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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是我国南方古老的族系之一。最早记载的史书是《竹书纪年》和《大戴礼》。《大戴礼．帝系篇》说：“黄帝……娶于西陵氏之,有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低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昌濮氏，产颛顼。”“殷商和西周时期，基本地区或中心一带，应在长江以南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边可能到达长沙或长沙以南地区。西南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领域不断被楚所蚕食，活动范围也逐渐缩小。在楚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其中心已萎缩到五溪一带。”江应梁先生指出：“古代的濮和越、百濮和百越是一个民族，在一些文献中所记载析濮和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楚国诸书记载对濮越不加区别，前后混称或言及江南、、江汉之地称濮而不称越，言越而不再言濮等情况看，在楚国的南方，只有一个人数众多、部落分散的大族群，对他们有时称濮或百濮，有时又称越或百越。”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杨权喜先生认为：“鄂东南地区出土较多的印纹硬陶、拍印的间断形纹陶、带泥的陶器、铜鼓、大铜斧等具有越文化因素的遗物，这带应为越族活动的区域，濮即越。”在楚的军事压力下，濮大规模移居西南，与当地的越人混居，以致汉晋时期的文献把西南地区半侗语诸民族先民均称为濮。壮放自称布僮、布依、布雅依和布依族自称布依的布，都是古代濮族名称的遗留。 西南地区之濮人，有记载始于左思《蜀都赋》载：“东有巴，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苴、共、奴、夷之蛮。”川南亦有濮人。《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会无县，西汉时置，东汉、蜀因袭。治在今四川会理，辖今会理县北部及会东、宁南、米易等地。
黔西、滇东南有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杀郎竹王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同书又载：“兴古郡……多鸠僚、濮。”“谈槁县，有濮、僚。”谈槁故治在今云南富源县城附近，北抵盘江，西至南北盘江源头一带，东接贵州盘县。滇黔桂交界之句町亦称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此外，云南之富宁，广西之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属其辖境。
滇池区域亦有濮人活动。《华阳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崔唐候王国以什数。”这里的“夷”是氐羌系，属藏缅语族。“越”即百越系，包括濮和僚。
滇东的曲靖地区有濮人。杜预《春秋释例》云：“建宁郡南有濮夷，濮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张增祺先生认为：“建宁群为蜀汉置，郡治云南曲靖，非湖北石首之古建宁县。建宁县置于刘宋，杜预是晋代人，自然说的是云南的建宁郡。”《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章武初……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说：“云南郡在建宁南四十五里，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千五百人。”蜀汉的云南郡属县七，其管辖范围相当于今祥云、弥渡、大理、洱源、下关、漾濞、宁蒗、姚安、大姚等县地。蜀汉的建宁郡，治味县（今曲靖市），属县十七，其辖区当括今曲靖地区大部、昆明市、玉溪地区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滇西南的濮人主要分布在永昌郡境内。《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僚、越、裸濮、身毒之民。”永昌郡之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括今云南省德宏州、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和思茅地区在内。
这是春秋时期历史地图，请大家认真看，当时百濮是何其强大的势力：
再往下看，下面是南北朝历史地图。到了这个时候，百濮已变得这么小了：
再往下看，以下是隋朝历史地图。百濮又有所放大：
再看，这是唐朝历史地图，百濮更小了：
再往下看，这是五代十国历史地图。百濮没有了，还是改了名字？
再看，下面是北宋历史地图，百濮何在？
再看以下地图，不敢标注名字？这是没有历史勇气。但请认真看没有标注的区域......
[翼火云蛇]百濮、孟高棉族系
由于文献资料太少，曾经活跃在在中国的百濮族系和现代广布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族系的有关早期身份和历史，始终是历史学界迷雾重重的一个疑团。关于他们的身份和关系，至今莫衷一是、百家争鸣。这里我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史料、现代考古发现、分子人类学遗传基因研究成果，对此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与网友共同商榷。
我认为百濮与孟高棉两大族系具有文化上异源同质的特点，孟高棉语族的主体民族应该起源于印度，而百濮人显然祖先生活在中国。两者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融合，还同时受到氐羌、百越族群的影响，经过长期复杂的演化，形成了文化上存在很多一致性的特点，并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并以这些民族为名号活跃在日后的东南亚历史舞台上。
一、濮与越的关系
从地域分布上看濮人生活在内陆，越人主要分布在沿海，但二者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了融合。
战国时期，濮人在今四川南部、贵州、云南都有分布，其中贵州濮人的数量尤多，因而在贵州形成了多个濮人和越人错居杂处的局面。战国至秦汉之际贵州以濮人为主的夜郎王国，内部就有越人部落。至于断定夜郎的核心属于濮人集团的原因在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这反映出南越和夜郎虽然关系紧密，但政治上各自独立，经济、文化上应该也存在相应的区别。再有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群舸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可见夜郎侯以竹为姓，又被称为竹王，而越人早年的习惯是有名无姓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前25年)，夜郎王国由于内讧和与汉朝关系紧张，夜郎王被汉朝官员诛杀，国家宣布灭亡。部分不愿顺服接受汉人统治的夜郎濮人群体大量向南方流徙迁移。
到魏晋时期西南夷社会已不同以往，汉人大量进入云贵高原，同时原先活动在四川南部和云南西部的羌氐夷人(包括昆明、叟)开始加强往东迁徙。在这些民族的挤压和打击下，云贵高原上的越人和濮人的融合速度加快。魏晋时期，汉族史书将百越系统的民族称为“了僚”。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三国志·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说：“平南事讫，胖舸、兴古僚种复反”，张华(232—300)所撰的《博物志·异俗篇》则记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日僚子……”，据研究，僚是百越自称“我们、人们”的译写。这很有可能是汉人将其人称代词作为族称来称呼当地的越人，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上，濮与僚是共存的。例如“谈稾县，有濮、僚”；“伶丘县，主僚”；“兴古郡，……多鸠僚、濮。正因为魏晋时濮、僚共存，文化接近，并且濮人人数占优势，因此，《华阳国志》在追溯夜郎的历史时称其为“夷濮”。南北朝以后，濮、僚融合了，多自称为“僚”，因而在汉族的历史文献中，僚人活动较为频繁，而濮人则很少再见了。所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追溯夜郎的历史时称其为夷獠：“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
二、濮与羌氐的关系
濮人在和越人相互融合的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与氐羌体系的部分民族融合。据彝族史籍《西南彝志》的记载，云南东部的濮人曾与从西部东迁的夷人(今彝族先民，包括了昆明、叟)为争夺土地和财富发生多次激烈冲突与战争。一些夷人在和濮人的交往中变成了濮人。据《西南彝志》载“默家的嫡母，其母生六子，由呢作特迁，到朵鲁打去，成了习米濮。”“恒雅笃之世，迁往东方去，居益者陀尼。西部恒家兵，在崇洪坐姆，变成了濮人。”夷人与濮人的交往使他们“吸收了不少濮人的风俗、文化，而后来彝族的一些支系便自称为诺苏濮、纳苏濮、倮倮濮、改斯濮、葛濮、阿灵濮等。这些称呼一直流传至今。这些非濮人的西南游牧民族称濮，显然是融合濮文化而把濮人的自称法接受过来了。”而川西南的濮人，西汉时期就和彝族先民展开了斗争，结果因失败而被迫南迁，没有迁徙的那一部分人则融合到了夷人中。据《三国志·蜀志》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叟濮即指濮与叟融合，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云：“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名‘百濮’，又称‘叟濮’”。这说明当时云南建宁南部地区不仅有濮的分布，且“叟濮”之称说明濮与叟的融合。
少数民族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过程。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进行的Y染色体DYS287(YAP)位点的遗传多态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古氐羌后裔中发现有较高的YAP＋频率，百越后裔的民族带有YAP＋频率较低，而孟高棉后裔的民族中没有发现YAP＋存在。在云南各民族中以氐羌民族的YAP最高，其中，云南中甸藏族的YAP为36％、纳西族为37.5％、普米族为72.3％、景颇族为12％，氐羌民族中YAP最低的是云南楚雄双柏县的彝族，仅为8.0％。”差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氐羌体系各民族与其他没有YAP的民族形成的有差异的融合过程，其自身的YAP＋被不同程度地稀释，因而YAP＋频率在不同的氐羌民族间存在明显差异。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蜀汉的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另据《太平御览》记载：“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濮夷，分布山野，千五百人男女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载：“云南郡……，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结合上述史料的分析，云南楚雄双柏县至迟在蜀汉时已有濮人迁入，分布山野，并与当地的叟人相融合，因此当地土著人形成了农牧相间混合的生存形态。从“分布山野，千五百人男女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的记载分析，其从事畜牧业的比例甚至还更大一些，说明濮叟相融基本体现为以濮融入叟。因此，云南楚雄双柏县彝族形成较低的YAP＋频率，应该与蜀汉李恢组织的濮民族大迁徙有关，因为与濮人融合，YAP＋被稀释。三、濮与孟高棉民族的关系
从族源上看，濮与孟高棉民族源于不同的族群，但经过先秦两汉的长期融合与混居，云南西南地区部分的濮与孟高棉民族之间又建立了密切的族际关系，而且文化上出现了显著的一致性。
东汉永昌郡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称东汉永平十二年(69)哀牢部内附“有称邑王者七十七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部归附后的永昌郡，除哀牢人外，还有“闽濮、鸠僚、裸濮、身毒之民”。显然，包括濮、越系统的鸠僚、裸濮，孟高棉系统的哀牢人都共同混居在永昌郡。这种混居状况使双方的交融成为可能。永昌郡“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这种地理条件促使永昌郡的农业发展较快。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作为农业民族的文化的传播，因而在永昌郡这几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濮越文化占据着一定优势，他们的文化交流体现为孟高棉民族大量吸收濮越民族的文化。
如哀牢人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从考古发掘材料看，衣着尾饰在濮越族群中也普遍存有此俗，在滇国青铜器图像上，也有部分衣饰尾的图像。另外“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这些习俗则带有明显的南亚风格（古印度）。《后汉书》又说：“知染采文绣，厨斑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桦，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有关闽濮的记载，《广志》说“文面濮，其俗刺面而青画之”，又说“木棉濮土有木棉树，”“黑焚濮出桐华布”。罽叅即“缥氎”，《滇略》谓：氎者，织羊毛为之，其细如绒，坚厚如毡。染成五色，谓之缥氎，永昌、丽江人能为之。帛叠和桐华布，据朱希祖考证，所谓帛叠、白叠都出自濮人的译音，且“考中国古代纺织，则丝织、麻织盖传自西蜀，而毛织则传自氐羌，惟棉织为濮族特创”。因此，哀牢人能够掌握棉织也反映了对濮越文化的吸纳。精于纺织、纹身绣脚、跣足、穿鼻儋耳，是百越文化的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在闽濮、哀牢人身上都共同存在，说明哀牢人、闽濮都不同程度地对上述濮越文化有所吸收。
在风俗及物质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这一地区的孟高棉民族与濮越民族还出现了早期图腾信仰文化层面的交流。《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均记载了永昌哀牢女触沉木有娠而生子的九隆传说。在《南中志》中还记载了夷濮女触竹生子而成雄长夷濮的夜郎竹王的传说。与此相似，在《楚辞·天问》中有“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的记载。从几个传说记载的时间看，《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成书于魏晋南北朝之际，《楚辞·天问》为屈原所作，其时间应是战国时期。从传说本身分析，其内容有明显的相似性，传说的时间有前后承接关系。另外，这一传说流传的湖广、云南两地分布着共同的族群——濮。根据史料分析，濮与巴、楚、邓都是周王朝在南国的方国，主要分布于江汉流域之间，这已为以后的史家所证实。孔颖达《疏》说：“汉世西南之夷，……庸、濮在江汉之南。”《国语·郑语》韦昭注：“濮，南阳之国”。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考证说：濮人居住地，“在楚之西南，可以论定”。童书业先生也考证春秋时期濮地应近汉水。杨伯峻先生认为濮地当在湖北石首附近。徐中舒先生考证濮地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虽然各说有分歧，但濮人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汉之间应是不错。从地理位置上看，濮人的分布与楚相接，因此，楚人的传说有可能也传到了濮地，后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随着楚国的强大，与楚相邻的濮最早为楚国所吞并，大量的濮人被纳入到了楚国的版图之内，这使濮人更有可能受更多楚文化的影响。随着楚国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以南，濮人被迫转移到了西南地区，进入云南，相应地，濮人也把一部分楚文化带入了云南。
濮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尤其是迁入云南，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庄跻入滇是有文献记载的楚、滇两地之间的最早交往，但实际两地之间交流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考证：庄蹻入滇的路线即是当时楚贾人人滇之通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湖南长沙战国墓中发现的大量含有异常铅的铅钡玻璃珠其铅矿料全都来自云南滇东北地区，这说明在庄蹻入滇之前，滇与楚之间就已经有了一定联系。因此，两地之间较早存在着的交流与形成的路线都进一步提高了濮人迁徙进入云南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因素，传说有可能最早产生于楚人分布的湖广地区，濮被楚国吞并后，这一传说也影响到了濮人，又随着濮人的迁徙而传人西南地区，并随着濮与越的融合而形成夜郎竹王的传说，与哀牢人的融合形成九隆的传说。
传说的传播还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这与濮越源于龙图腾崇拜的纹身之俗相一致，结合这个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由最初触木生子后逐渐加入沉木化龙的因素，可以认为传说的传播为最后共同图腾崇拜的逐渐形成奠定了条件。随着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融合，史籍中开始用一个新的名称来指代这一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这可以从史籍对这一部分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记载发生的微妙变化得到证实。
据《南中志》记载，在建武二十三年(47)，哀牢部第一次归附，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此处有两种断句方法，其一划为“闽、越、濮”，其二划为“闽越濮”，即闽越。闽越是百越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福建。故《说文解字》“闽”字条载：“闽，东南越，蛇种”，这说明闽越的地望在东南沿海，是越民族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一支。正因为闽越的称呼是特指的，有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限定，一般也不用“闽越”这样的称呼来指代云南的越人，而常用僚、越来指代，到了后期则出现直接根据不同地理分布来称呼不同地区越人的趋向，如称永昌郡的越人为“滇越”。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用“闽越”来称呼永昌的越人不大可能，因此在此处“闽越”应划为“闽、越”，即应该是两个族群的代称，而不是指代一个族群。因此，建武二十三年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4种民族群体。越、鸠僚、濮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其源流很清楚，有疑问的是闽这一族群的归属。西南史料对“闽”的记载很少，只有两处：除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外，永平十二年还出现了“闽濮”的记载，根据史料我们很难判断“闽”的族属。在对孟高棉语民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该语族中的孟人一般被称为“蒙人”或“孟人”。高棉人在唐代中国史籍中被称为“阁茂”和“吉蔑”，但唐以前的称呼不明确。“吉蔑”这一名称来自高棉语，据柬埔寨学者登耶认为，在古代高棉人社会中，地位比较高的妇女往往被称为me音蔑(即头头、领导者之意)。高棉人(Khmer)一词，就是从K＋me演变而来的，其过程是k＋me—Kme—Khnle—Khmer，但在对早期高棉人的称呼完全有可能只简称为me(音蔑)，一是因为古代高棉人社会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都比较高，这是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特点，二是在高棉语中，k只用来作词前缀，起强调作用。
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这几个名称的上古音进行分析发现，“闽”和“棉”声母相同，韵部相近，文元旁转；“棉”和“蔑”声母相同，韵部相近，元月对转；“棉”和“孟”声母相同，韵部相近，韵腹相同，韵尾都是鼻音。因此，从上古音的分析，“闽、棉、蔑、孟”这几个字在古音学中读音相近，发音都只是一音之转。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两汉时期，古代高棉人因其社会正处于妇女地位较高的时期，或受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的影响而被称为me(音蔑)。“孟”人的发音与“蔑”相近，因此孟高棉民族进入云南后就按其读音统一转译为一音之转的“闽”或直接缩读孟吉蔑为“闽”，就像将斯基泰缩读为“塞”一样。到唐代则进一步被称为吉蔑。故建武二十三年的“闽”人实际上应该是孟高棉语的民族。
紧接着哀牢的第一次归附，永平十二年，哀牢部第二次归汉。据《南中志》记载，汉在其地设置永昌郡，其地有闽濮、鸠僚、僄越、倮濮、身毒之民。与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对比，前后两次归附相距22年，因此，这一地区分布的民族应变动不大，两者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前后两次记载来看，鸠僚没有变化，越进一步分化为僳越，濮中的一部分分化为倮濮，新出现了闽濮。新出现的闽濮是蔑濮或棉濮的音转，因此是孟高棉语族的孟吉蔑人与濮人的融合体。哀牢部大规模内附后，进一步消除了两者交融的政治阻障，同时分布也较为接近，故《通典》卷187说：“诸濮地与哀牢接”。在孟高棉与濮越群体大规模交融的背景下，出现了“闽濮”的称呼，是两者间交融过程的反映，“闽濮”指的应该是这两个族群中在云南西南地区出现融合的那一部分群体。这个称呼符合中国史籍称呼两个正在融合的族群的习惯，类似的如：“叟濮”。
另外，南北朝爨氏割据时期，还曾平灭过缅戎的叛乱，《爨龙颜碑》记载“(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这里的缅戎显然不是后来的缅人，因为缅的称呼是公元9世纪中叶后才正式见诸史书。尤中先生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也证明了缅戎就是永昌郡内的“闽濮”。为何用“缅”来指代闽濮呢，显然跟“缅”与“蔑”是一音之转有直接关系，“缅戎”和“闽濮”同样都是根据高棉语转译形成的“吉蔑”或“孟”的同音异读。无论是“缅戎”还是“闽濮”，其名称中都包含有共同的“蔑”的称呼，这说明了其族群构成中孟高棉语民族的成分。显然，在这里史家更多地注意到这个正在融合的族群中存在的孟吉蔑特征，因此用“缅戎”来指代闽濮这一群体。
三国时期，蜀汉平定南中后，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对南中地区的郡县作了一定调整，同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南中志》载：“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这次迁徙使云南郡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而所谓的上方夷和下方夷，分别指的是“从云南郡之南的永昌郡迁来的南濮夷和从会无县一带迁来的北濮夷”。从会无县迁来的北濮夷就是从江汉迁至西南地区的濮人的一部分。据童恩正先生研究，春秋时代，在今四川合川一带，似乎就有一个较大的濮人部落，其首领自称濮王，崇武之风尤甚。《舆地纪胜》引《图经》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秦汉时期川、渝的濮人多散居盆地东部，故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巴郡“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蜀郡的南部更是濮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日不可取，取之不祥。”
这里我们注意到，永昌郡内闽濮的称呼也为濮所代替，与文化上出现的涵化相对应，这说明濮化的过程很明显，但这部分孟高棉与濮的融合体与由北迁徙而来的濮显然还有较明显的差别，所以用“南方濮”和“北方濮”来区别。
综上，两汉时期孟高棉民族迁入云南西南地区后，其中一部分按其译音被称为“闽”。随着这部分群体与濮形成密切的族际关系，他们吸纳了很多濮的因素，文化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濮的特点，于是被称为“闽濮”作为对这部分融合体的称呼，这部分群体因为融合了孟高棉语的部分民族而与濮的其他部分有一定差别，因此出现“南方濮”与“北方濮”之称。
四、孟高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
濮人在向西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与云南不同民族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族际关系。两汉时期才进入云南的孟高棉语民族进入云南后，在多民族交错杂居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也逐步形成与周边民族复杂的族际关系。
首先，从母系遗传特征分析看，孟高棉语民族与氐羌系的民族形成交融。分布在云南的氐羌系的5个民族共7个群体一般都含有高比例的南北方高频率的单倍群，提示氐羌系民族已兼有南北方群体的一些母系遗传特征。而在南方群体的母系遗传特征中，除包含百越体系的因素以外，还包含有孟高棉体系的因素。
近年来对Y染色体单倍型频率分布研究显示，H6—H12具有东亚特异性，在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人群中没有分布，在中亚和西伯利亚人群中只有少量分布，并且发现H11、H12是百越族群的特征单倍型，两者平均值之和高于氐羌的14％而为47％；H6和H8是氐羌后裔民族的特征单倍型，故H6、H8两者平均值之和高于百越群体的29％，为42％。孟高棉语的民族中主要单倍型为H6、H8、H11，其中布朗族的Y染色体单倍型分布主要为H11(50％)，德昂族和佤族则以H6(56％)、H8(48％)两个单倍型为主，并且佤族同时具有较高频率的H11(22％)。这一遗传学结果表明，孟高棉民族有可能与百越和氐羌族群存在交融。布朗族主要通过与百越的交融而获得较高的H11，佤族主要通过与氐羌和百越的交融而具有较高的H6、H8和H11。其他遗传学研究成果也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采用相同的3个STR位点(F13A01、FESFPS、vWA)计算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元江哈尼族与红河哈尼族距离最近。根据所计算的遗传距离绘制遗传树可以看出，元江哈尼族与红河哈尼族，潞西阿昌族与潞西德昂族聚类，景洪基诺族与贡山怒族聚类，潞西景颇族与勐海布朗族，丽江傈僳族与澜沧拉祜族、澜沧佤族聚类还与贡山独龙族聚类。除元江哈尼族与红河哈尼族的情况外，这个研究表明，上述阿昌族、基诺族、怒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独龙族等氏羌族群与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等孟高棉语民族之间存在的交融关系使他们形成较近的遗传距离。
历史学、民族学方面，一些相关史料从侧面反映了孟高棉民族与百越、氐羌这种复杂族际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布朗族在历史上主要受傣族召片领统治，与傣族通婚，受傣族影响信仰小乘佛教，据调查，目前布朗族的主要节日绝大部分都与傣族相同。因此在体质和文化上与傣族的交融都比较深。再如，佤族先民望蛮外喻部落分布在永昌西北，即今腾冲县境内。《蛮书》卷4说：“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按此说，则腾冲即为外喻部落的聚居区，南诏对当地望蛮的抽调一次就达千余户。因此，望蛮的人数应该比较多，但现在居住于腾冲地区的佤族仅有2000人左右，是什么原因造成腾冲地区望蛮数量的锐减呢?笔者推测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是主要原因之一。“外喻部落的佤族‘其人长大’，体型显然与东南澜沧江以西的部分有所不同”。这表明腾冲地区的望蛮有可能已经与其他民族发生了体质上的融合。“体质融合过程是经过通婚的途径发生的。相互有遗传差别的族群通过联姻方式，产生基因交流，从而改变传统的单一族群内部的遗传特征，使子代在体质性状、生理特征方面具有了两个族群的基因，并以此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遗传到下一代，直到又与其他族群基因发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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