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北周壁画墓与艺术风格丨耿志强

Michael430 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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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耿志强

　　摘要:宁夏固原北周壁画墓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北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上的空白。出土的数十幅人物、阙楼、侍女等壁画，继承了汉魏时期的画风，体现了北周时期的绘画风格，对隋唐壁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固原原州;北周墓;壁画;绘画艺术与风格

　　作者简介:耿志强(1956—)，男，河南洛阳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

　北周李贤墓持刀武士图

　　北周李贤墓伎乐侍女图

　　隋代史射勿墓持刀武士图

　　唐代史索岩夫妇墓朱雀图

　　唐梁元珍墓牵马图

　　　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壁画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三座北周壁画墓的出土，填补了北周壁画研究的空白和一个时期的绘画艺术。三座墓的主人宇文猛、李贤、田弘过世的时间分别为公元565、569、575年，正值周武帝提倡儒学之时，周崇儒的思想理所当然地会在这三座墓的壁画内容上得到反映，特别在李贤墓的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以往发表的有关北朝绘画资料看，普遍存在着三种题材:一是佛教题材，乘龙的伎乐飞天，坐于覆瓣莲台的力士、莲花纹、忍冬纹等;二是四神图像，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三是儒家的帝王将相、孝子烈女等。在这三座墓的壁画中没有表现佛教意识，也没有表现道教的画迹，所有壁画全部用来表现墓主人的显赫地位，显然是受了儒学的影响。从李贤墓的墓道、天井、墓室建筑、阙楼的装饰以及侍女歌伎的安排彩绘俑队的排列等，都是为体现墓主人的地位及等级，阙楼重重、幽院深宫的气氛，通过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及雕塑艺术的有机结合来展示。同时，为探讨隋唐壁画墓的渊源提供了珍贵资料。

一、墓地概况

　　北周宇文猛墓[1]，地处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开城乡(原南郊乡)，距县城西南约5公里的王捞坝村北，属陇山(即六盘山)山脉北端东麓。墓地西约1.72公里处是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地[2]，墓地东约0.67公里处是北周柱国大将军雁门襄公田弘墓地[3]，墓地南临水靠山，东、西、北三面地势平坦开阔的群山半怀抱的地形，今俗称固原南塬，唐代名“百达原”[4]。这里除汉、唐墓葬外[5]，墓地南侧是固原著名的隋唐墓地[6]，西侧约4公里处有从西南向西北穿固原北而过的战国秦长城[7]、汉代古城址[8]及烽燧等，墓地东南九龙山还有丰富的新石器遗存[10]。

　　二、壁画的布局与内容

　　宇文猛墓发掘于1993年，墓葬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墓主人身份为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槃头郡开国襄公。在发掘清理时发现墓道、过洞、过洞上方、天井、甬道、墓室等各部位原来都绘制有壁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为农田灌溉区，据当地年龄较大的农民讲，这里有塌陷的水洞，农田灌溉时常有水进入墓内，所以使这座墓内各处的壁画因水的侵蚀遭到严重破坏，从残留痕迹只隐约可见零星线条和白、黑、红色块。所有的壁画经雨水的长期浸泡，使层层淤泥和壁画紧密粘接，壁画面目全非，无法揭取。只在第5天井东壁接近南过洞口处留下一幅站立的武士图。人物高90厘米，面向墓室(北侧)，头戴圆顶直脚幞头，两直角向左右平伸，身着红色高领长袍，内穿圆领褶服，袍袖宽大，下穿宽口裤，足部不清晰。面部表情严肃，圆脸，双唇紧闭，唇部涂红，下颌蓄稀少胡须。双手在胸前紧握一长刀，刀鞘涂黑色。壁画分布在墓道、过洞、过洞上方、天井(东西两侧面)、甬道上方有及甬道内两侧，甬道上方残留的红、白、黑壁画痕迹。墓室的四壁可见到壁画的残存痕迹。从残痕看，墓内至少应有40余幅左右，每一个天井过洞的上方有一幅，东西两墙壁各有一幅单体人物画，过洞门内两侧墙壁各画有站立的人物画，每个天井及过洞至少应有5幅单体人物画，墓室内的北壁正面和南壁(墓门西侧墙面上)，还能看出2幅群体人物图。壁画有单体人物和群体人物及个体建筑物图。壁画以写实的手法精心设计安排，反映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的生活情景。特别是墓室内四壁壁画分布最为密集，到处可见残存的壁画痕迹，主要有侍女、伎乐，北壁和南壁隐约看出侍从群像图，四壁均有红色宽边条带作边框，壁画间也用红色条带相隔，每幅独成一幅。因墓室顶部塌方，已看不到壁画的痕迹，但在清理墓室内的淤土时发现有零星的壁画残块，说明墓室顶部当时也绘有璧画。

　　田弘墓发掘于1996年，墓葬形制为长斜坡五天井多室土洞墓，墓主人身份为大周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雁门公。壁画发现于甬道东西壁、主室东西北壁，以及后室东西壁、东侧室南北壁，可辨认的均为人物形象与建筑物的梁柱。主室北壁后室入口两侧，对称绘有两个男性立像。四人皆为上身穿交领宽袖红袍，下着白色裤，侧身站立，面向安置着田弘棺木的后室的墓门，应当属于守护的门吏之类。东侧第一人的头部缺失，第二人头戴平巾帻。两人皆拱手而立，手中是否仗剑已不得而知。下身穿着袴褶，膝部上方似束以条带，足蹬黑履。西壁二人衣服、姿势与东壁类同，冠式不清(似无冠束发)，第一人双手仗剑。东壁侧室入口的北侧壁画下面，残存两人腿部，袴褶束条带，双脚并拢，足尖朝南，应是面南侧身的两个男性人物立像。西壁情况较复杂，北侧上部塌毁，下部至少可确认有5个面南侧身仗刀站立的武士。其中三个腿部、红袍下垂的广袖清晰可辨，衣服与绘于北壁者相同。西壁南侧墓壁崩塌，绘有人物头部的壁面滑落至墙角，两大碎块堆积在相当于人物腿部的高度。其中南侧碎块上残存4个人的头部，前排的两个头部下颌缺损，均为头戴平巾帻的男性。后排人物仅余下颌以及胸颈部，涂红唇。右侧者无胡须，似为女性，身穿白色衣衫。北侧碎块仅余绘有红色宽带，形成画面分界线。绘有红色衣袍的壁面堆积在头部碎块的上方，因碎裂严重，难以推测其全貌。田弘墓室内群像画面的出土，为北周墓室壁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李贤墓发掘于1983年，墓葬形制为长斜坡三天井单室土洞墓，墓主人身份为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泾、秦、河、渭、夏、陇、成、邠、灵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河西桓公。在这座墓的墓道、过洞上方、天井甬道、墓室等各部位都绘有壁画，而以墓道后端、过洞、天井两壁的壁画保存较好。墓道入口前端、甬道、墓室四壁壁画或因侵蚀或早年塌方受到严重破坏，这些部位的大多数画面残缺不全或只存点滴画迹。从残迹看，墓内至少原有壁画45幅以上，而现存较好的只剩23幅。壁画分为单体人物图或单个建筑物图。从总体构思安排上看，壁画都应是以写实的手法精心设计安排的，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的生活情景。从单体上，每幅壁画各居一处，彼此互补联系，或用红色宽边条带作栏幅边框，自成一体。壁画的内容可分四类，即门吏图、武士图、侍女伎乐女图、门楼图:

　　1.墓道壁画:在距墓道底1.8米处绘一与斜坡墓道底平行宽4厘米的红色宽条带作为壁画的上边框，下部与斜坡墓道底取齐。墓道前端因接近地表被地面水侵蚀只残留点滴红、黑两色画迹，图案内容已不能辨识。墓道北端距第一过洞口0.75米处的东西两壁，分别绘画手握仪刀的武士图各一幅，其位置左右对称，面面相对，人物形象、衣着服饰相似，头戴高冠，圆形脸，络腮胡须，大耳垂肩①，内穿袴褶服，外着交领宽袖风衣，风衣下摆捋起成圆弧状②，脚穿尖头屡③，双手拄环首仪刀④，两目炯炯注视站立，作守卫状，神态庄严肃穆，西1的身高1.65米，东1的身高1.70米。

　　2.过洞壁画武士图:三个过洞内共绘武士图6幅，每个过洞内东西两壁各一幅，位置左右对称，面面相对。所绘武士皆面部丰满，三绺胡须，大耳垂肩，头戴高冠，身着裲裆明光铠[15]，腰束带，内穿袴褶服，外披下摆宽大的风衣，足穿尖头履，手执仪刀站立。西壁武士右手执刀，刀鞘尖向上靠在右肩上。东壁武士左手执刀，刀鞘尖向上靠在左肩上，仪态肃穆。因过洞高度仅1.45—1.55米，过洞内武士也较矮，一般身高1.4米。

　　3.天井壁画武士图:在距底部1.8米高度处，绘一与斜坡墓道底平行宽4厘米的红色宽条带作为壁画的上边框，下部与底齐平。三个天井内原共绘画武士图12幅(现存10幅，第三天井东壁塌方毁坏2幅)，每个天井内4幅，分别绘画在天井东西两壁，武士体形高大，装束、手执物件与过洞内武士基本相似。

　　4.墓室壁画侍从伎乐图:墓室四壁原应有20幅壁画，北壁6幅，东、西两壁各5幅，南壁4幅(分别在墓门两侧的南壁)。墓室顶和大部分墙壁因塌方，画面多被毁坏，现存较完整的3幅，残缺不全的2幅，墓室壁画也是单个人物图像，每幅画面均用宽4厘米的红线条带边框分开，画面边框高1.75米，宽0.6—0.7米不等，从残存看，主要绘画伎乐、侍女图。

　　5.门楼图共4幅:分别绘在1、2、3号过洞口和甬道口上方，有双层门楼图和单层门楼图两种。双层门楼图2幅，分别绘画在第一过洞口和甬道口拱券上方，两幅门楼图基本样式相同，只是大小尺寸不同。

　三、壁画艺术风格

　　固原北周壁画墓的出土，是迄今西魏—北周发现的高级贵族壁画墓，宇文猛、田弘墓的壁画保存状况不理想，李贤墓的壁画保存数量较多也比较清楚，是北周壁画的重要代表作。北周墓葬的画迹，李贤墓资料发表以前未见这方面的材料，它第一次展现了北周墓葬的绘画风采，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上的一项空白。墓中残存20余幅形象生动、线条粗放流畅的壁画，都是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地描绘了墓主人生前作幕府将军时显赫的仪仗、庭院侍卫及殿堂侍从乐舞的富贵豪华的生活场面，这与汉魏时期的壁画墓的题材不同，与东魏、北齐的墓葬壁画所反映的题材亦不尽相同[10]。从北周墓葬壁画与石窟壁画的资料对比分析看，固原北周壁画墓的壁画全部以白色灰浆衬底，用黑色单线粗略地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再用红、棕黄色涂染绘成，色彩温和，笔法流畅，颇显粗犷。与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的“布局极为严谨，人像比例准确，服饰生动逼真……画面壮阔，线条豪放敷彩艳丽”[11]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与娄睿墓壁画所反映出的浓厚生活气息，从动静对比中表达画意，显示出凹凸明暗与远近景深的绘画手法，以及明暗的晕染法运用等特点相比，也有一定距离的[12]。这种作画方法与北齐高润墓的作画方法有相似之处[13]。反映了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共同特点。与敦煌西魏288窟供养人、北周299窟《乐舞》为温和的绿色调，配合白、淡黄、棕和深褐色。290窟《飞天》，有土红、青紫、淡褐、黑等色组成的成熟色调[14]，这些绘画艺术的风格在原州北周壁画墓中得到了相应的佐证，说明西魏—北周时期，原州与西域敦煌地区的画工们之间存在着绘画艺术方面的交流。

　　以李贤墓壁画为例，壁画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过洞武士图6幅，天井武士图12幅，墓室侍从伎乐女图20幅，门楼图4幅。过洞、天井内壁画的巧妙安排，似乎是当时兵符制度的一个缩影。史载:“西魏大统八年春三月，初置六军。”“六柱国各住一军，为六军(六柱国，分掌六军)此外六人，各督六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是为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15]此为天子六军之制也。李贤虽非天子，但其有特出身份，礼遇甚高，赐封甚厚。其李氏家族得任兼文武，声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国荣家，冠冕之盛，当时莫比焉。李贤墓道、过洞、天井壁画正是这种兵符制的缩影。“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佰，掌侍卫之禁，皆金甲，各执龙环首金饰长刀，行则夹路车左右。中侍掌御寝之禁，皆金甲，左执龙环，右执兽环长刀，十二人，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左右宗侍……十二人……自左右中侍以下……十二人……左右勋侍……十二人……诸侍官，大驾则俱侍，中驾及露寝半之，小驾三分之一。”[16]从李贤墓过洞、天井壁画武士的安排，似乎又像是宫廷警卫的一个缩影。壁画的仪卫队，结合墓葬形制，天井表示墓主人庭院，过洞表示门阙，墓道，过洞武士即是掌握外卫之禁令的左右武佰，天井内的武士即是出行的阵容。画匠们精心构思设计安排，简练的画笔描绘了代表各侍卫、仪仗武士的形态，通用服饰、执器等，将雄壮威严的场面浓缩在40余米长的墓道之内，其构思及表现手法精炼确实令人惊叹!墓室壁画中，靠近墓主人棺椁一侧的西壁是侍从女俾图，而对面的东壁及南壁东端是伎乐舞女图，这一构思安排应与实际生活中的情景一样，对隋唐墓室壁画的布局也有很大的影响[1]。西魏、北周之世，尚有赏赐伎乐杂役、奴婢之制⑥，并设有司隶专门掌管。墓室西壁壁画中手执拂尘、团扇的二位女子，身着长裙恭立一旁，与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东壁壁画中6个手执团扇、伞盖的供养女婢形象极为相似，应是北周典型的女婢形象。墓室东壁及南壁残存的3幅乐舞击鼓图，形象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乐舞场面的一些简况，中西乐舞文化交流在这里得到了佐证。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乐舞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把“制礼作乐”联在一起，并将其列为仪礼之首⑦。北魏、北周也毫不例外。李贤乃三朝元老，官府要员，又是镇守北周西部的军政总管，对来自西域的乐舞也是耳濡目染喜爱有加。据史籍所载，西凉乐器十九种，龟兹乐器十五种，疏勒乐器十种，安国乐器十种，康国乐器四种，天竺乐器九种[26]，只有龟兹乐、疏勒乐中腰鼓、羯鼓皆有，而西凉乐中有腰鼓无羯鼓;天竺乐中有羯鼓而无腰鼓;安国、康国之乐中腰鼓、羯鼓均无，李贤墓室壁画中所反映的应是龟兹或疏勒乐演奏的场面。李贤曾屯驻河西地区的洮州(河州)又分驻敦煌，除地域上接近龟兹、疏勒乐的发祥地有密切相关外，而且李贤还参与了周武帝“始纳元妃”，聘突厥女为皇后，“便当贺襚之礼”的事有影响[2]。在李贤墓室内壁画中还发现一幅舞乐图，乐女手中拿长柄乐器，应是鼙鼓，这是中国传统之古乐器，也同在一墓室中，反映了中西古乐汇聚一堂合奏的场面[19]。过洞口上方的门楼图壁画，是用朱红、浓黑墨两色绘画成双层楼阁式和单层屋殿式，形象地绘画了北朝木构基筑的基本形式，门楼是门庭、殿堂的主要建筑形式，高大重彩的门楼图像象征着墓主人生前豪华威严的住所。门楼形式在魏晋墓中亦可见，隋唐墓壁画中则更为形象细腻逼真[20]，从李贤墓门楼图所在的位置亦可证，过洞表示门庭的过道，天井表示庭院。李贤墓室壁画的形式虽然每幅都有栏线边框，各处独立，互相并不关联，但总体布局上把墓道与墓室连贯为一个整体，表现同一主题，既有前代的形似遗风，又影响了唐壁画的布局[21]。

　　在绘画风格上，李贤墓壁画、特别是人物画法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具有代表性的时代风格。笔法娴熟流畅简练，起笔轻、运笔匀、落笔收敛变化少而不拘泥。画法上，以黑色粗线条勾勒人物外形及主要衣纹服饰，再用淡红色逐层晕染填色，用色简单，表现人物形体和衣褶处的主要部分朱红晕染，色彩渐重颜，而面部鼻、嘴、眼、眉周围晕染着色浓淡适度，所以显得古朴而不呆板。武士神情严肃，双目与眼角处平视，身着铠甲，执仪刀站立，衣纹都向墓室飘拂，以静立中带动，给人以庄严肃穆，威风凛凛的立体动感。墓室侍从，勾勒人物线条较细匀，面部丰满。衣纹服饰简单，晕染填色清淡，淡妆素裹，神态安详自若，给人以宁静温顺之感。伎乐舞女服饰简单，天色晕染较重，浓妆艳丽，情似欢快。门楼壁画以红彩重色涂画斗拱、栏柱，黑色画屋脊瓦垄、鸱尾，且有安排在过洞上方较高的位置，显得高大巍峨庄重又富丽堂皇。总之壁画风格粗放而不粗俗，用色简单古朴而不呆板，衣纹服饰着色适合人物身份，表现了画工较高的绘画技艺，也可见中国传统技法与西域晕染融为一体，从壁画的绘法看，具有笔法粗犷、流畅、简练，人物形态生动、技法娴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形写神，也体现了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出的六法，表现了其独特的北方民族艺术，也体现了北周时期的绘画风格。

　　注释:

　　①隋书·礼仪志.弁之制，案徐爱宋志，谓笼冠是也。《礼图》曰“武士服之”。董巴《与服制》云:“诸常侍，内常侍，加黄金附蝉，毦尾，谓之惠文冠。”又云:“弁之制，案《五经通义》:‘高五寸，前后玉饰……。凡弁服，自天子以下，内外九品以上，弁皆以乌为质，并衣袴褶，五品以上紫，六品以下绛，宿卫及在仗内，加两档，腾蛇绛褙衣，连裳，典揭赞引，流外冗吏，通服之，以慢，后制鹿皮弁，以赐近臣。”

　　②袴褶之制.释名.“袴，跨也，两股各袴别也。”《急就篇》称.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者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人衽也。袴褶一名，虽然起自汉末，但作为这类服装的基本样式，却早已存在，其实就是战国时期赵灵王引进的胡服之一。经过长时期的改革和加工袴褶之制也不断完善。汉魏之际，主要在军旅中穿着。魏晋以后，广泛用于民间，作为普通的常服和便服，军将、武士也仍以此为戎装，它的基本样式，较之汉族服装紧而窄小，长与膝齐，袴管宽松，下长至足。

　　③隋书·礼仪志.舄，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屡。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屡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唯冕服具服着之，屡则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壁画中的尖头履亦即胡靴。即乌皮六和靴，西魏北周之世，文武官吏多着乌皮六和靴。

　　④环首仪刀.《释名·兵》云:“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其末曰锋，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环，形似环也，其室曰削。见杨泓先生著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裲裆明光铠.《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中一当胸，其中一当背心也。”《释名疏证补》:“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一般为前后两片，质以布帛。刘熙《释名》曰.……或谓之甲，似物有浮甲以自御也。《说文》曰:“甲也。”古曰甲，汉人曰铠，古汉人以铠释甲。

　　⑥周书.达奚武传[M].子震“从平邺，赐妾二人，女乐一部。周书.李贤传[M](卷二五)，“太祖赏奴婢布帛及杂畜等”，“大统四年，莫折后炽所在寇掠，贤讨之，乃率数百骑经后炽营，收其妻子童隶五百余人，师还，以功赏奴婢四十口，杂畜数百头”。

　　⑦周礼.春官大司乐[M].“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全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以六律，大同、五音、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祀”。

　　参考文献: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J].宁夏考古文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5(11).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书之十三.北周田弘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4]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5(11).

　　[5]固原南塬汉唐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6]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