，亦多讽乐天未能忘情仕宦，如梅挚、戴复古、岳珂、萧立之等。然也有对乐天报以同情之理解者，或超然物外而寄托今昔之慨者。随着题诗倍增，琵琶亭渐成人文胜景，以致有《琵琶亭诗》《浔阳琵琶亭纪咏》之辑，惜皆先后散佚，有目无书。琵琶亭诗今存者，据拙编《白居易资料新编》尚有600多首。

　　其中琵琶亭唱和之作，一类是后人与乐天遥和，如李兰《题琵琶亭即用香山原韵》、桑调元《琵琶亭叠白韵》、沈金鳌《续琵琶行仍迭香山韵》、秦万资《琵琶亭歌咏》（次白司马韵）等，另一类数量更加繁密，是后人彼此唱和，代表是九江关督唐英所倡琵琶亭雅集。其《春游琵琶新亭唱和序》云：“琵琶亭，唐白香山遗迹也。在九江榷署之左，相距不里许。历久倾圮，间有古今题咏碑碣，半沦没于寒烟蔓草中，孤亭攲仄，旦晚莫支。予司榷江州，数至其地，不忍古迹荒落，因捐俸，新其亭，更创小楼三楹以供登眺。以冬春雨雪，未遽竣工。癸亥二月九日，始得明霁，而楼宇适成，爰偕同事诸君子，泛舟一游，凭栏远瞩，兴会勃然，率成俚语二章，诸君属和。”（《陶人心语》卷三，见《唐英集》，辽沈书社1991年版）时在乾隆八年（1743），其诗第二章曰：“欲开尘眼每登楼，此日登临兴更幽。远水浮来舟似屐，孤亭闲立客如鸥。偶捐匕箸留风雅，喜附人文作胜游。却笑当年白太傅，琵琶声里泣深秋。”时当春月，自迥别于昔年江州秋枫之境界，情绪已超然于前代琵琶亭诗的悲欢，风格轻松明朗，与夏宰相异曲同调。

　　唐英（1682—1756），恰与乐天同寿，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素仰乐天，寓私淑于瓣香，称其“文章风雅即吾师”（《陶人心语续》卷九《琵琶亭乐天祠小跋》，见《唐英集》，辽沈书社1991年版），乾隆四年（1739）即有《和友人琵琶亭宴集诗》十首，中云“一曲琵琶引胜游”；后来不仅捐俸重葺琵琶亭，更创小楼三楹，以供登眺，而且撰有100多首琵琶亭诗，还在亭壁悬诗板以征题咏，始自乾隆八年（1743），迄于乾隆十六年（1751），八阅寒暑，后辑为《辑刻琵琶亭诗》，可谓风雅长留，其《辑刻琵琶亭诗小引》谓：“是役也，浓中淡，热中凉，风雅种子，于是乎在……后此佳篇，陆续附入，将见唱余和汝，扢雅扬风，诸君子驰骋于青衫司马之队……于以鼓吹休明，辉映今古，是诗与亭，且不胫而走天下。”登琵琶新亭者，徘徊眺望，见江山如画，闻枫荻水声，朝飞暮卷，景物如旧，乐天之名篇，唱和之新构，后先辉映，共垂不朽。风雅关督唐英，乐乐天之所乐，而无须忧乐天之所忧，由此亦以文采风流闻名于世。

　　《辑刻琵琶亭诗》所辑近300篇，其压卷之作是维扬方梦骐（1700—？）《游琵琶亭唱和》，诗云：“琵琶亭子夕阳边，红粉青衫已窅然。江上月明秋最好，于今司马正芳年。”（《辑刻琵琶亭诗》，清乾隆十一年古柏堂刊本）酬和者依次为陈钟、方怡、方根茂、汪纯、傅鸣玉、唐英、沙上鹤、方原博、汪文运、吴宗讷、施雨田、顾锡鬯、程林、唐毓蓟、钱纯、徐谦、刘正武、胡师涛等。以下则多为与唐英唱和者，诗体以五七言律绝为主，也有排律、七古等，还有词作。和韵形式既有常见的依韵、次韵、用韵和答之作，也有追和、再和、叠和等，如唐英《叠和重游琵琶亭四首原韵》《己巳立秋前三日琵琶亭望秋叠韵四首》，还有回纹体唱和，如唐英《中元燕集琵琶亭旧作二首近有友人以二韵合作回纹体互合者因更作此答之（回纹体）》。

　　唱和诗人中最年长者为萧震（？—1674），最年轻者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林煐，前后相差近百年，其余有蔡光斗、蔡存希、蔡继祖、曹元俊、陈奉兹、程世瑛、程德洋、冯秉仁、黄超然、高显宗、殷惟德、史肇鹏、邹绍朱、马梅卿、江邦鉴、江之璇、叶鹤生、吴绍英、吴一璸、李庄然、金秀文、余祖澜、宋学海、谢溶生、徐之礼、徐洪图、元克中、沈松伍、沈金鳌、张文斗、孙继美、秦义均、游方震、伊尔谨、易祖拭、汤广、骆标、蒋[~符号~]、唐钊、李笨、脱斋、钮镇、钮让、万璜、王杰、王臺、王寉、汪沂、汪图、汪夏、汪镇、张达、竹岩等。唐英次子唐寅保（1723—1772），亦在此列，其《次原韵》所次即乾隆八年（1743）唐英《春游琵琶新亭唱和》原韵，其二云：“琵琶亭畔起高楼，碧树红栏入望幽。冠盖漫言皆俗客，江湖难必尽闲鸥。随行胜日趋庭乐，归咏春风继点游。雪霁雨晴丰稔兆，伫看绿野麦将秋。”典雅流畅，丝毫不逊其父原唱。另《德化县志》收录寅保《琵琶亭》七律二首，写“踏青节访香山老”之所见，抒“尘海心忘半日机”之寓怀，韵脚全同，亦自唱自和也。今尚存其乾隆七年（1742）《楷书琵琶行》册（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可谓风雅关督之衣钵传人。

　　翰林编修蒋士铨（1725—1785）有《丁卯秋日过琵琶亭瞻香山先生遗像登忘机阁和唐使君原韵》：“停舟拾级豁双眸，身入云霄江上楼。柳老花残商妇照，天青月白乐天秋。琵琶音续鸣风籁，亭阁基新映水流。三径人来瞻大雅，吟今问古不知愁。”末句与唐使君《春游琵琶新亭唱和》的乐观情绪一脉相承。蒋士铨撰有《四弦秋》，一名《青衫泪》，写白居易与琵琶女同病相怜，天涯同慨，曲词凝练，清丽洒脱，较元代马致远《青衫泪》杂剧、明代顾大典《青衫记》传奇，可谓天渊之别，故一时洛阳纸贵，尤其是最后一折“送客”，是昆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保留曲目。其《唐蜗寄榷使招饮珠山官署出家伶演其自谱杂剧赋谢》八首其一云：“公是香山老居士，我原竹屋旧词人。怜才一见称知己，识面初来喜率真。别署合题书画舫，长吟何碍宰官身？性情诗可千回读，满饮深杯不厌巡。”（《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撰有《古柏堂传奇》的蜗寄老人唐英与忠雅堂主人之惺惺相惜。

　　缘事成诗，因诗有亭；琵琶一样听来惯，听到浔阳便有情。蔚为大观的琵琶亭唱和，概而言之，主要围绕着叙写故事与遗迹咏怀两大主题，却逗惹出不同身世境遇诗人的千姿百态的情感取向，成为琵琶亭主题诗歌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得《琵琶行》原作所抒发的天涯沦落之感，绽放出多种接受样态；而琵琶亭因为诗歌、故事、胜景等诸多元素的融入，也早已从诗歌胜迹衍为文学意象，并通过琵琶亭唱和文本的不断叠加，从物质空间（第一空间）和历史空间（第二空间），升格为真实与想象交织的“第三空间”，一个真正永垂不朽的空间。

　　（作者：陈才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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