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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发现微信群中对新结构经济学讨论热烈。文贯中老师、聂辉华老师问的好，林毅夫老师和王勇老师等答得精彩。很受启发。记录如下，供学习。 ———————————————————————————————————————— 文贯中：@王勇 ，看大家对新结构经济学讨论得很热闹，想请教两个问题。一，对你们的研究对象“结构”，有没有权威的，公认的定义？二，新结构＂新＂在什么地方？若有这方面现成的大作，则最好。多谢。 聂辉华：@james wen 同问 付才辉：分享文件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pdf 聂辉华：@付才辉：谢谢，不过这个太长了，一时看不完。能否简单几句回答一下文老师的两个问题？我再加一个问题：如果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为什么不直接从这个根本因素出发来研究增长，而要从“结构”这一中介（如果不等于制度）来研究增长？ 林毅夫： 分享文件New Structural Economics-The third Wave of Devlopment Thinking.pdf 付才辉：@聂老师和文老师的问题很根本，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你们还是耐着性子抽个周末读完了林老师这本新结构经济学原创本以后我们再慢慢讨论。 林毅夫：@聂辉华 制度是内生于经济基础的，例如诺斯的研究说明，奴隶制变为土地私有的封建制是因为稀缺的要素从劳动力随着人口增长变为土地。生产方式（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所以，要素禀赋是更比制度和生产方式根本的决定因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所以失败，就在于新自由主义忽视了制度的内生性。可参见我刚发的文章。 车嘉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王勇：@james wen 文老师，相关问题林@YF 老师已经在他的上面贴出的论文里做了详细与权威的阐述。这里我再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回答一下您的这两个问题，说的不准确的地方希望@YF 林老师和其他研究者补充、纠正。1. 这里的“结构”涵盖面很广，强调的是所研究的具体的对象的分类、组成、与互相之间的联系。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具体而言，包括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各要素之间的比例），产业结构（三大产业以及各大产业的子产业之间的分类构成、比例），金融结构（大小银行、股市、venture capital等不同金融中介的构成与比例）等等。这些分类基本上在现代经济学里已经存在，只不过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维度的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不同，如何内生地形成与演化。2. 新结构的“新”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方法论上按照新古典的方法去研究结构的特点与内生的形成与演化，与1950年代的“结构主义”区别开来，正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与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一样。二是指具体内涵方面相对于文献而言有不少新的地方。我自己3年前曾经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列出了几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具体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在国际上主流核心期刊上的发表，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林毅夫老师、鞠建东老师与我合作的论文《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发表于今年的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对文献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在实证上整理了（document ）产业构成与发展的四个定量的特征事实。另一个是构建了一个包含无穷多个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解析地刻画了随着宏观经济的内生增长，微观层面的产业构成如何内生地演变，其中的每一个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动态如何，模型能够同时解释前面的关于产业动态的特征事实。我们认为，这篇论文建立了宏观增长与微观产业结构之间通过要素的禀赋结构的渠道所发生的动态内生的逻辑联系，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很多现实经济的摩擦、不完善、不确定性、异质性等逐一引入进来，讨论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与劳动力的技能人力资本结构、教育结构、以及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作用等等重要问题进行再度审视，因为我们多了“产业结构动态”这一维度的视角，可以考察不同产业的不同特性对于宏观整体增长与发展绩效，并对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进行区别性地考察。 分享文档 industrial dynamics JEM 分享文档 what is new about new structual economic 林毅夫 ：@王勇 赞同 。 聂辉华：@YF：林老师，我同意你说的“制度内生于要素禀赋”，但结构也内生于要素禀赋。因此，从制度出发和从结构出发研究经济增长或发展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其次，很多制度经济学文献已经内生了制度，包括诺思、威廉姆森、哈特以及Acemoglu的工作，大家并不否认制度是内生的。因此，若批评制度缺乏内生，从而认为制度经济学有缺陷，这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任何制度或政策的文献，总是有两类：一类以制度为外生的，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或人的行为的效应；另一类必然假设制度是内生的，研究其原因。内生或外生，各有各的研究目的，不宜对外生假设做猛烈批评。一点拙见。 车嘉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合适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最终使已有生产力变得过时，以而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老马的东东。把生产力改成要素秉赋，生产关系改成制度，就不难理解了。 王勇：@车大人 我认同您的这种类比。 聂辉华：@车嘉华：呵呵，不过Acemoglu有一点和老马相反，大A认为生产决定决定生产力，或者说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 另一个问题：哈佛Shleifer等认为，人力资本决定制度，然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也是一种要素禀赋，这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有何差异？@王勇 车嘉华： 生产决定生产力就是干中学。人力资本是生产力一部分。昨天复旦经院开会号召响应中央号召发展当代马克思政经，夺取话语权。我去旁听了。下会赶紧说明本人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会者一听瞪大了眼晴。 我接着解释……啊，就是研究体制问题 付才辉： @聂辉华 呵呵。当然学界存在争论，这也是新结构与大A的不同！我的理解，林老师的观点是，制度当然内生，所以不是第一位的，当然有反作用！@车大人 所言极是！（当然按照威廉姆森的分层，制度结构有很多层次和子结构），如在契约层面，新新新贸易研究有详细定量测算细分产业的制度属性（如资产专用性或契约密集度的指标，如Nunn，2007），那么在实证层面主要的效应是产业结构影响制度结构，当然后者有反作用，如果制度安排偏离最优制度结构，就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结构体系中如何分门别类梳理各种结构安排之间的关系，参见下面这篇不成熟的微信短文概括！ 林毅夫 ：@聂辉华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禀赋结构出发而不是从结构出发，请参考我在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总结会上的发言，关于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的说明。 建东：@聂辉华 人力资本是要素禀赋之一。是不是Shleifer等的研究或者假设其他要素不变（土地），或者加设其他要素（资本=储蓄积累）由人力资本决定？ 聂辉华：@YF 林老师的总结发言我学习过了，还推荐给学生了。但若把结构理解为要素结构，就很窄了。毕竟从要素结构到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中间环节，制度应该是其中之一。但这会导致与制度经济学相似。 @建东 他们那篇2004年的JEG文章没有模型，我理解可能是假设不变吧。若是，可以与新结构有差别 文贯中： @王勇 谢谢王老师详细作答，并得到林老师首肯，想必十分权威了。我仔细想一想，再请教。 聂辉华：@付才辉 nunn2007的文章是说制度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不是相反吧。这也说明制度比产业结构更基础 此外，nunn的文章也表明，比较优势未必来自要素禀赋，也可以来自制度质量。而制度质量未必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因为文化、风俗、法律有时与要素禀赋无关 王勇： @聂辉华 1. 大家知道，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原创者是林毅夫老师的伯乐、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得主舒尔茨，后来经过Becker、Lucas、Heckman等数位其他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发扬光大。Shleifer本人也曾在芝大任教，你提到的那个研究其中很大部分也是他与Becker的学生Glaeser合作的。所以每一个芝大毕业生都会知道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与丰富性，并保持者敬畏与认真之心，它不是简单的受教育年限这个Measure。可惜国内有太多谈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极其肤浅狭隘，只会借用一下名词，我不禁感叹一下。2. 关于制度与制度的内生性。与结构一样，制度必须放在具体的问题中讨论才有明确的定义与界限，否则讨论是低效的。现有的很多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是集中在产权制度与契约制度的方面，政治经济学里比较强调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产生出了相关的政策与安排，所以要研究内生经济政策与安排就必须首先定义政治结构，包括民主的与非民主的，这决定了各博弈方的Payoff function 和策略空间等博弈结构。但是Acemoglu的研究、Shleifer的研究都没有足够深入地讨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等等经济结构的内生性与差异性，没有强调要素禀赋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这是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显著的差异。我个人认为，制度的确非常重要，研究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的复杂性非常重要，中国距离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距离人权与民主的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社会目标都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一道，与改革家齐心协力将制度方面的不足逐一消除。但是，如何消除、which, when, how, 这些改革的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做综合考量。过犹不及、不及犹过。用IV的方法写一篇能发表的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的学术论文是一种研究方式，如何从理论机制上阐述制度与经济Fundamental之间互动的互为因果的动态一般均衡机制是另一种研究方式。可惜，现有文献为了追求干净的identification, 进而大搞微观RCE， 基本忽视了问题的动态性，制度条件的匹配性，经济结构的内生性，政策的可复制性，与宏观绩效之间的逻辑联系性，所以如何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济发展过程，进而如何采取措施改善社会，如何Scale Up，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表示质疑。 东郭后生： @王勇 从发生学逻辑来讲，制度不是由要素结构内生出来的。沒有制度，要素之间就没有关系，何来要素结构？结构要素的恰恰是制度。而且历史地、经验地看，相似要素配比的经济体可能有着迥异的制度。文化（知识与信仰）及其传播在制度形成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的同样水平生产力就会有同样制度的假说，只有在特别大尺度上（千年）才有意义。 王勇 ：@东郭后生 1.赖皮一点地说，制度也是一种结构，但是结构未必是制度，比如不同产业的构成本身。2. 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没有也不会、不应该试图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相关制度研究的重要性。3. 我觉得，相同的发展阶段的确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究其原因，理论上，一方面可能存在制度的多重均衡；另一方面，有些制度的确是外生引入的，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苏联，更早学君主立宪等等...社会思潮的作用的确很大。4. 现实的制度与理想中的最合适的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论上，我们可以研究“最优”的制度，现实中如何证伪一个制度理论？这是难点。制度有不同层次，问题也有不同层次。谈论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我们都可以不动脑筋地统一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制度。但这是一种思维偷懒的方式。更有意义的研究必须告诉大家问题产生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制度层次就足够了？如何解决问题？5. 不同层次的制度在时间频率上是不同的，内生性也是不同的。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更加重视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将最合适的制度与发展阶段好好结合起来，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林毅夫： 分享文档 Cato-institutional Change 分享文档 The Wa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a new structual economics 文贯中：@王勇 我10年前写的这篇文章试图用地理禀赋解释中国和古希腊走上不同的演进道路。http://business.sohu.com/20050105/n223790928.shtml 用要素禀赋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各国演进道路的不同。问题是，一，各国的要素禀赋随疆域的变化而变化（我在文中着重讨论了宋代及之后演进道路的逆转和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各国的要素禀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在全球化后，本来孤立演进的路径能通过贸易互通而互相影响，要素禀赋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当代中国依靠全球化而获得突飞猛进，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要素禀赋离开当代全球化的条件，其潜在的长处（人多地少）反而一直是中国的短处。三，经济结构最终应反映在就业结构中，以突出经济发展的人本宗旨。但是，由要素禀赋内生的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就业结构及其偏离的原因，以及这种偏离对收入结构的影响，似乎没有进入你们对结构的定义之中，因为你给出的定义中未见包括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中国的现状是，当农业占GDP不到10%的时侯，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47%，若加上农民工，60%以上的人口被迫持有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为何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的印度却没有内生出这种户籍制度？四，中国1949后的经济体制是外来的，和禀赋无关。但一种外来的经济体制在中国生存几十年后，也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表。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是什么态度，不很清楚。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不管各国要素禀赋有何不同，其配置必须主要借助价格，而价格又是通过自由交易而完成。要自由交易，产权和所有权必须清晰界定。不谈这些，要素禀赋又通过何种渠道得到配置呢？这都不是很清楚，似乎有待明确。先写这些。 林毅夫：@聂辉华 学者的研究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入点，那种切入点较好，取决于根据这种切入点所形成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现象以及根据这种理论所采取的行动是否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 东郭后生：@james wen 文老师的观点鞭辟入里。@王勇 “希望新结构经济学更加重视对制度层面的研究”。 @james wen @聂辉华 文老师和聂同学的观点对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在全球化时代，只根据经济体内部要素禀赋来形成政策是不够的，外部要素也可以结构进来，而利用全球化要素对制度的要求更高。内部要素+内生制度是应付不了21世纪挑战的。 文贯中： @东郭后生 归纳得极好。 东郭后生：另外，新结构经济学不应该把内生强调过头，搞成一切内生（模型技术限制另说）。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经验和新结构经济学是外生的，如果人家学了新结构经济学，按照六步法办事，产业结构会变——这不是外生的吗？知识或想法的流动越来越重要，而且外生，新结构经济学最起码应该把自身这个外生要素结构进去吧。 林毅夫： @东郭后生 制度及其结构的决定及其内生演进的研究本来就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强调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也是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中研究的。@James Wen新结构经济学从每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研究，并不是假定禀赋是永远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变动的。由于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体系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时要素禀赋，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结构制度结构等的考虑以其能在每一时点最大促进要素禀赋的提升为依归。 @东郭后生 idea、新结构经济学、六步法等使产业选择和升级能更好根据要素禀赋的结果来进行，由此能更快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技术收入等比要素禀赋更上层的结构的发展 王勇： @james wen 多谢文老师的指点与提问。您的那篇地理禀赋的文章我一定好好学习一下。我先试图回答一下您的几个非常好问题，说说我的理解。请您指正。1. 要素禀赋的确是会随时间动态变化的，但给定时点上是外生给定的。这一点是新结构经济学一直非常强调的，也具体体现在了JME的那个模型中。禀赋结构与债务金融结构不同，不管借钱多少，自己的老本是给定的不变的。债是要还的。2. 非常同意现在要结合全球化的背景来考察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问题。我自己有几篇论文就是研究国际贸易及贸易成本的动态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产业升级、中等收入陷阱等增长问题的影响。但必须要指出，有些产业贸易度较低，不同国家的开放度也不同，另外资本的跨国流动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像物理原理那样液体自动流动保持各不同试管里的水位相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台以及日本等来中国大陆投资建厂，这些FDI基本都投入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着工序上，因为这符合中国要素比较优势，而不是投资到资本特别密集的产业或工序上。另外，数据上外来资本占全国总资本的比例通常较低，不是最主导的。3. 产业结构和结构转型的研究非常重视劳动力在农工服不同部门以及更细化分的不同子产业上的配置与再配置的问题。里面的确存在不少扭曲，有些是政策性的（比如户籍制度），有些是技术性的（比如高铁不通），研究这个过程中的政策后果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希望并且正在关注的。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与政府目标与资源禀赋有关，是政府的一种选择。中印在很多维度上都不同，都可能对制度结构产生影响，要素禀赋，取决于定义的广度，只是强调一个视角，认为它重要，但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正如我们强调人力资本理论时并不意味着否认物质资本的重要性。5. 有效市场一直是被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主张计划经济。 王勇： @YF 林老师，我建议不妨根据本群的数次像今天这样的密集讨论，整理出一个问答式的小册子，澄清和阐释一些普遍性的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的问题。@徐佳君 Xu Jiajun @付才辉 东郭后生：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尚在幼年，不能变成教科书学派，对大家的咨询要答疑解惑，而对大家普遍的批评要有所自省。（不算我啊，我只是外行胡擂，刺激讨论） 王勇：我高度赞同郭兄的建议！不应该只是澄清，更要反思、学习、提高。再次感谢@james wen @赵忠 @东郭后生 @朱恒鹏 @聂辉华 @王昀 等各位老师的提问、辨析、鼓励。 林毅夫：@东郭后生 完全同意！ 付才辉： @聂辉华 对的，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关于制度结构是内生于产业结构，还是作为禀赋结构的构成内生出产业结构，取决于分析情景！林老师的论文或书中就是分了两种情况：作为软硬基础设施中软基础设施禀赋结构构成的制度安排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也是Nunn（2007）等制度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另外一种分析情景就是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制度结构变迁！2年读书时写了一篇评论新结构经济学的小论文《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附后），其中我也支持制度在结构变迁中的复杂性的观点！ 文贯中：@王勇@YF谢谢毅夫、王老师两位详细作答，十分受益。王老师若真有时间去看我那篇文章，也望斧正。那篇文章其实是回答毅夫企图回答李约瑟之谜而留存下来的疑惑，用的恰恰是要素禀赋理论。以过来人的体会再谈几点看法。一，经济发展必须从尊重本国的要素禀赋为出发点，是对的。要尊重本国要素禀赋，就要让各种要素尽快进入交易，成为有价的商品，以寻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同时，形成本国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极大化了，作为总和的本国的GDP也极大化了。这是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应该具有趋于一致性和内洽性的原因。所以，谈结构，一定不能忽视对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分析，研究。如果用所有权歧视，或身份歧视，压制一些要素（例如农民的土地，民营企业的准入）或一些人口（例如农民工）平等交易的权利，是违反由市场交易决定要素价格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的。而这恰恰是30多年来，或6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因而未能成就其他东亚经济既有高速，又有均富的真正奇迹。提倡新结构经济学应有助于各种要素的普遍就业，而不是加剧一些要素的边缘化和贱民化。在强国和富民之间发生矛盾时，应以富民为先，才是正道。二，今日之全球化得益于工业革命。全球化之前各国经济结构孤立状态下形成，可以农业为主，其人口上限，也即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由土地的承载能力所决定，只要人均粮食仍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人人可在农业谋生。此时内生出的各种制度其实形形色色，但也有共同点，即满足对维持安全和水利建设等公共品的需求。全球化之后，制度不再主要靠内生。理由如下。只要以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为目标，这个目标就绝非内生，因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形成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再纯属内生。不管起始禀赋为何，都一律必须改为以二、三产业为主，并不由要素禀赋决定，但其成功与否却和如何后天处理农业人口有关。因为要素中唯一生生不息，其数量和质量可以改变的是本国的人口。善待自己人口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三，比较优势理论，特别是基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均收入提高，劳动要素价格相对其他要素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一定会造成比较优势的逐渐转移和升级，也即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由此引导一国经济的转形。这一理论早已存在，也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不谈禀赋引出制度等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可能的话题。这就是为何我不清楚你们理论“新”在何处？对主流经济学又发生何种颠复性冲击？全球化之后，虽然出口品要尊重本国的禀赋，但出口品中已包含大量进口的原料和半成品，所以间接地其实已经基于全球禀赋，等于大大扩展了一国的疆界。况且劳动要素的质与量的变化，使出口品的构成都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巨变。所以，我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更多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制度，才是事半功倍的作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倒会使小凯担心的后发劣势成为事实。匆匆写成，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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