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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再一起看看明清的汉译史吧。 中文太难 古代中国除了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与商贸关系，单纯意义上的语言文字交流并非出于官方意愿。当然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大航海时代之初大批西方人士来华，除了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代表学术交流力量的基本都是以宗教宣传为终极目标的基督教学者。其实欧洲主流宗教至少在唐代以前就曾进入中国，但在儒道释传统精神占统治地位的东方国度，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诸如徐光启等开明的中国传统文人，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先进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晚明时期的西方传教士认识到只要掌握汉语，在整个东亚传教就可畅通无阻，但早期的学习过程非常艰辛，大多以失败告终。中文采用方块字，同音异义字极多，发音、语法和欧洲各语系存在天壤之别，从早期来华外国学者的通信来看，吐槽中文难学的情绪充斥其间。但积累了一定的字词，慢慢摸到门道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掌握了汉字的组合规律和语句表达习惯，消除了畏难与厌烦情绪，并尝试用西式的记忆法来提高学习效率。 独门秘技 图文搭配的方式对于初期汉字的理解和记忆是非常实用的手段，比如画一个回回女子，代表“西”+“女”，组合成“要”字，农夫持“刀”弯腰割取“禾”苗，形成一个“利”字。发明这套图文对应方法的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借助这套办法他快速通读了中国经史典籍，但汉字的发音仍是个大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成熟的罗马字母发音体系。  数理化著作在早期西学翻译中占了较大比重。 由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葡华字典》以葡语单词排序，以解释汉字意义和读音为目的，作了大胆探索。但字典存在的重达缺陷是照顾不到音调和送气音，比如“他”和“大”字标音都是“ta”，而“天”和“田”字的读音在字典中也得不到区分，据此用于交流很容易造成歧义。 外教先学 于是利玛窦在这之后又和另一位耶稣会士郭居静合作，发明了五种重音符号，分别对应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另外还有四个次音符号，这样结合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之后，构成了第一套完整的汉字拼音体系。我们今天《新华字典》所采用的汉字拼音，追根溯源其实就是在利玛窦发明的标音体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无论初始目的如何，汤若望等西方学者对于封建时代的中国打开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起到了引领作用。 发明语音对照系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学习用中文传教，换言之并不是让中国人学习外语的。传教士们埋头苦学，意志坚定，而且互相监督，为了融入中文环境，澳门传教士都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并相互约定日常对话要讲中国官话，谁不小心说了母语，就会被罚下跪。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刚刚掌握的汉语走上层路线，尽快博得中国官员和朝廷的好感，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利玛窦等人开始投入西方科学技术理论的汉译工作。 官方认可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明末学者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数学概念比如三角形、多边形、对角线等名词，最早就是从该书中译出汉名的。甚至书名中的“几何”两字，实际上也是利玛窦特意从中国古籍《左传》中选定的，在原先“多少、若干”的含义上，新增了数学概念。明末清初近百年的时间内，西洋来华学者与中国本土文人合作译书可谓成果丰硕，这其中大多为科技著作，也有一批社会学典籍。  精密钟表俘获了上层人物的心，但真正认识到背后强大科技力量的有识之士并不多。 以科技著作为例，一是数学和天文学，如《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二是采矿、军工等一些实用工业技术——《坤舆格致》、《火工挈要》。参与学术翻译使得一批思想开明的中国文人开拓了眼界，了解了更多世界前沿科技信息，也认识到了中国在诸多领域存在不足并正在快速落后的严峻现实。但这些观念与传教士的来华初衷并不一致，也不是统治集团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所以这些合理关切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呼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形势突变 个别统治者和上层人物对西人来华开展学术交流持相对开明态度，比如康熙皇帝就对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比较认可，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认为比中国传统历法有优势，他本人还积极学习西方算学、机械学等先进科技，乐此不疲。但这种态度毕竟是有大前提的，皇帝首先认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无可挑战，西学虽有实用性但在思想领域不可与传统文明相颉颃，尤其是在传教问题上，康熙的态度非常敏感。  西方先进思想进入中国，不可避免的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 教徒跪拜祖先和孔子的做法，罗马教廷无法接受，甚至派使者前往中国传达此项精神，惹得龙颜大怒，康熙不但扣留使者还同时下旨禁止洋人学习汉语，不过此时西方科技书籍的汉译工作仍在进行，直至1773年耶稣会中国分会被取缔为止。几十年后，欧洲列强依靠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禁止洋人学习汉语的红线不复存在。林则徐、龚自珍等一批有志之士在积极主张抗击外来侵略的同时，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意识在先 翻译国外书报，掌握世界动态则是第一步，林则徐早年在广州设立译局，使得“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在他的倡导之下，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西洋社会人文、科技概况的书籍译本，比如《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英吉利记》（1842年）、《环瀛志略》（1848年）等。而最不能不提的，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学者兼翻译家，《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  晚清上层人物中，坚持捍卫主权，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张之洞。 请注意这里小编用到的是作者，而非译者，更准确地说《海国图志》属于中国近代第一本编译作品。所谓编译，是在吃透原著信息内容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以自身独到的领悟和叙述方式，向本国人民介绍某一特定的外来事件或文化现象。它既不同于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对译，也不同于早年本土学者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外来文化展开的想当然解读，其出现标志着一种客观理性思考的萌芽。 西学东译 洋务运动期间清廷设置了两个翻译中心，一是京师同文馆，二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最初只有英文馆，后来陆续增加了俄、日、德、法四个语种，除了科技翻译，还培养现代法律和外交人才；翻译馆以数理化为主要方向，涌现出一大批尖端人才，比如完成《代数学》、《谈天》（天文）和《几何原本》后续翻译的李善兰，在地质翻译方面成就卓著的华蘅芳等等。  采买军火离不开外语人才。 地方上比如广学会、墨海书馆、益智书会，还有福州船政学堂等工科学校，也都兼具专业传授和外语人才储备的双重职责。要掌握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学外语不行，缺乏翻译人才不行，这在民族危亡逐渐加深的19世纪末期，成了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这些机构的成立和完善，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状况，但确实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理念奠定了基础。  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旧拾 河图洛书 · 200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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