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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之后，陈桐生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史记》研究专著：《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读了这本书，深感作者继续发挥了从大处立论的特长。作者认为，《史记》有 两大学术渊源：一是王官学六经，另一是诸子百家之学，此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作者著《史记与今古文经学》，也 就是系统探讨《史记》“厥协六经异传”问题。作者指出，《史记》所述经学并非不分轻重，按影响程度划分，那么应该首推《春秋》，《易》次之，《书》又次之 ，《诗》又次之，《礼》最后。按这个顺序，作者系统地清理了《史记》中的今古文经说，比较深入地发掘了《史记》“厥协六经异传”的内涵。 作者在这本新著中也继续发扬了他不依傍旧说，根据第一手材料立论的特点。 例如前人曾认为《史记》义则取公羊，事则取《左传》，作者在书中列举《史记》述《左传》义２６例，说明前人此说不可尽信。对于《史记》中的经说，作者也认 真加以辨析。例如《史记·留侯世家》有这样两句话：“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物谓精怪及药物也。”本书作者则指出，司马迁此语本于《易·系辞》：“精气为物，游魄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由此 而辨正了《史记索隐》的误注。像这样辨误探源，在书中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 。这表明作者在《史记》以及相关的古籍方面确实下过一番深入的功夫。 此外，作者跳出前人的经学派别门户之见，比较客观地清理《史记》中的今古 文经说。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又注意今古文经学与《史记》之间的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对一些比较冷僻的材料，作者也尽可能予以发掘，例如书中对《谷 梁传》以及《周礼》材料的辨析。这些都是该书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该书作为“《史记》与华夏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在篇幅上有一定的规定，很多问题仅仅点到，而论述未能展开 ，例如《史记》中的今古文《尚书》经说，该书的发掘就不够充分。作者在“后记 ”中说他愿意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期待着他在这一领域再出新成果。 （原载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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