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州塞与畿上塞围......   武州塞与畿上塞围 刘 志 尧
追溯左云历史，古称白羊地，继称武州塞。白羊地是始于春秋时的称呼，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武州塞之始称缘于战国时期，是有具体时间记录的。《山西历史地名录》载：“（左云）春秋时称白羊地，战国时武州塞地，西汉置武州县，属雁门郡。王莽改名桓州，东汉仍为武州县，后废。”（《山西历史地名录》晋刊017——1,134页）。就此而言，如果按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白羊地追溯，左云至少有2476年历史了；如果按赵武灵王置武州塞追溯也起码有2297年的历史了。大同地域的史后文明也应从白羊地文化和武州塞文化追溯起。 研究大同历史，一些史学家们往往会涉及到北魏时期的辉煌历史，还会涉及北魏时期修筑的畿上塞围。因而这就有了畿上塞围与武州塞的重合形态。追根溯源，这块地域为啥会出现武州塞与畿上塞围现象？本文就此作一些探索。 一 武州塞 武州塞又称武周塞，中国较早的边塞之一，是战国时期赵国西北边陲的重要防御地带，也是对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和西汉王朝御边有过突出贡献的边塞。从战国时期的“三边”到明代的“九边”，武州塞或武周塞范围名称时有不同，但其边塞性质始终如一。根据有关史料考辩，武州塞应分广义武州塞与狭义武州塞，或者说大武州塞和小武州塞。 （一）广义武州塞 武州塞，最早称谓源于《史记·匈奴列传》“马邑之谋”的记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娄烦、白羊河南王。……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及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2、《二十五史·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321页。这里所述“筑长城”就包括武州塞，这里所述阴山下就包括左云北部的阴山。 由上述可见，武州塞由赵武灵王所置。武，取赵武灵王的“武”字，塞是长城与地域的结合的称谓，州，《晋书·地理志》曰：“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在，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昔在帝尧叶和万邦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有十二师矣。则邑之称师，不自周始。特京师连称，始此。后遂以名天子居耳。”3、《二十五史·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1290页。由此推断，州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概念。《读史方舆纪要》载：崔浩曰：“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恐非‘汉之故城矣’。”4、《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四册2308页。 又据《辽史·地理志》载：武州塞“赵惠文王置”。5《二十五史·辽史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51页，总6837页。看起来所载似乎有疑义。其实，是赵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由主父赵武灵王所置。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传位于次子赵何，自己便专心于军事和边塞防御。 武州塞地域之范畴，《左云县志》旧志载：“战国，武州塞，……中倚洪涛山立武州塞（今大同、怀仁、左云、平鲁、偏关之地）。于沿山要口筑三塞城及南北二长城，设兵戍守，而以武州为总辖也。南塞城在洪涛山之西，首骆山之下（今偏关东北百余里）；中塞城在洪涛山中大峪山之西（今左云县西南六十里东古城）；北塞城在洪涛山之尾武州山中涧（今云冈堡）。三城相距皆不及二百里。”6《左云县志》（光绪本）431页。今考，武州塞东起大同御河西雷公山北，西经云冈、新高山，进入石墙框村。此段塞垣基本因河为塞，遇有大的隘口才用石砌筑，如石墙框就是用石砌筑的一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大水口，亦称关口，遂名石墙框。这段堑山湮谷，因河为塞长约30公里。武州塞过石墙框后，进入比较平阔的丘陵地带，因无山可依，遂改为土筑。左云长城岭村里的龙王庙就座落在武州塞长城上，从其台基仍可看到战国夯层。武州塞延伸到摩天岭宁鲁堡施家口，爬上黑龙王山过二十边进入右玉县境，这段土筑长城约20公里。武州塞经右玉老墙框、高墙框、铁山堡、云石堡与明长城重合，再经平鲁，直到偏关县黄河为止。从东到西，武州塞长度约200公里。以山考为据，武州塞东起今大同北10公里的武州塞山麓（今御河西雷公山），西南及偏关首骆山，即太罗城到贾家堡段。《偏关志》载：“在关东一百里界。……东接云、朔，为朔州、宁武咽喉。”7《偏关志》（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3年版 63页。：《绥远通志稿》载：“太罗城，亦曰太洛，在今清水河县境。水经注，太罗水源上承树颓河，南流西转，迳武州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太罗城，水亦藉称焉。”8、《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册125页。在这个大武州塞范围，中塞城因建筑在左云地界，成为武州塞的中心。因而，武州塞便成为左云历史的代名词。 由于历史不同时期的行政地理变革，武州塞的范畴也有所变化，这就有了广义与狭义的范畴概念。这可从《水经注》得出结论。《水经注·河水》载：“河水又南，太罗水注之，水源上承树颓河，南流西转，经武州县故城南。《十三州志》载：‘武州县在善无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谓之太罗城，水亦藉称焉。’”9《水经注·河水》，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48页。所谓善无，即右玉城，西南百五十里即是首骆山南塞城，亦称南武州城。太罗城即武州县故城，太罗水因太罗城得名。《绥远通志稿》载：“......太罗河，即今之偏关县之关河。”10、《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册379页。《山西水利》2014——3期载：“偏关河，古名太罗水、关河，以作官河、毁关河，黄河一级支流，源出平鲁区西南部下木角乡利民沟，源头称另山河，西南至偏关县关河口村西南入黄河。河长154公里，流域面积1919.1平方公里。”《偏关县志》载：“东汉建武七年（31）杜茂领兵出雁门败鲜卑，徙雁门郡置阴馆，领县十四，其中武州县置关河上游，今偏关县老营镇贾堡村”11、《偏关县志》中华书局2017年版，11页。这说明，武州塞西界在偏关。 《水经注·㶟水》载：“其水东经马邑县故城南。”12、《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264页。偏关武州县把南武州城作为驻地。那么当时左云作怎样的称呼呢？左云改称桓州。武州塞南界在左云城南百公里处的马邑城。《水经注》载：“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之为马邑……’”。13《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264页。《太平寰宇记》载：“武州塞，在雁门。汉武时，单于将十万骑入武州是也。”13、《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二册1028页。这说明，武州塞的南界在雁门关。《水经注》又载：“桑干水又东，左合武州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如浑水）右会羊水，（羊）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水出（武州）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北流经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东北，又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东北流，圣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入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州川，又东历故亭北，又合火山西溪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经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苑。’”14《水经注》，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268页。《水经注》是北魏以前最为详实可信的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后世不少地理著作均视《水经注》为圭臬。《水经注》用数百字的篇幅记叙了武州川水的发源地乃流经左云武州县故城（白羊城），流经旧高山故亭，合“火山西溪水”（今七磨河），流经焦山寺（石祇洹舍）云冈石窟（灵岩），流出武州塞口。由此可见，武州塞东界在大同云冈东。 所谓塞，是长城与地域的并称，也是长城与隘口的综合军事工程，塞的界线是以长城为标志的。武州塞北面沿阴山余脉修筑的长城毫无疑问，可在大同盆地南面沿恒山、洪涛山也修筑了长城，因而武州塞是用南北长城围起来的地域。武州塞南面的长城是利用了赵国前期的长城，即在前期长城的基础上又作了修筑。赵国前期长城是赵肃侯即位后所筑。赵肃侯修筑了南北两条长城。其所筑北长城，在飞狐口、雁门关一线。这条长城是大同地区见于史籍最早修筑的长城，其遗址在今之灵丘、广灵、浑源境内。亦如前《左云县志》所说：“战国，武州塞，赵武灵王......中倚洪涛山立武州塞（今大同、怀仁、左云、平鲁、偏关之地）。于沿山要口筑三塞城及南北二长城”15、《左云县志》（光绪本431页。以上可证实，武州塞是又南北两道长城合围起来的地域。 （二）狭义武州塞 史书记载，武州塞还有“武周塞”之称。一些史学家认为，“武州塞”与“武周塞”同称通用；然而，如果细作分析考辨，就可得出“武州塞”与“武周塞”广义与狭义概念的结论。广义与狭义区分之界，是从北魏开始的。 北魏时期，左云至云冈沿武州川水之通道称“武周塞”，这在《辞海》里可查到：武州塞“古要塞名。在今山西省左云至大同市西一带。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匈奴贪马邑财物，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从王恢设伏三十万马邑旁，未至而觉。乃引兵还。北魏时又称武周塞。著名云冈石窟即建在塞的东端。”1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缩印版718页。，因“武州塞”改称“武周塞”，相应的云冈北面之山称“武周山”，这在云冈石窟所立碑刻上就可看到；北魏在平城西所置县称武周县。《魏书·礼志》载：“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17、《二十五史·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4页。车轮山即今之焦山寺。历史词典解释：“武周县，北魏置，属代郡，治所即今左云县。孝昌中废”。18《简明历史词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地名词典》载：“武周山在山西省大同市西。因汉置武州县得名。《隋书·地理志》载：‘云内县有武周山’”。20、《中国地名词典》，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419页。隋袭用了北魏的称谓。 《资治通鉴》载：“唐武德七年（624年），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击破之”。19即此武周县故城。这说明，唐沿用了北魏武周塞的称谓。 查阅百度：左云“春秋时称白羊地，白羊王最初在此称王建都。战国时赵武灵王在此置武州塞，秦置武州县，西汉延之，属雁门郡（郡治今山西省右玉县右玉镇）。王莽改名桓州，东汉后县废属新兴郡。北魏平城时期为畿内之地，元魏时置武周县，故治在今山西左云县东五里古城”。 从上述史料可得出结论：武周塞地名包括武周山、武周县、武周城，均始于北魏。 《辞海》虽然是权威性较强的书，但在这里关于“武州塞”的注释是不全面的，它忽略了广义“武州塞”的概念。把塞的隘口与塞的地域范围混为一谈；好在明确提示“武州塞”与“武周塞”从北魏区别开来。由此可见，狭义武州塞，就是被称作“武周塞”解释的名词，即左云至云冈段，其所称是根据武州川水定性的，即把武州川水流经的地域称作“武周塞”。 沿武州川水从武州川水发源地至云冈武周塞口，如果从武州川水源头算起约60公里。 （三）置武州塞之原委 赵武灵王名雍，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中国最早的军事改革家。公元前386年，他迁都邯郸，疆域有今山西、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攻灭中山国，打败林胡、楼烦，建立云中、雁门、代郡，使赵国成为雄踞中原、疆域广阔、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强国，为“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置武州塞，应与他的“胡服骑射”有关。 胡服骑射起因于赵国与中山国（今河北平山）的宿怨。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派乐羊率领魏赵联军经过赵国地界攻灭中山并将其收入囊中。后来魏赵交恶，中山成了远离魏国的飞地，很难掌控。不到30年，中山就摆脱了魏国的控制，得以复国。中山楔赵国中央地带，全境只有东北角一小块与燕国接壤。中间有这么个楔子，绽得赵国首尾不能相顾，更为严重的是阻隔了赵国的代、邯郸、上党和晋阳（太原西南）四个重镇的交通。赵国是一个北为游牧、南为农耕二元国家，很难保证不被分裂，中山国横亘中央使偏居南端邯郸中央政府等于对北部草原失去控制。更糟心的是，邻近的齐国、燕国迫于赵国的威胁，且把中山国作为牵制赵国的一枚棋子，极力扶持中山。赵肃侯虽然一再击败齐、魏、燕等强国；但却没能翦除这个心腹大患。 赵武灵王即位后，秉承先君遗志，在肥义的协助下展开了对中山的进攻，可在鄗城一战大败而归。于是，赵武灵王决心实行胡服骑射，以雪耻辱。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革除传统习俗，要求将军、大夫、嫡子、代吏穿少数民族服装方便骑射，军力大增，即“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利用训练出来的有限的骑兵对阵中山屡屡得胜。赵武灵王二十年（306年），再次进攻中山，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一直攻到中山国都城灵寿（今河北平山）附近的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彻底控制了太行山的孔道井陉。先后又打败了林胡、楼烦等邻近几个部落。将白羊地（左云）纳入赵国。后来，赵武灵王趁秦国内乱，又攻取了秦国与林胡接壤的河套一带的榆中，对秦国形成严重压迫之势。 占有河套后的赵武灵王，未雨绸缪，加强战备，在原林胡、楼烦之地筑塞设郡。《史记·匈奴传》载：“变法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bang）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三郡。”21、《二十五史·史记》第一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318页。白羊地属雁门郡。 赵武灵王稳定江山筑起长堑后，就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自称主父，从此，便专心于军事。赵武灵王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吸收汉文化，促进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为操练军队，修建丛台，即用砖土夯实的墩台，亦称武灵丛台。一心想称霸天下。 占领榆中的赵武灵王，即刻把林胡、楼烦赶出河套，置高阙塞（今包头至呼和浩特至集宁）。可为何3年后又在雁门郡内多筑一道武州塞呢？这应缘于同楼烦王的一次交战。 赵惠文王二年（前297年），赵武灵王巡视刚刚夺取的代、云中、雁门三郡，在河西遇到楼烦王的部队。之前，楼烦王约林胡王想一同进攻赵国收复失地。但林胡王说赵军精锐难敌，不愿冒这个险。楼烦王的部下也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但楼烦王不听，强令部队随己击赵。两兵相接，楼烦王见赵军军容整肃，兵强马壮，且赵武灵王又亲自统帅，吓得个个胆战心惊，欲弃阵而逃。赵武灵王见楼烦王军士气低落，不敢接战，明白被自己的军威震慑而胆怯。于是，派遣使者请楼烦王过来讲话。楼烦王就硬着头皮走上前来，不曾想，赵武灵王很客气。赵武灵王知道楼烦王被赶到阴山以北后很落魄；不仅气候不好，水草也不及河套地区，生活很不如意。赵武灵王便明确通告楼烦王，允许他越过大青山，率部回归河套故地；但条件是楼烦王军队不得再侵犯赵地劫掠赵国的边民。楼烦王见赵武灵王这般通情达理，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感激不尽；可回到河套后，楼烦部众得悉赵国骑兵待遇优厚，有不少骑兵开小差投奔赵军。楼烦王甚觉不妙：虽然赵武灵王给了自己宽宏大量，可照此下去自己的军队迟早会垮掉的，看来严重威胁本部族命运的敌对力量仍然是赵国。因有这分担心，防范戒备心理难以消退。赵武灵王更心照不宣，不得不对酣睡在卧榻边的猛虎设防；再说驻军防守永远是国家之大计。于是，在雁门郡置武州塞，以备楼烦王的猛然进攻
畿上塞围是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焘修筑的长城。《魏书·帝纪》载：太武皇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又，太平真君九年（戊子，448年）“二月癸卯，（太武帝）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22、《二十五史·魏书》（世祖太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184页。又《资治通鉴·宋纪》载“丙戌，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纵千里”。23、《资治通鉴》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36页。之后稍晚的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修筑畿上塞围的记载，原文均基本保留了上述两处文献。 权威性的两部史书给了“畿上塞围”这样两条简短的信息资料。一些史学家们便根据这简短珍贵的史料作出了种种考辨分析。从诸多考辩分析的论文中，得出了几种结论： （一）从线性工程方位考辩，对畿上塞围有三种认知：1. 围绕平城成北环弧半包围状；2 .围绕平城成南环弧半包围状；3 .围绕平城北线与南线成闭合状。 （二）从工程面积规模考辨，对畿上塞围有两种认知：1 .东起上谷，即北京延庆西北山地之居庸关，西至偏关黄河；2 .东起上谷，即山西广灵地界，西至偏关黄河。 由诸多论述考辨综合分析，畿上塞围围绕平城（大同）应是环状闭合性的。东起上谷，即今北京延庆西北山地之居庸关，分南北两支向西延伸： 北线，由居庸关向西北经河北、山西北境进入内蒙兴和县，经丰镇、凉城、和林及清水河南境，到达偏关黄河。实则为明外长城的基线。由东向西延伸至黄河边上的内蒙古清水河与山西偏关交界处。 南线，由居庸关向西南行，跨越河北蔚县、涞源进入山西灵丘，向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诸关到达黄河。其走向基本与明内长城相一致，仍然属明长城之基线。 （三）考辨论证理由： 1 、“畿上塞围”概念含义：顾名思义，畿上塞围是把京畿围起来的长城。分别作解：畿，靠近国都的地方，北魏时皇都平城附近属于司州管理的地区；但这个畿地范围是明确的。《魏书·食货志》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24、《二十五史·魏书》（食货志），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86页。魏朝的京畿是在道武帝定都平城后的第二个月划定的。所谓代郡为河北蔚县、山西广灵东北；西及善无即今之右玉南古城村；南极阴馆即今之山阴西南、朔州东南夏关一带；北尽参合即今阳高东北。如果按现在行政区域，则包括了15个县区，基本是清代前期大同府与朔平府相合之地。乃“王畿千里”沿袭了上古“邦国畿服”的政治制度。 “上”，凡位置在高处的，君主或皇帝受尊席位均可称“上”，如“上天”“文王在上”“上皇”等。历史上凡说“上国”，就是指国都或京城。这里，把皇都平城畿田说成“上”，组成一个名词，无疑也是一种尊称。畿上就是京畿之上。 “塞”，即古代对长城的另一种称法。“塞”，《说文》“隔也”，《广韵》“边塞也”。从广义讲，战国以来进而大凡指长城。从狭义上讲，特别是古人的称谓习惯，“塞”又通常指“勾注塞”（雁门关外）。上古之世，有“天下九塞”之谓，“勾（句）注”“居庸”均属九塞范围。《吕氏春秋·有始览》曰：“何为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25、《中华名著宝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7巻15292页。《淮南子·地形训》“何谓九塞，曰太汾、澠厄、荆阮、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勾注、居庸。”26、《淮南子译注》（地形训），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80——181页。 “围”，环绕之意。“围”的作用是拦挡或遮挡。这里特指用长城把京畿之地合围拦挡起来。 2 、“两书”载述包含的意义。《魏书·帝纪》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又，元嘉二十五年‘二月，癸卯，（太武帝）行幸定州.......罢塞围作’”27、同22.《资治通鉴·宋纪》重复了《魏书》上面的载述，只是将“广袤”改为“广纵”。28、同23. “两书”载述里，透露出修筑时间、发动民夫、修筑范围这么三个方面的信息：①修筑时间，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到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二月，共20个月。②发动民伕，从司、幽、定、冀四州共征调十万民伕。司州，即平城京畿地区；幽州，沿东汉政区，治所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广安门附近，领燕郡（治所同幽州）、范阳郡（今涿州）、渔阳郡（今蓟县）；定州（今定州市），领中山郡（定州）、常山郡（今正定）、巨鹿郡（今河北平乡县）、博陵郡（今河北饶阳）；冀州（今河北冀县），领长乐郡（今安平）、渤海郡（今河北南皮）、武邑郡（今武邑县）、安德郡（今山东陵县）。③修筑范围，《魏书》使用了“广袤千里”字样，《资治通鉴》使用了“广纵千里”字样。广，指东西长度；袤与纵均指南北的长度。综合上述信息，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所谓畿上塞围，是南线与北线东起上谷、西及黄河两端交会后，成闭合状的长城。何以言之？我们可以算一笔工程账，如果动用十万民伕单修北线或单修南线，各1000多里的距离，将工程平均分配每位民伕，只5米的任务，而且用了20个月工期，显然在单位时间内，所动用的力量大于或超过了实际分配的工期计量单位；如果同时修筑南北线，平均分配每位民伕的工程任务为10多米，20个月完成大约100方土石，比较符合实际情形。另，所动用的幽州民夫靠近畿上塞围的东端，动用定州与冀州的民夫则靠近南线，就近布置操作也符合实际情形。如果再分析“两书”所使用的“广袤”“广纵”字词，均涵盖了东西南北的内容与意义，可见斟字酌句的科学谨慎。 3、建立塞围的动机 公元四世纪后期，鲜卑拓跋氏在匈奴故地河套崛起。但崛起后的拓跋氏仍面临一些个部族的挑战，尤其东部燕国的鲜卑慕容氏，威胁更大。同时，慕容氏也把拓跋氏看作是心腹之患。虽然他们之间世为姻亲，慕容垂还是拓跋珪的舅辈，但有征灭拓跋氏的企图。公元395年，敌对矛盾发展到尖锐，终于在山西阳高东部发生了参合陂大战，慕容氏彻底惨败。拓跋珪乘胜追击，直捣后燕老巢中山（河北定县），灭了后燕。遂398年拓跋珪由登国的都城盛乐迁都平城，从小盆地搬到一个大盆地，建立北魏王朝。可以说，参合陂之战是拓跋珪建立北魏的立国之战。接下来，拓跋氏开疆拓土，兼并草原各个部落，平定统治了中原北部疆域。 短时间内，北魏王朝虽然已很强势，但北部大漠崛起的柔然族和高车族，仍然是要认真对付的强敌劲旅，不得不居安思危。为此，北魏在泰常八年（423年）修筑了东起赤城，西及五原延袤二千余里的长城，以防柔然与高车的南下入侵。 到了拓跋珪的嫡孙辈拓跋焘，已近半个世纪，欲想继续开疆拓土扩大疆域仍然是一件艰难的事业，但也不排除有统治全中国的野心。 拓跋焘是一位能征善战很有抱负的皇帝，始光四年（427年）他车驾亲征攻破统万城，翦灭盘踞在黄河以西的宿敌铁弗匈奴赫连夏；延和元年（432年），又向辽东北燕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的冯氏政权发起进攻，虽然未能攻下，但掳得北燕民户三万家而还；太延五年（439年），他又率部西征灭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卢水匈奴沮渠北凉，可就在这次西征沮渠牧犍的七月，柔然乘虚而入，进逼平城，使得京师（平城）大骇。虽然在他出征时有这么一个插曲，但拓跋焘毕竟功高劳苦，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分裂，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但草原仍有蠢蠢欲动的契丹、库莫溪、乌洛侯、室韦、柔然以及突厥等部族，秃发保周率鲜卑族众占据张掖自立反叛北魏。太平真君年二年（441年）北魏灭西凉，守将西逃。三年（442年）拓跋焘派兵攻打西逃敦煌的北凉残余沮渠无韦。 北魏虽然统治半壁江山，但也不能低估南朝刘宋政权。南朝刘宋国力强盛，疆域广阔，且存在时间亦久。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南朝刘宋派出数路大军攻打仇池，在浊水战中仇池兵败，被南朝刘宋所灭，杨难当亡入平城，可见南朝刘宋实力是多么的强盛。仇池距北魏界近在咫尺，翻过秦岭就靠近黄河。南朝刘宋炫耀武力，不能说没有北征统一中国的企图。《魏书·帝纪》载：“太平真君七年六月甲申，（太武帝）发定、冀、相三州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29、《二十五史·魏书》（太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184页。说的就是这回事。 （四）建立塞围的目的 北魏筑畿上塞围，起名是严谨的，是很讲究科学的，如果单一个塞，称不上塞围，只有闭合的、有多个关塞隘口才可称得起塞围。修筑这么个保护京师畿田的长城，要把“居庸”“勾注”等诸多个，包括张家口、杀虎口多个关塞隘口合围起来，称“畿上塞围”最合适，最科学。 修筑畿上塞围，用长城把京师（平城）合围起来，确保京畿安全是主要目的；但也不外乎其它多重功能的想法：1.养民繁衍，保障经济，促进文化科技发展，防止人才人员外流。魏朝建都平城后，从全国各地往京畿迁徙人口150万之余。由于大量移民，京畿的民族构成日益复杂，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和其他游牧民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徙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农耕民族。魏朝政府将京畿的人民按照不同的行业分类作了不同的安顿，手工业者和商人主要居住在平城的廓城，农耕民在平城郊外按户计口授田，从事耕种；游牧民则被安排在京畿周围的山区谷地从事放牧，他们的部落组织被强行解散。尤其建国初处在襁褓中的魏朝，面临多种困难，但发展人口、保障供给是一项重大决策，当务之急还必须得繁衍增加京畿地区的人口数量。如432年，北魏征辽东掳得北燕民户三万家而还。如439年，太武帝攻克凉州（甘肃黄河以南地区），尽徙凉州百姓、僧侣、工匠三万余家于首都平城；该年统一北方后，为医治战争创伤，在北方实行均分亩田的安集策和户籍制。如446年，太武帝将长安城内的能工巧匠2000余家迁于平城；北魏高凉王拓跋那侵济南郡，大肆劫掠，将济南郡之东平陵（今章丘一带）百姓6000余家劫往黄河以北。如北魏一度时期，对百姓制定的政策苛刻，于是发生了北部民5000余落杀官北走的逃离现象，追回后，杀渠帅，余徙冀、相、定州为落户。正是有这样的教训，筑畿上塞围势在必行，以阻拦人员外逃流失。2.给牲畜兽禽繁衍栖息以安全环境并创造优良条件。因长期战争，北魏不仅掳回众多的人马，还围猎回许多的牲畜兽禽。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兽禽，有了畿上塞围，就有了安全优美的环境，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繁衍生息、繁衍栖息，尤其是动物禽鸟，等于有了一个大空间大园囿。有了野生动物的繁殖，也就有了皇家打猎练兵的场所。时在京畿之地建有鹿野苑、野马苑等供皇家狩猎所用。3.为金陵筑起了围墙。金陵是北魏皇家陵寝的称谓。金陵到底在何地？一些个史学家们一直在探究，到现在是一个谜。但经过一些史学家们的多年探索，现在初步将位置确定在左云畿上塞围的摩天岭一带，分布在阴山左云、右玉、内蒙凉城约1000平方公里的山岭上。经调查，发现较大的封土冢26座。在摩天岭南的武州川的高地上，有高大的封土冢40座。而这些封土冢，武州川大多被盗；摩天岭西马头山（右玉界）被盗挖一座；摩天岭北青石墩被盗挖一座；摩天岭东马头山被盗挖一座。三座封土冢的盗洞都很深，投石试探，发出浑厚沉闷的回声，说明里面空间很大。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择选陵寝，曾有“占山为陵”一说，北魏鲜卑拓跋氏亦曾有选择高地的葬俗，摩天岭包括武州川似乎就成了北魏平城王朝的一个陵园，很有必要筑一道保护陵园的围墙。于是，畿上塞围就配上了用场，起到了用于军事防守和金陵围墙的双重作用。 一直以来，有人曾把北魏皇陵说成是“云中金陵”“盛乐金陵”“金陵”，但翻开《魏书·礼志》曾这样载录：太宗永兴四年（412）“诏郡国于太祖（明元帝）巡幸行宫之所……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29、《二十五史·魏书》（礼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4页。按此文字，所谓云中、盛乐、金陵，是三处地名的概念，绝非北魏有三处金陵。 《礼记·祭法》载：“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祭之。”30、《礼记》（祭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253页。按照《礼记》包括《尚书》等历史典籍所述，中国封建王朝都要设庙按时祭天、祭地、祭山、祭祖。《魏书·礼志》载：“十一月已未，朔帝……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陵而还。”31、《二十五史·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2475页。上段文字所云，正是北魏皇家对云中（托克托）、盛乐（和林）、金陵（左云）三地祖宗祭祀之语。而且三地距离几乎相等。如果从平城出发，抵达金陵（摩天岭）约80公里，金陵距盛乐又80公里，从盛乐到云中为57公里。祭祀时，可一天赶往一地，从出发到返程，一周时间足够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右玉大南山发现了一处封土冢，称云中金陵，一残石有依稀可辨的“侍郎、内行长......伎十五人善......为孝文帝、文明后”等文字。但这绝不是祭祖所留下的碑刻，而是祭天或祭山所设祭庙祭坛留下的碑刻印记，标明北魏皇家专门在这里设置了祭天或祭山的太庙和祭坛，所谓那个封土冢就是人工筑起的祭坛，当孝文帝与冯太后幸这里祭祀天或祭祀山时，留下了碑刻。可见，畿上塞围另称“金陵围墙”也并非没有道理。 三 、“武州塞”与“畿上塞围”重合于大同盆地 经过对“武州塞”与“畿上塞围”的考辨，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畿上塞围与武州塞是重合的。重合在“大同湖”盆地。 大同湖的存在是史前地质文明的史实，后经地壳运动，沧海桑田，汪洋浩瀚的大同湖水退去，留下了大同湖盆地。大同湖盆地包括整个大同地区和朔州地区，向东延伸到河北的蔚县和阳原以致更远的京西走廊，向西几乎靠近黄河。 大同湖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其东部又形成三条谷地：一条溯浑河而上，直抵恒山的主峰脚下；一条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内；第三条展布于南洋河的上游，今阳高县、天镇县境内。在大同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既适合农耕，又益于放牧。盆地四周被崇山环绕，它的东北是熊耳山，北部和西北部为阴山余脉，西南部界于管涔山脉北段，南部和东南部有恒山山脉与太行山脉。崇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大同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因此，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和发展起来。这是这个地区能够形成辖境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域的重要原因。而畿上塞围与武州塞就重合在这个优势地域。 畿上塞围与武州塞的重合，是历史的机缘和选择；但这种重合，并非完全的重合，而是畿上塞围差不多1/2的面积与武州塞的重合。重合利用了大同盆地的优势与边缘的关塞隘口和天险，利用了盆地北面阴山之关塞隘口修筑再修筑重合的长城，利用了盆地西部的黄河天险，利用了盆地南部太行山、恒山、管涔山山脉的天险。这种重合，均占据了大同盆地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条件。 四 “武州塞”与“畿上塞围”的功能 既然赵武灵王在大同盆地置了武州塞，北魏王朝也在大同盆地畿田内修筑了畿上塞围，都有他们的动机和用意；但笼统讲，他们的动机与用意大多是相同的，这便彰显了武州塞与畿上塞围的相同的功能与作用。 （一）军事防御的功能。无论赵武灵王置武州塞，还是北魏王朝筑畿上塞围，乃至各个朝代所修筑的长城，除了与大同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外，还与当地特殊的气候有关。 大同盆地位于河套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的断层地带，地处北纬40度线，年降雨量为400毫升。这个降雨量获得了农耕文明的硬性条件，但属内蒙古高原过度黄土高原脆弱生态带，因而将草原游牧环境与中原农耕条件分别开来，成为分界线。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农耕民族则需要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往往因气候条件的变化、生活物品的短缺和称霸占地扩大势力范围的野心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何况大同盆地直接面对的是西面河套地区。河套地区因水草丰美不断培养起草原民族一支又一支拥有浩荡之气、旷野之力的骑兵力量，如果欲保住中原王朝，包括草原民族占据中原的统治地位，就得扼制草原民族的东进南下。因而，历史上在大同盆地，就会不断获得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信息，是军事情报最敏感的地带，也起着绝对锁钥的作用，随时会形成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两股强势力量的对峙碰撞。如果把长城以内的疆域比作一座城池的话，大同盆地所筑的武州塞与畿上塞围就是一座瓮城，对敌起着封闭、遏止和缓冲的作用。事实上，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这个盆地所发生的战争次数最多。因为战争，修筑军事防御工程势在必行，长城便应用而生。武州塞和畿上塞围也就成为军事防御的历史产物与见证。 （二）商贸流通的功能。赵武灵王置武州塞，北魏王朝筑畿上塞围，包括其它朝代修筑的长城，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划线，但并不是分割，而是为了维持一种秩序，或生活与生产的秩序。在这条线上，除了和平就是战争，反之亦然。但和平的时间远远长于战争时间。战争的目的是扩张掠夺，掠夺生产资源和生活必需品；轮到和平的日子便是交易了，但这种交易是必须的。因为草原民族几乎是单一的食肉民族，需要铁锅，更离不开盐和茶，还需要布帛和针头线脑等等，需要与游牧相关的生产物资。农耕民族则需要草原养殖的用于交通运输的马匹、农田使用的耕牛、御寒过冬的皮毛，以及草原拥有的其它稀缺资源。于是，便有了边贸马市交易，武州塞与畿上塞围便承载了这种交易的口岸与场所。据史学家高海泉先生考察研究：“......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不仅筑了武州塞，还在今左云赵火色村一带开设了与楼烦人交易马匹的合市口。现在村人仍称赵火色为赵合市。”29《左云长城史》。但这种边贸远不止长城一线的交易市场，还延伸到更远的俄罗斯与欧洲，形成了历史意义上的丝路茶道。通过边贸口岸与丝路茶道的种种交易，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互通有无、互补优势、取长补短，发展繁荣了各自的经济，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当长城交易传承到明代，更发展扩大到了繁荣极盛。 （三）文化交流的功能。武州塞与畿上塞围，地处草原与农耕分界线特殊地理位置，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区域，但这里对文化的交流或多元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媒介作用。其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因战争形成的文化交流。在这里，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往往表现的最活跃最突出，随时会出现草原与中原两股强势力量的对峙碰撞。为此，中原王朝也往往会调动内陆各地乃至大江南北的将领来这里守边，抵挡草原民族的入侵。于是，他们便在这里安家落户，定居下来，将中原各地乃至江浙一带的文化带到这里成为交流的事实。再如，北魏王朝南下侵占攻城略地，每攻下一地，先把一些美女和一些能工巧匠运回，形成一种南北文化交流的事实。如此等等。2.因经济往来形成的文化交流。无论草原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农耕民族，都要积极地学习掌握各地的生产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以使自己的民族得到进步变得强盛；还必须同各个民族或部落进行物资交流，以保障和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于是，所有这些交流都会在这里展开。3.因河流形成的文化交流。历史上，由于交通道路的不畅通和交通工具的不发达，河流往往是文化传输和交流的通道。武州塞或畿上塞围的桑干河与武州川水就起着一定的文化传输与交流的作用。左云北之阴山余脉，是海河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越过阴山便是黄河水系的马营河与苍头河，海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就是靠这四条河流传输交流的，这四条河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输与交流。另，由桑干河与武州川水形成的古道，越过阴山长城一直通向大漠，同样起着草原与中原文化传输交流的作用。这几条河流伟大之处，维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促进了多民族的团结与发展。4.因丝路茶道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时期，魏都平城（大同）就是丝路茶道的中心与起点，这种文化交流，南及江浙一带与福建，北达西域欧亚和俄罗斯等国家，交流几乎涉及地球一半的距离。5.因建筑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时期修建平城（大同）皇宫，开凿灵岩石窟（云冈石窟）所使用的工匠僧人与雕塑艺术人才，不仅来自东方，而且有来自西方的；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有来自西域和天竺国的，平城的寺庙、造佛和佛事活动直接受西域和天竺的影响；这种因建筑上的交流使东西方的优秀文化融为一体，变得博大精深，世所罕见。6.因民俗风情形成的文化交流。北魏时期，魏都平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文化的容器。在这个容器内，有来自草原的生活习俗，也有来自南方的生活习俗，这样种种习俗是大不相同的；但必须互相渗透吸纳改善，适应和服从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州塞或畿上塞围种种文化交流不胜枚举，再不赘述。 （四）民族融合的功能。考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长城史就是中国的半部历史。无论武州塞还是畿上塞围，都代表着中国的长城史。 长城，是世界巍峨历史军事工程，人类浩瀚沧桑文化生态，耀眼虹贯中华民族精神。长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它肩起两个文明，即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长城是世界上最长最宏伟壮观的线性工程。以长城为界的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亲。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并非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矛盾，而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之间所发生的争执打斗是兄弟阋墙的问题。历史上两族联盟联姻政策的实行，始终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家亲或大一统的密切关系。中国版图的扩大、巩固和发扬光大，草原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强盛昌明，人口不断增多强大，是草原民族逐渐汉化融入的结果。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缘于草原父文化与中原母文化的嫁接繁育的结果。长城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文化，又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和桥梁，是维持民族团结秩序的象征。在这个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过程中，大同——武州塞与畿上塞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平城都城是北魏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指挥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北魏历史的缩影。其宫城又是北魏的政治中枢。以平城为都，东克后燕，西灭赫连夏，北扫北燕，最终统一北方。 其实，从春秋起，大同就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杂交融合之地，游牧民族勇猛也感染着这里的汉人，形成了大同历史上尚武骁勇的风气。 春秋时期，这里有狄人建立狄国，一度攻克诸侯国卫国。东汉末年，三国战乱，匈奴、鲜卑，等大量游牧民族内迁。大同起着跳板的作用，使得匈奴、羯族等占据山西。北魏，平城成为了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与物化载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王朝，定鼎平城第一件大事便是“定都”“建都”凝聚了北魏时期的“国家主导文化”，其中包括民族融合文化。因而大同之都，堪称民族融合之都，武州塞与畿上塞围则是民族融合的播种地与试验田。只要草原民族在这块“田畴”里适应农耕方式方法了，就会由野蛮走向文明，源源不断融汇渗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大同——武州塞或畿上塞围，因特殊的缓冲地理环境还起着对草原民族牵制粘合的作用，承载了诸多文化精神现象；通过联盟联姻的方式，扩大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形成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在发展生产体系、繁荣经济，保障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景中，成为了团结协作、不可分割，谁也离不开谁的好兄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绝唱。 2020年3月31日     白羊文艺 左云人自己的文艺公众号 平台邮箱 1076428033@qq.com 商务合作 15235284582微信同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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