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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Frank Martela, “Leo Tolstoy and the Silent Universe”, Philosophy Now, issue 139. https:///issues/139/Leo_Tolstoy_and_The_Silent_Universe。弗兰克·马特拉是芬兰研究者，专门研究关于生活中的意义的哲学和心理学，著有《美妙生活：关于发现有意义的存在的洞见》(Harper Collins, 2020)。在这篇文章中，他谈论了科学是怎样在摧毁生活的意义的同时，又帮助我们发现了生活中的意义。
如果你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可你的生活却缺乏意义，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值得过吗？对富有的俄国伯爵，写出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哪呀的经典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生死：“为什么我要活着？……我幻影般的、可被毁灭的生活还有什么真实的、不可毁灭的本质吗？”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他的自传，《我的自白》（即《忏悔录》）中，他写道，只要他还不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上吊自杀”。是什么，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此地有力，以至于不能对它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竟然会把人逼向自杀的边缘？在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第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晚才出现的。我们经常以为，它是一个自人类出现以来就被踢出的永恒的问题；但实际上，对“生命的意义”这个短语的最早的记录，是在一本晚至1834年才出版的英文书，托马斯·卡莱尔的影响力巨大的《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中：“我们的生活以必然性为中心；可生命的意义，却在于自由，在于意志之力”。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卡莱尔书中的主人翁经历了存在危机各个经典步骤。首先，失去了宗教信仰：“怀疑黑化为否信……阴影冷峻地笼罩我的灵魂……那么，神不存在吗？没有神，宇宙变得冰冷而沉默：‘对我来说，宇宙没了生命，没了目的，没了意志：它是一个巨大的、死的、广大无边的蒸汽机，它转啊转，如死亡般冷漠地，从我的肢体上碾过’”在一个没有任何超越价值的机器的宇宙中，看起来，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对托尔斯泰来说，陷入存在危机的标志是，他持续地受“为什么？”的问题折磨。他照料他的财产。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他的田地就会生产更多的庄稼。可他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呢？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成就了什么，迟早，一切都会被遗忘。迟早，他和他爱的每一个人都会死去，而留下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只有蛆虫与恶臭”。既然一切都会消失并彻底被遗忘，那么，斗争还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十九世纪有某种氛围，使意义问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了它自己的短语。看起来，最早做到这点的是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就使用了der Sinn des Lebens（生命的意义）这个短语。他们不止对卡莱尔，还对祁克果和叔本华——并通过叔本华，对尼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受他们影响的人，都在把这个深奥的表达变成今天家喻户晓的用来表达存在主义类型问题的短语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十九世纪见证了西方社会的诸多转变，从工业革命开始。但我想冒险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卡莱尔、托尔斯泰等人的存在危机背后的主要力量，是科学催生的那种新兴的，无神论的世界观。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卡莱尔本人称之为“一个无神的世纪”——卡莱尔失去了与他的父母享有的坚定的加尔文主义信仰的联系。他哀叹，如今，“科学的火炬”燃烧得如此炽烈，以至于“自然或艺术的甚至最小的裂缝和坑坑洼洼也被照得清清楚楚”(Sartor Resartus)。托尔斯泰也差不多，在一头扎入存在危机，在日记中写下“大地上的生活一点意义也没有”之前几个月，托尔斯泰在读关于物理学的书，思考重力、热量和气压的概念并非偶然。随着对自然的冰冷规律的理解的深入，他失去了对超越者的信仰。他指出他是如何“在所有科学中寻找”却“怎么找也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并开始相信，所有像我一样在知识中寻找生活的意义的人终究会一无所获。”在一个为机械的自然规律所统御的世界中，不再有目的的空间了。在卡莱尔和托尔斯泰去世一个多世纪后，无神论的世界观已经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渗透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对于他们如此绝望地探求答案的那个问题，即意义的问题，我们有答案了么？恐怕还是没有。事实上，研究表明，恰恰是我们这些富裕、发达国家的公民，在为寻找意义感而斗争。2013年，大石重熙和埃德·迪纳为《心理学》期刊写了一篇关于盖洛普的一次独一无二的，针对全世界一百三十二个国家的十四万两千名受访者展开的调查的研究。这次调查，是有史以来关于幸福与康乐的最广泛的调研。他们的第一个发现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平均而言，更富裕的国家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不过，在研究财富与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意义的关系的时候，大石和迪纳发现了相反的模型：更富裕的国家的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生活缺乏某种重要的目的或意义。的确，像法国、日本或英国那样的富裕国家，是说他们的生活有某种重要目的的人最少的国家，而像多哥、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那样的穷国，在意义感的列表上，却是最靠前的。在一些研究中心，缺乏意义感与自杀的念头的增加相关。大石和迪纳发现，缺乏宗教信仰（这将导致无法在生活在中感知到意义，即生活缺乏意义感）是富裕国家平均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这就使得回答这个问题更加迫切了：在一个世俗化了的社会中，我们该怎样寻找意义？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关于意义主题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发展迅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开始出现了。首先，我们必须分开两个问题：生活的意义，和生活中的意义。前者关乎普遍而言的生活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反映在像“为什么宇宙存在？”或“人有无目的？”这样的问题中。作为科学自然主义的结果，这种问题，失去了答案。在一个世俗的宇宙中，在一个为自然规律所统御的无神的宇宙中，不再有意义的空间了。不过，在我相反，提出关于生活中的意义的问题的时候，我问的是，什么使我的生活对我来说有意义。我在哪里发现了指导我的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与宇宙的价值无关，相反，它识别的是，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什么东西、什么目标有价值。换言之，是什么，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值得过？每个人都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回答。对一个人来说有意义的人或地方，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什么也不是。我小时候暑假常去的森林中的某个位置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但对其他人来说，那只是树、苔藓、石头而已。不过，在我们开始了解人的心理构成和人的动机要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两个一般主题，倾向于增加意义感——这几乎适用于每一个人。首先，在你能对某种大于你自己的东西做出贡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你的生命因此而不知对你自己来说有价值，更与某种更伟大的东西关联起来。想想曼德拉，马丁·路德·金，林肯或甘地。他们都为一个比他们的个人生活伟大得多的事业而奋斗。心理学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比如说，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会让人在两个条件下，玩一个简单的计算机游戏。一组人只玩游戏而已；另一组人则被告知，他们玩游戏能给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筹钱。不奇怪，后一组人认为游戏更有意义。研究表明，贡献也是解释什么使工作有意义的关键因素。在我们说“我享受我当前的工作，但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所以，在相当程度上，生活中的意义，关乎使你自己对其他人来说有意义。不过，意义不止在于贡献。在过去五十年来关于意义的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生命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 1970)中，理查德·泰勒谈论了一种与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因此而满足“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内在冲动”——相关的“奇怪的意义感”。想象一位心脏病专家，他每天做复杂的心脏手术，并相应地，拯救病人的生命。听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吧？别急着下几轮。心理学家威廉·达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遇到一位悲惨到早上都不愿意起床的心脏病专家。他觉得手术不是他想做的事情；他做手术只是为了取悦别人。他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而不是让他的病人开心的工作。要点在于，意义感不止关乎与他人建立联系，也同样关乎与自己建立联系。你必须感觉到自己能够按自己的价值观来做事，追求自己的利益，表达真实的自己。与服从外部的期望相反，有意义的生活要求你顺应自己的心灵。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点。比如说，瑞贝卡·施莱格尔和她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意义感的一大来源，是本真的自我表达。在研究者要求人们写关于他们的“真实的自我”的东西的时候，这些故事的长度（作为一个指标，它起到了表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到自己本真的自我的作用）预示了，那些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在人们被要求写关于他们的“寻常的自我”或他们在别人面前行为的东西的时候，情况则不一样。他们的社会的自我，和意义关联不强。所以，体验意义感的最可靠的方式，看起来是表达你自己，和对他人的康乐做出贡献。不要执着于成功，甚或是幸福。对成功或幸福的追求，往往会让你感到空虚。相反，想想在哪些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你才能做自己，然后，再想想这个自我表达的活动或角色，可以对别人做出什么贡献。这就是有意义的存在的药方。在找到你自己的独特的药方之后，你才会获得成功或幸福，后者是这种从存在的角度来看更加健康的追求带来的副产品。当然，怎样满足这两个要素，取决于个人的兴趣、价值观、技能和生活情景。你可以用自己的公共言说（自我表达）的才能来为一个自己心向往之的事业（贡献）而奋斗。也可以弹吉他（自我表达），在给听众带来欢乐（贡献）的同时，获得快乐。医院清洁工可以在保持对医院病人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贡献）的卫生水平的时候，享受他的劳动的具体的成果（自我表达）。而对许多人来说，育儿也是一个自我表达和贡献的渠道。许多爱好，特别志愿工作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表达自己、和做出最符合自己及其生活情景的贡献的方式。甚至列夫·托尔斯泰也不例外。在存在危机中，他感觉到，把他黏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两滴蜜”，是“我对家庭、和对我的写作的热爱”。换言之，贡献，和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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