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人走长安街

#石景山人走长安街#
城墙被扒开的口子—豁口

大明建北京，明城墙维持了九门走九车500年，到了清末终止了，又过了不到100年，城墙没有了。

那么，拆城墙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豁口，就是扒豁口开始的。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人，对于“豁口”一词应不陌生。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某某豁口”的地名曾有许多。豁口主要指区别于城门的城墙新辟缺口，规模一般不大，目的是便于交通。扒豁口从清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

最早扒的豁口在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城内划分了各国军队的辖区。英军占据内城西南角，若要进出城，十分不便。因此英军在内城西南角楼北侧开凿出了一个简易的小门，即所谓的“大英国门”。此处豁口存在的时间很短，却是数百年来北京城墙最早被打开的缺口之一。

同年10月，出于运输战备物资及兵员的需要，驻守在外城天坛一带的英军将永定门西侧的城墙拆出豁口，并在城外护城河上架设了简易的铁路桥。同年12月，为使芦汉铁路延伸至城内，联军将外城西侧广安门与外城西北角楼之间的城墙打出个豁口，使得铁轨直达正阳门瓮城以西。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便利东交民巷使馆区交通，英军又将天坛东南方向的外城南城墙打开豁口，使铁轨延伸至正阳门东，并将外城东北角楼以南的城墙也打开豁口，修建了正阳门东至通州的支线。修建正阳门东火车站，英国人对正阳门东水关加以改造，打出豁口，修成一道新的城门，就是水关门。
　　
进入民国，为便于居民通行往来，在皇城固有的四门基础上再打通几处关键出口，势在必行。1913年，市政当局决定在厂桥、翠花胡同西口、灰厂、北箭亭等处开辟豁口。同年，为筹备在中华门内举行的总统就任典礼，出于便利交通、避免车马人流拥堵的考虑，警察厅将中华门以北的东西两侧的皇城城墙，亦开辟出两个豁口，只不过因为行事仓促，两座新门开辟不久后便出现垮塌现象。
　　
1917年，在北平市长朱启钤的主持下，南北池子、南北长街被打通，进一步畅通了原皇城范围内的交通。其中南池子、南长街两处早在1912年至1913年间便已经开辟出豁口，因地处长安街，此次施工特意兴建起三孔券门，以壮观瞻。

1920年，北平市政公所又在火药局汉花园处开辟豁口，以沟通南锣鼓巷；在东安门以南正对大阮府胡同位置开辟豁口，以疏解王府井大街人流；在地安门内西夹道西压桥位置开辟豁口，以便利西城行人车马往来。

1923年后，北京城内陆续开通有轨电车线路，其中天安门前的多条线路均需穿越皇城城墙，因而相应地特别开设了专供电车行驶通过的豁口。同时，市政公所于1926年还特意在内城南垣开辟了新城门——和平门(亦曾短暂被称作兴华门)。
　　
在市政公所最初的设想中，交通问题可以通过多辟豁口予以解决，但在民国的第二个十年中，从取砖改造大明濠开始，仅用了数年时间，皇城城墙便拆除殆尽，这些开凿的城墙豁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除了和平门，现在贯穿了内城九门的北京地铁2号线上，还多了两座门：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两座门原是日寇侵占北京后，在内城东西城墙扒开的两处豁口。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日伪政府在城外规划建设“东郊工业区”和“西郊新市区”。而为了加强与旧城的联系，当局决定在城墙开辟新豁口，以使长安街道路向东西两方向延伸，形成横贯三个城区的交通主干道。
　　
首先开始动工的是位于内城西城墙卧佛寺街附近的豁口，时间是1939年10月初。10月底，东侧豁口的拆除工程也在东裱褙胡同东口附近开工。至11月底，两座豁口拆辟完成。随着两块新区尤其是“西郊新市区”建设的加快，西豁口的交通需求更大，因而于1941年为西豁口修造了城台、券门，并为两处豁口予以正式命名。初拟作东、西长安门，后确定为“启明门”“长安门”。而在此期间，为满足内城西南角太平湖一带日军仓库仓储运输需要，日军还在附近的南城墙上开凿了一处铁路豁口，并在西城墙内侧开挖了11个墙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市民们呼吁将这两座新城门更名。有市民建议以胜利东门、西门作为新名，后决定改为建国门与复兴门，寓意祖国建设、民族复兴。
　　
进入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的豁口被大规模开辟，共分6次开辟出27处。而今，当年豁口处多成为二环路上一些主要的路口或立交桥，而“豁口”“豁子”的地名，也与城墙一起，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成为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