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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四师会合后，海陆丰地区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形势不错。东江特委决定“迅速扩大红区”，由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来、惠宁地区发展，以便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区域。
这时我已调任红四师参谋长。部队在海丰城里住了三天，即奉令东进。我每天都找很多人谈话，了解敌情、地形、道路。当参谋长，不把情况搞清楚是没法打仗的。部队先到陆丰，那里的反动派已跑光，不战而克。接下来打甲子港。这一仗打得比较厉害。防守的地主民团依托土工事顽抗。不过，他们的装备不行，扔的炸弹是土造的，炸开来很响，里面多是碎玻璃，杀伤力不大。
我们强攻了几次，很快解决了战斗。继而攻打果陇。这个村庄是硬钉子，防守的是华侨武装民团，武器弹药不少。我们令十团担任主攻任务，十一团、十二团助攻，打了三天，牺牲了二三十个同志才攻下来，从而使陆丰和普宁连成了一片。战斗中师党委书记唐澍不幸牺牲，有颗子弹打进他的肚子，血流在里面致命的，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他是四川人，黄埔学生，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是个好同志。我们一路下去，尽是和民团打来打去，几乎天天有仗打。这时，国民党的“进剿”就来临了。二月下旬，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海面，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彭湃同志组织当地军民奋起反击。因事前对敌人的“进剿”缺乏必要准备，敌众我寡，守了几天，顶不住了，被迫于月底退出了该城。
那边丢了海丰，这边就去打惠来。惠来城里是陈铭枢的杂牌部队，从福建来的。攻城前，我们叫人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土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还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多少起了点作用。敌人受了影响，既不打枪，也不交枪。
围了几天后，彭湃同志和他爱人都来了。他爱人姓徐，也是共产党员，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彭湃同志急着拿下惠来，要领着人去爬城楼。他爱人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样太危险，我们不同意。组织队伍强攻了一下，打死敌军一个团长，敌人就跑了。
“进剿”的敌人继续压过来，我们在惠来城呆不下去了，便转移到普宁山区的三坑。彭湃和特委的同志也来到这里。我们是在平原蹲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我们说这样干要吃亏，不能去。彭湃同志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去冲，我们也得跟去，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去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红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五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当时我们虽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从军事上考虑到了不能和敌人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我们都是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就按特委的决定办。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同志到上海去了。
在和彭湃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从前，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来到东江后朝夕相处，才真正了解他。他出身富豪家庭，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过海丰县的教育局长。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带头革了地主家庭的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海丰领导成立了广东省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地区的贫苦农民，十分感激和拥戴他，称他为“彭菩萨”。
彭湃是个革命意志很坚强的人，又是能和当地的农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人。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他总是充满乐观的、必胜的信念。他常说：失败了再干，跌倒了再爬起来！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象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走后，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他和杨殷同志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彭湃等同志离开东江后，红二、四师根据特委决定，一道回去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八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攻进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八个士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
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我们的处境日趋艰难，只好分散游击。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爆发卷走的……没有粮食吃，靠挖野菜度日，红薯叶子算是上等食品，稀罕得很；没有房子住，临时搭个草棚避避风雨，后来因怕暴露目标，连草棚子也不搭，净住树林、草堆；蚊虫极多，害病的同志不少，又没有药治；整天和敌人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一些病号走慢了就被敌人捉去。
我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了伤，天气炎热，伤口化脓，多亏医生采了些中草药敷上，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六月中旬，叶镇同志因患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蔽在一个地方，被敌人搜出杀害。他是四川人，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任过武汉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的连长、营长，为人正直，作战勇敢，对东江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遇害时年仅二十几岁。此后，由我任红四师师长，带着一、二百人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搜剿”一次，我们的人损失一些，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摆脱被动的、有耗无补的局面。
七、八月间，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来了解情况。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到年底，只剩下了我们几十个人。
一九二九年一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最后这批人撤走，东江游击战争遂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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