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击 “ 颍 州 文 学 ” 关 注 我 们 吧！父亲是在退休后的第十二个年头，2014年的正月十一走的。那个冬天很干冷。按说那时他是73岁的老人了，又病了12年，至今已经过世六年余，可为什么每当想起他，伤心还是像暮色里的雾霭一样升起，在心里，潮潮的，荡漾得漫无边际。父亲得了多发性脑梗塞，活动范围从小院周围一百米到院门前，再到里屋外屋，后来他在一把藤椅上一坐几年，或者穿着夏季的唐装，或者穿着极厚的大棉服，过着最后的无声岁月。他基本不说话了。那年春节过后的初七，晚上，电视里都在回放春节联欢晚会，母亲还在厨房，我问父亲：来一根油炸火腿肠好吗？他点点头。我很快就把火腿肠端过来，父亲大口咬下去，我刚转身，父亲就猛地咳嗽起来，我习惯了这咳嗽，转回身说：别那么大口，多嚼几下，细细地咽下去。边说，我边捶他几下后背。他生病后的这几年，吃饭时咳嗽太经常了，我说完就准备还去厨房，但我不知道，父亲这就是要撒手离开我们了。咳嗽在继续，父亲的嗓子仿佛被堵住了，哽住了气，他大张着嘴，头前倾着，眼睛瞪着前方，脸红起来，筋暴起来。我觉察到异常，但是这种情况见得太多，以为还是平常。哥哥也从外面迈进来，轻声怪他又忙哩忙慌咽东西，我们帮他捶背，以为呛住的食物一会下去，一切就还是老样子。可是，他的脸越发红涨，筋越发暴起，脸上额头渗出明晃晃的汗珠子，我心里疑惑起来，隐隐地不安，但是这种吃饭噎到瞪眼睛的样子，很多次了，这次，也一样吧？手继续捶，使劲捶，终于，他脸上的汗成片了，人终于能出的过气来。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我想，万幸，果然还是平常的情景。我摘了他天天戴着的皮棉帽子，一摸，汗透了。我不由得懊恼：怎么说都不听，非得大口吃，嚼不碎就咽！母亲也早赶过来，看他透过气了，母亲不由得恼怒起来：你呀！你到底想咋样！我真受不了你这样了！母亲恼得快哭了。父亲仍然张着嘴，瞪着眼，好像魂魄刚刚都游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母亲照顾他，整天如履薄冰，心揪成一团，真是煎熬，这病又总见坏下去，不过母亲会自我安慰，常常描述他哪怕是丝毫好的变化，欣喜地认为她的照顾和药物起了作用。我很无奈，我没有神力，甚至不认识了不起的医生来缓解他的病情。就这样，他在生病的十二年里，一天天，一天天……终于要在这个冬天里，去了。半夜里，电话响。母亲说快来，你爸不对劲。我和爱人去了，我哥去了，匆忙地准备送他去医院，母亲在这功夫告诉我们，他心口很疼，起烧了。在急诊室，医生听诊，说肺部有炎症，打了一针，让回家。我从医生惯常的语气，误判了他的情况，我对医学就这样的无知，就因为医生那惯常的语气。第二日中午，父亲，再次进了急诊室，挂着吊瓶，谁进来，他只梗着头，微微斜一下眼睛看看是谁。他脸色黄白，软塌塌的，厚厚大大的棉衣也没把他撑起来，他想小便的时候，两个人架着他挪起身，但已经全是别人用力了，他又瞪着眼睛，连伸下头都没有。他没一点力气了。吊水效果不大，家里按医生嘱咐将他送到呼吸科重症监护室，说那里条件好，观察精细。一切办妥，我们各自回家休息，留我姐姐先在那照看。我嫌累了，睡了一觉，爱人问我去不去医院，我说等一等。这时，姐姐电话来了，说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甚至怀疑医生太随意太任性。父亲躺着，很清醒，手抓在病床边的栏杆上，还是那样张着嘴，眼睛灵活一些了，有人进来，他就立刻审慎地看着，看你，看我，来回地看，从他眼神里，我感觉到了什么？像是焦急，像是渴望，像是怀疑，像是求生的迫切，我说不好，一股凝重沉沉地压上了我的心头。姐姐的话，解释了那些眼神。姐姐的话，重演了刚刚父亲窒息时惊恐而痛苦的双眼，重现了他的指甲绝望地划过病床栏杆的尖利的声音。我的内心吓呆了。我好像也要无法呼吸了。天色已经暗了，病房里一干病人和家属，各自做各自的事，吃饭，洗碗，喊护士，谈论药物。我却觉得这人间烟火的气息正在抛弃父亲。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紧张的感受。外面，医生们激烈地争执起来，主治医师要求给父亲上呼吸机，负责上呼吸机的医生强烈反对，声明自己绝对下不了手，因为父亲太清醒了。我在他们的争执中毛骨悚然，我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很快，我们兄弟姐妹三人达成共识：去市里，找专家。我立刻想到我的同学，市三院的医生，他负责帮忙联系市传染病医院的高手，我们马上装满一后备箱礼物，开车出发。临行前，我怕父亲生疑，轻松地笑着叮嘱他：“爸，你下午情况是很重，这会好了，过来了，别担心。医生说好好用药就没事。你休息休息，我们下楼吃点饭，就回来。”父亲信任地用眼睛示意“去吧”，他的样子真听话。一路上，希望像发了芽，长的满脑子都是———请专家来县医院，或者明天送父亲去市里医院，或者打听省里的专家。长满希望的路程，很快到了。喉咙里进个毛毛都受刺激，那么粗的管子，还要切开气管，病人怎么承受得了！父亲要窒息时惊恐而痛苦的双眼，指甲绝望地划过栏杆的刺耳响声，浮现在脑海里，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说出了我的看法：搏一搏，上呼吸机。没人回应。再回医院前，家人开会，母亲不同意上呼吸机，她的老熟人，就是挨了一刀，反而走的更快。对医学的无知，让我茫然。对生命的无知，更让我一会亢奋，一会茫然。我们回了医院，遵着“抗过今夜”的“圣旨”，决定守护他一夜。四十年，我都没这么坚持过，不睡，不睏。姐姐睏了在打盹儿，哥哥在一边靠着，我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看着他的脸，看着监护仪。氧气面罩盖着他大半个脸。灯光下的脸白净平和，老天保佑，他没医生说的那么厉害。夜这么安静，大家都睡了。我说“你睡吧”，我认为坚守一夜会破解医生草率的结论，唉，医术也有疏忽的时候。父亲不再审慎地看人，他信任地眨了下眼，睡了。十一点，可能是氧气面罩不舒服，父亲扭着脸，想用手推掉，却推不掉，我给他调整，调整，他就摆头，扭身子，渐渐地身体半横在床上，我捧着他悬空在床边的头，哥哥过来垫着他悬空在另一边的脚，他安静下来，合上眼。监护仪上血氧80。快一点了，我们把他放正，看姿势他睡得很熟很香。血氧饱和度90。哥哥自信地抬起下巴，“看看，还不错吧，今夜过去，就没事了。”我说：“以后再也不敢让他吃固体食物了，等好了，给他买米粉。”哥哥去另一条椅子上睡觉，我却很清醒，一点点都不困。好像那个监护仪很好看，上面数字变化很有趣似的。85、90、95、93……凌晨四点，突然40多！怎么回事？他睡着呢！面色白净，嘴一呼一吸。监护仪掉了？我掀起被子，把监护仪连线的插头换来换去。好了，50，60。我放下心来，忽然发觉父亲手上的汗，水淌，那汗冰冰凉凉的。胳膊上也是。前胸也是。我想是出汗太多身体降温过度，就把被子给他捂严实。他还在睡，怕是太虚弱。快六点了，我等来与每日既相同又截然不同的黎明。护士们开始一天的工作，来到父亲床前，核对一下名字，便扎针抽血以备化验用。而我，竟然警觉起来，针下去，血出来，父亲怎么还是睡着？他不疼吗？他没感觉吗？睡了一夜，还不可以醒吗？我腾地站起来，俯身看他：眯着眼，张着嘴，一呼一吸。随着呼吸，一点白沫出现在舌边。我跳到哥哥身边晃醒他，我们一起看，一种不祥突然炸开，我们飞速去请医生。医生两个手指拨开父亲的眼睛，吐出一句话“人不行了”，我的魂惊飞，又被我拽回来，“医生，他还在呼吸呢，请一定……抢救……他！”“没啥用啊。”说是这么说，医生还是双手按胸，按压起来，就像是完成一道最后的程序似的。我盯着父亲的脸，他不是熟睡，而是完全昏迷了，突然他喉咙里呼噜一声，我正要起身说什么，他弓起的右腿在我手下缓缓的伸开，呼吸停止了。医生把被子盖过父亲头顶，我拉开了；医生又盖上，我又拉开。他分明好好的嘛！干嘛嘛！干嘛要盖他的脸！我哭起来，哥哥也哭了，我一夜坚守，他哪里抗过去啦！我们喊了人给父亲换了新衣服新被子，从医院西门回家去，我心里好像还在跟父亲商量着怎么走似的，觉得他还在那里，我们一起商量着怎么办他的事。我彻底恍惚了。父亲就这样在那个干冷干冷的冬天走了，回老家安葬的，葬在村子脸面前那块地。那天，太阳白白的，麦田青青的，延展到南边的一道小溪旁，稀疏的小树散落其间，这是我们的老家，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村里的人都在，站在地头，看着家族和村里的男子们把棺材放进去，心一下子轻松下来，很踏实，很踏实。可是，一转眼看到快80岁的大伯拿着铁掀，一掀一掀，去填补不完美的坟头，眼泪就再次哗哗地冲泻而下，坟里躺的是他唯一的弟弟。棺木是奶奶年轻时种下的昂贵的梓树，长了六七十年，竟然给她小儿子用了。我最不愿意回忆这些，我宁愿回忆，父亲大学毕业英气逼人的样子，回忆他聪明过人的童年，回忆他教我吃饭穿衣的情景，回忆他牵着我去上班，回忆他手把手教我毛笔字，回忆他给我削一大把铅笔，回忆他给我冷好了饭放在灶头，回忆被罚写字到深夜，他还在黑暗里抽烟陪着我，回忆他看我挨母亲骂，气愤地把老母鸡摔折了腿，回忆他每到春节挥笔泼墨的样子，回忆他接送我女儿放学上学，为了偶尔被人夺权而生气…很庆幸，我能始终陪在父亲最后的时刻，送他最后一程。但如果，我们陪的更多，让他少一点老年的狼狈，多一点满足的记忆，是不是我们的心情就少了潮湿，多了释怀呢？就像他，走了，走的那样安然。 作者简介：李蓓，临泉人。资深中学语文老师。爱好文学，常动笔写写生活随笔，但不曾发表。因为写作只为心声，不为图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