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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过几百年的建设，明清北京城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城门城墙构成其严谨的城市布局。由紫禁城（宫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等四道城池组成。四道城池的正中线是从南到北，由一条近8公里的中轴线贯穿，这种“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凸”形城市格局，使整个建筑群及整座城市庄严凝重，层次鲜明，气势恢弘。 民国二年（1913）老北京总共有四道城墙，分为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每座城池都有城门。其中，宫城有4座、皇城有4座、内城有9座、外城有7座。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内九外七皇城四”，加之宫城（紫禁城）的4座门，共计有24座城门。分别是：宫城的午门、神武门、西华门、东华门；皇城的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内城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外城的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 据载，这些城门明代建时都装有用汉文题写的匾额。后来满清建都北京之后，将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全部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而到了民国初期，时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办的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再后来，随着城门的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也失落无存，如今好像只有正阳门箭楼的门洞上方仍嵌有一块，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 除了对城墙的拆改， 北京的城楼也遭到了拆除的命运， 德胜门的城楼因残破无力修缮于1921年被拆除， 宣武门、朝阳门的箭楼于1927年被拆除， 不过拆除城楼并没有引起拆除城墙那样的震动， 这也说明了城墙对于北京的特殊意义。从1913年内务部提出开辟和平门的设想， 到1927年城门正式开通， 期间经历了十四年的时间， 这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市政建设中是不多见的。 老北京内城与外城之间的交通因为内城城墙的阻隔显得十分不便， 内城南面城墙上本有正阳、宣武、崇文三座城门， 但仍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出行需求。尤其是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外城地区， 有厂甸琉璃厂旧书市、古玩集市， 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到此漫游， 而此处并没有直达内城的通道， 必须绕行宣武门或正阳门。另外， 市政公所自成立之后就计划在厂甸以南地区仿照国外现代都市规划建设一个新商业区， 以繁荣市面。为此， 市政公所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计划， “就是从琉璃厂中间， 开一条南北道路， 北从化石桥起， 拆一个城洞， 建一个铁桥， 跨过护城河， 由五城学堂后面濠沟边取道， 穿琉璃窑， 进沙土园， 穿玉皇庙， 再行查看地势， 设法直达骡马市大街”。这个计划有两个要点， 一是新建一条穿越内外城的大街， 后来命名为新华街， 二是在内城城墙上新建一座城门。 内务部很快批准了市政公所的计划， 并拟将开辟城墙门洞工程以四十万元的价格承包给德国公司。然而， 新门洞的开辟计划受到袁世凯称帝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暂时搁置， 而先行修筑街道。 1916年， 袁世凯政府倒台， 正阳门改造与环城铁路工程均已完成， 市政公所又极力推动开辟新城门。然而， 尽管在民国时代已失去了昔日的军事防御作用， 但仍由北洋政府的京师步军统领衙门负责管辖， 得不到步军统领衙门的准许， 市政公所亦无权在内城城墙上开辟门洞。但市政公所发展交通的要求极为迫切， 曾设想在化石桥城墙处仿照国外城市高架桥办法， 兴建一个“极大铁桥， 由城墙上飞越， 以达河沿南岸” ， 但终因耗费太大未能实行， 最终仍决定在城墙上开辟门洞。 1916年，开辟新门洞工程在市政公所的推动下开始动工， 但很快又停止， 原因是有某位政治人物向总统上书， 认为开辟城门有损国运， 关系重大， 极力反对。 这篇文章代表着当时反对拆城的普遍心理： 北京九门制度， 其象则本于河图洛书， 其数则本于阴阳奇偶。正阳在离， 崇文在巽， 宣武在坤， 一奇二偶， 扶阳之象也;朝阳在震， 东直在艮， 阜城在兑， 西直在乾， 一奇一偶， 抑阴之象也;德胜在壬， 安定在癸， 自为奇偶阴阳交媾之象也。九门之制至当， 不易长治久安， 实基于此。试以金之十三门， 元之十一门， 明清之九门， 一比例之， 其国祚之修短， 人事之得失， 稍读史者， 皆能言之， 无需赘论矣。自民国四年， 即阴历乙卯五月初四戊寅日丁已时， 正阳门经始拆改， 阅数月面帝制之事起， 阅二年而复辟之事又起， 各省既无宁日， 而京师又岌岌动摇。盖是门经拆改而后， 其象为孤立无援， 其数为四分五裂， 而人事即因而应之。今又闻欲拆化石桥城墙， 新开一门， 直达香厂。区区之见， 窃谓不可。夫门必有关阑， 其气始聚， 瓮城者， 城门之关阑也。门外无阑， 则气从八方而来， 复从八方而出， 此门既直达香厂， 南北马路必取直线， 如射肋之箭， 穿腮之鱼， 此其象之不吉者也。坤为釜为叶为柄为囊为阖户， 今门在未方， 未为坤之初， 爻动则变;坤为震， 自相克贼， 是破其釜， 散其众， 倒其柄， 解其囊， 自坏其门户， 此其数之不吉者也。当道者拟辟此门， 无非为振兴市面， 便利交通起见， 然振兴便利之事， 固有重且大于是者?且此门一辟， 则京城或蒙重大影响。是欲为市民开百年之利， 反令其不能得一日之安， 得失之数， 无烦再计。或谓象数之说， 本我国迷信之言， 西儒汤若望， 则数百年前以学说游于我国也， 其论北京建置， 尝谓阴宜收敛， 阳宜开广， 棋盘街房屋闭塞宜禁， 文德、武初两坊， 相配宜修， 足见天人合应之理， 中西学说， 并未殊途， 而且正阳楼门， 历年至今依然关闭， 虽曰沿习， 必有其故， 前门一改， 国家日以多事， 其事甚著， 其理甚微。固未改执途人而语之者， 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某研究象数三十余年， 管见所窥， 杞忧所抱， 以为化石桥一门， 万不可辟， 正阳一门， 亟宜修复， 用敢不避琐屑奉陈伏候鉴核。 北京城的规划， 尤其是城墙、城门的设计确实受到了《易经》的影响， 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精通《易经》， 明、清两代对北京城的扩建也基本继承了元大都的设计理念。民国初年对于城墙的保护多出于维护“风水”免遭破坏， 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 “风水”一词被归入迷信一类。然而， 这种“迷信”的传统风水观念在民国初年仍有较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对于统治者而言。 在争论中直到南北新华街都完工之后， 修建化石桥门洞工程也没有实质进展， 1924年， 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挥师北京讨伐张勋复辟， 代表了一种维新的力量， 当时即有市民希望冯玉祥能推动城门的开辟，冯玉祥批示由当时的市政公所督办鹿钟麟办理此事， 并调拨自己的军队执行拆墙任务。由于有军事力量的介入， 反对拆城的保守力量也就无能为力了。就这样， 内城城墙上被开辟一个豁口， 开辟化石桥门洞工程终于进入了实质修建阶段。 直到1926年2月， 市政公所才制定了新辟城门的设计方案， “城洞拟开东西两洞， 每洞宽二十七英尺， 护城河上建筑平桥， 以青石作基， 上架铁筋混凝土板桥”。工程的动工， 使市政公所多年的规划付诸实施， 将使“西城南城交通近捷， 新市繁昌， 庶足以慰市民之望， 而完成十年之悬案也”。不过， 由于当时时局不稳， 工程动工不久即遭停顿， 直到当年的8月重新开工， 年底全部完成 。 新落成的城门， 定名为“和平门”， 一般人皆以为南北新华街有似南北大局， 今开通， 则南北有和平统一希望， 定名为“和平门” 。和平门于1927年元旦正式开通， 市政公所为表重视， 还在城门开通当天举行了隆重的典礼。 和平门开通之后， 在内外城之间新增了一条通道， 将南北新华街打通连贯起来， 方便了内城去往厂甸、香厂等地的交通。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是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和平门的修建，使“前三门”变成了“前四门”，也使内城“九门”从此不复存在，且更进一步带动了北京更多城墙豁口的出现，最终带动了整个北京600余年城垣的坍塌。 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寇开始在北京西直门至广安门一线以西的北京西郊一带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新市街”区；在慈云寺至大郊亭一线以西的北京东郊一带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新市街”区，为沟通东西两新市街区与城内的交通，特在长安街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座新城门，东称“启明门”，西称“长安门”。这两座新城门，不仅与和平门一样没有门楼，连门扇和门洞也没有，仅是在城墙扒了一个缺口而已。这两座城门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依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号召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将“启明门”改为“建国门”。 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并加装了铁门。而建国门一直只是个缺口，从未建造过门洞。这时连同民国十五年（1926）建的和平门，京城内城的“九门”就变成了“十二门”。 从1952年开始， 大面积拆除城墙城门楼的行动全面展开。先是扒开了多处缺口， 既未建门洞， 也未命名， 只是根据附近地名， 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1957年， 外城正中永定门连同箭楼、瓮城被拆除。1958年， 同样是为改善交通， 和平门门洞也被拆除， 形成更为宽阔的城墙缺口。再至后来， 修马路， 修地铁， 修环路， 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之外， 城门、城墙均被拆除， 原来有城门和有豁口的地方， 大都兴建了立交桥， 并多以城门的名字命名， 如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阜成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立交桥等等。昔日的“十条豁口”也已变成了“东四十条桥”， “北小街豁口”变成了“小街桥”。其他的仅仅成为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而已。现今， 唯一东便门旁的一小段明城墙遗址给人留下了一份对城墙的念想， 也给人留下了一份对城墙难以逝去的伤感;而后来重建的永定门也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那难以找回的感觉，当年文人笔下古城那份“庄严、神秘和难以忘怀”的美好感觉却难以寻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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