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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6月18日《中华读书报》，原文标题为《博物与商务印书馆》）
博物学是一本古老的学科，从西方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博物志》开始，到近现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及现代威尔逊、古德尔等名家名著都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同样，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其博物学传统不可小觑，从《诗经》到《本草纲目》，以及历代各类植物图谱，都是国人对于博物的贡献。及至近代，西学东渐，博物学的内容在各类教材、报刊上层出不穷。因为，此时的博物，已经变成了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一种路径。到了现代，各个学科有了飞速地发展，博物学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了，因此分化成了生物、地质等学科，并渐渐退出了公众的事野。比如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的时候，一共有四个学部，分别是：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其中，生物地学合为一个学部，用现在我们的眼光看，可以知道这个学部的前身就所代表的就是博物学。 那么，博物学是否就此消失了呢？回观现代文明社会，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资源问题日益突出。这个时候，靠单一学科的发展已经无法解决上述困境，因而需要对问题进行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宏观的而非更深层次的阐述，从物种的联系和自然的秩序这个角度进行思维，进而考虑并处理问题。也因此，博物学重拾了其存在的意义，焕发了的新的生机。 随着博物热的兴起，有关的博物作品也渐渐增多，在当下，对中国近现代博物学的出版与传播进行梳理，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之引路人的商务印书馆与博物出版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为后续博物作品的出版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商务印书馆在1897年开创之初，就十分重视博物图书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博物类教材也有普及读物，不仅有专著也有辞书，此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博物学名著，可以说当时的出版，是一种成体系的、有系统的出版。 一、教科书 在就职于商务编译所的百科式学者杜亚泉的指导下，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了一系列中等学堂教科用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全都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的最新水平，对中国科教界来说，具有很新的创意，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的《动物学》（黄英译）、《植物学》（杜亚泉译）、《地质学》（包光镛等译）等便是当时最新、最好的博物教材译作。 
（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 除了引入博物教材外，杜亚泉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和学者杜就田一起编译了《博物学大意》一书。《博物学大意》从1906年的第1版到1916年的第14版，除了在各个省会城市发行外，还行销澳门、香港和新加坡。可见其受众之广。 
此后，还有王守成编译的《公民生物学》，胡先骕、邹秉文和钱崇澍编译的《高等植物学》，马君武编译的《植物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薛德焴编译的《近世动物学》，张资平编译的《地质矿物学》，张锡田编译的《矿物学讲义》等成规模、成体系的高等学校教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同样，这些编译者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是独树一帜的大家。其中胡先骕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而薛德焴则是我国近代动物学的奠基人。 相对教科书而言，教学指导思想是更为关键的，因此，到1925年时便有了引自日本的《博物学教授指南》，以及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家、鱼类学家陈兼善的《中学校之博物学教授法》等教学指导类图书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二、辞书 杜亚泉除了发力于教科书外，还于主持编纂出版了最早的现代专科词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动物学大辞典》与《植物学大辞典》，两者为中国科学界空前巨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植物学大辞典》自1907年开始编撰，1918年出版，历时12年。此书收载中国植物名称术语8980条，西文学名术语5880条，日本假名标音植物名称4170条，附植物图1002幅，全书1700多页，300余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说：“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时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 
（《动物学大辞典》） 1923年出版的《动物学大辞典》始编撰于1917年，历时6年。全书共250余万字，所收录的动物名称术语，每条均附注英、德、拉丁和日文，图文并茂，正编前有动物分布图、动物界之概略等，正编后附有西文索引、日本假名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 此后商务印书馆还有《地质矿物学大辞典》（1930）、《小学自然科辞书》（1936）和《昆虫类分科之检索》（1940）等博物相关的辞书出版，这些辞书的出版，都填补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类，特别是博物类辞书的空白。 三、普及读物与学术名著 早在190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普通博物问答》一书，这应该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博物普及入门读物。但是最有名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分订300册），丛书除了原创作品外，还部分收录了日本的博物学作品，如《化石人类学》《海洋》《植物群落学小引》等书。这些小丛书的出版，把科学普及特别是博物类的普及推向了一个高点。 
在博物类的学术读物上，商务印书馆虽着力不多，但都是名家名著，配合汉译学术名著的出版，因此每一本都是精品，比如：生物地层学的奠基人、法国博物学家屈费尔(居维叶，Cuvier)的《地球之表面》，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个创造狂犬病和炭疽的疫苗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士特（巴斯德，L.Pasteur）的《发酵的生理学》著，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英国天文学家赫瑞勒（赫歇耳，F. W. Herschel）的《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进化论的倡导者和先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的《动物的哲学》，因提出生物进化论而闻名于世的英国生物學家、博物学家达尔文（C. R. Darwin）的《人类原始及类择》，以及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论》。 四、图谱手册 图谱手册，是博物实践和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教科书上系统地展示物种图外，还有专门的图谱手册，可供读者作为查找索引用。这类图册的数量也很多，列举几本如下：胡先骕的《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卷（1927），周建人的《无脊椎动物图说》（1939），沐绍良《鸟类图》（1937）。 
当然，博物类的出版并不局限于上述四大部分，还有许多操作实践型的书籍如，讲动物园管理的《动物园》（沈祥瑞译，1937），指导标本制作和陈列的《动物标本采集保存法》（陈劳薪编译，1937），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博物馆学概论》（傅振伦著，1957），等等。 可以看出，当时商务印书馆博物类的出版，是相当系统和成熟的出版，从基础性的研究教材到各类普及读物以及辞书，都有相当规模的涉猎，也因此，各类系列丛书作品的推广，还会相互促进读者对商务印书馆博物品牌的认知。可惜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出版分工的问题，以及博物学的衰落，商务印书馆在博物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任何建树。因此，此次出版自然文库，是否为博物传统的延续，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