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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朝局一直都是天下关注的中心，并不仅仅只是因为这里有着至高的权势，还在于这里总是会上演一幕又一幕波橘云诡的权谋故事。众所周知，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亲自指认的皇位继承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方才有了后来的武则天。不过，当我们的思绪稍微停留在唐高宗未能继位之前，也就是唐高宗还是皇子李治的时候，不免也会发现，原来李治的皇位来的着实简单，几乎没有任何的波澜曲折，安稳的坐上了大唐储君的位置，并且也丝毫未能受到威胁，故此也有人称李治完全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的渔翁，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太子之位。其实仔细思考，这种渔翁思维很难套用在李治的身上，因为李治并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与魏王李泰相斗，所以李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带着许多的偶然性因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偶然的同时也有着必然的存在，这才是有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 我们知道，在李治未能确立皇太子之前，其实他的存在感并没有多少，因为他排行老三。唐太宗登基为帝之后，便将自己的嫡长子确立为皇太子，显然希望能够根据传统的继承方式过渡皇权，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唐太宗都刻意的培养嫡长子李承乾，俨然将其当作是自己的接班人。从心理层面来讲，唐太宗刻意保护李承乾是合乎常理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通过政变而将皇太子之位从兄长李建成手中夺过来的，所以以自己为反面教材，唐太宗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走上自己的老路，故而在储君的问题上多次迁就于李承乾，无论李承乾后来如何性情大变。  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李承乾最终还是令得自己的父皇大失所望，寄希望于通过发动政变来篡夺皇位，最终也落的个废黜的下场。在这整个过程中，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李承乾自己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必然也会有魏王李泰的影响，因为李泰的权势渐比东宫。贞观十七年，李承乾最终还是被废了，并且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个时候风头最盛的莫过于仅次于太子的魏王李泰。早在李承乾还是太子的时候，李泰便已经是“宠冠诸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方才会令得李承乾有所忌惮而索性发动政变，故此可见，即使李承乾被废，储君之位很大概率都会落在魏王李泰的头上。 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辈皆在政变过后依附于魏王府上，以期往后能博得一份从龙之功，而尚能保持清明不屑于趋炎附势者，也尽量地不会去刻意开罪于魏王李泰，一时之间李泰俨然成了朝臣权贵之间心照不宣的未来储君，甚至连最终的拍板者唐太宗也有着这个考量。而这个时候的李治，虽然已然封为晋王，奈何年龄尚小（十六岁），在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几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故而鲜有人亲近。不过正是这样毫无政治资本的皇子，却最终坐上了储君之位，颇为令人难以置信。 在那个时候，“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可谓是如日中天，正是得意之时。不过这个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出现，即是很多人认为李承乾的废黜很大程度上和李泰脱不开关系，因为事实证明李泰是政变之后的得益者，而也正是这个风闻令得李泰颇为烦忧，因为这对自己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唐太宗向来注重自己儿子之间的和睦关系，所以根据李泰的所为，很难保证他在继承大统之后会善待自己的兄弟，故此局面在此扑朔迷离。不过李泰也是聪颖之人，在传闻之后便向唐太宗表态“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立晋王”。  很显然，李泰最大的劣势就是有可能容不下自己的兄弟，所以这也使得唐太宗有所忧虑，而此次表态正是为了消弭唐太宗心中的猜忌，而唐太宗也确实颇吃这套，胜利的天平似乎又向李泰稍稍倾斜，不过这也仅是短暂的一瞬间。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太宗考虑皇位继承人选之际，曾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前来商讨，而在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后，褚遂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而在褚遂良发表此番言论之后，太宗一句“我不能耳”就令得局势稍微往晋王一方逆转，后来方才导致李治得以继承大统。在此过后，魏王李泰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慌乱之中露出了自己的破绽，直接威胁于看起来羸弱的晋王李治，“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元昌是唐太宗的弟弟，素来与原太子李承乾亲密，当然和李治的关系也甚佳，而后来李元昌参与政变失败，必然很容易牵连到李治身上，所以这便相当于是李泰所掌握关于李治的把柄。然而，李泰意想不到的是，李治竟然将此事告诉了唐太宗，恰好证明了唐太宗一直以来的忧虑，而后方才有了最为正当的理由：“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表面看来，李泰与李治之间的储君之争，终究是以兄弟相容为核心进行展开的，似乎唐太宗的所思所虑，大体上还是为了兄弟之间的和睦，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国之储君远非儿戏，断然不可能仅仅是考量兄弟关系的问题，因为储君所代表的是下一任君王，也是整个帝国的指挥者，说是关乎国祚也并不为过。所以，这样一个位置，怎么可能在兄弟关系问题上的考量就草草决定的？不能否认，唐太宗素来疼爱自己的儿女，然而作为大唐皇帝，他所需要考虑的应该更为深远，而所谓的兄弟相容，我更认为是唐太宗作为父亲的一种期望。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魏王李泰在李承乾被废之后权势日隆，依附者颇为繁多，而李泰也逐渐将自己当作皇太子的不二人选，逐渐的结交诸多权臣。也许表面来看这种作为也是合理的，可是在唐太宗看来却别有一番感觉。越能看见终点时，越应该要懂得谦卑。然而李泰似乎无法再如同往常一般去琢磨贴合父亲的心思，因为此时作为得意者的他俨然有些忘形。唐太宗毕竟还是皇帝，掌控着整个帝国的无上权力，而作为皇帝最为忌惮的就分享这一权力。在遭遇李承乾的背叛之后，唐太宗作为父亲也许会伤心悲痛，然而作为皇帝则必然会更加敏感与警惕，而恰在此时李泰权势渐隆，肯定也会为唐太宗所反感。  曾经李承乾为太子之时，唐太宗刻意将李泰的地位提高，很难说没有一种制衡之意，虽说其中也有着对李泰的宠溺因素。而如今李泰逐渐上位，满朝文武俨然将其当作未来之君看待而日益攀附。唐太宗能够坐上帝位定然也是城府极深之人，相信他也很明白权力向来就是令人趋之若鹜的东西，尤其是在李承乾政变之后，他也很难保证李泰终究是否会步入兄长的后尘，毕竟人心最是难测，所以李泰此后的所作所为正好就隐隐触碰了唐太宗的逆鳞，只是碍于亲情不易发作罢了。于此，消除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制衡，而唐太宗最为擅长的便是此道，此后同为嫡子的李治的上升之路便在这一念之间铺垫而开。 另外，魏王李泰与晋王李治的性格同样也是影响皇储之位归属的一大因素。我们知道，魏王李泰“聪敏绝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向来就受唐太宗“特所宠异”，逐渐颇为强势，令得原太子李承乾也颇为忌惮。而晋王李治则恰恰相反，自小就“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已故的长孙皇后性格相近。而针对这两种迥异的性格，唐太宗必然也应该要有所考量。若李泰为帝，也许能有另一番成就，然而却也隐藏着自负骄矜的风险。而若李治继承大统，虽难有太多作为，却能够保证帝国稳定运行，以此守成。而唐太宗在此时所需要考量的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唐，是需要一个锐意进取却有穷兵黩武而罔顾民生的君王还是仁慈宽厚保持稳定的君王，很明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事实证明，唐太宗选择了后者。虽说魏王李泰可能能将大唐带向新的高度，然而试问当时的大唐百姓是否需要这样的君王？经历唐太宗一朝，文治武功兼顾，然而终究还是以武功为主，开展了多次对外扩张，而最终买单的未免还是底层的百姓。未来的大唐，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而这个愿景很难在李泰身上实现，所以若说是唐太宗选择了李治，倒不如说是未来的大唐选择了李治，因为李治虽不能进取，却胜于守成。  除却未来国策的走势之外，门阀士族同样是值得考虑的一点。我们知道，在唐初之际，陇西门阀一直都能够左右大唐朝局，俨然已经能够威胁到李唐宗室的统治地位，所以唐太宗不会让陇西门阀再有扩张膨胀的机会。然而，魏王李泰势力上就代表着陇西贵族的利益，除了李泰之外，长孙无忌等人同样也是陇西在朝堂之上的代言人，可见陇西门阀的势力之大。而要阻止陇西的膨胀，必然不能够再令得未来国君为其考虑，甚至需要扶持另外的门阀士族来制衡陇西门阀，所以山东士族便开始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登场，而其中和山东士族利益相关的正是晋王李治，因为也正是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宣布将太原王氏之女许配给晋王李治，于此晋王李治成了山东士族的代言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山东士族俨然就是一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新星，而陇西门阀也必然会相应地降低朝堂上的影响力，这样方才能够维持巩固李唐宗室的统治地位。所以，也许长孙无忌正是摸准了唐太宗的想法，方才能够暂时跳出陇西门阀的利益观念，进而“固请立晋王治”，因为他也明白魏王泰大势已去，索性大方地附和唐太宗罢了，这样方才能够保全之身，再者依照李治的性格，定然也需要倚靠老臣，所以无论如何，长孙无忌都吃不了亏。长孙无忌俨然是整个朝堂的风向标，连长孙无忌都决定支持晋王李治，那么魏王府的影响力肯定是大打折扣，而后彻底落败。 所以在我看来，晋王李治之所以能够以柔克刚，登上储君之位，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也”，也不单单仅仅是因为朝臣们的拥戴与支持，更为主要的还在于唐太宗本身的想法，既然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就只能权衡利弊得失，以此来尽可能地争取将未来纳入到期望值之内，如此方才是为君者所要做的。而后来朝堂之上的君臣唱和，大体上也俨然是按照唐太宗心中所想的那般，尤其是在长孙无忌的“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的状态下，彻底将李治请到了储君之位，于此庙堂与江湖，也能得以相安，这也能够算作是百姓之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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