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代“鞋王”百丽退市——传统制造业的焦虑与宿命

2007年5月，百丽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公开发售遭500倍超额认购，上市之初市值就高达670亿港元。

在最辉煌的2013年，百丽市值一度超过1500亿港元，成为中国最大鞋履零售商，“鞋王”的名号也更加响亮。

然而，转折就发生2014年，当年高达47.639亿港元的全年净利润就像是一道余晖，映照着百丽从巅峰滑向低谷的轨迹。

2015年，百丽出现首次利润下滑，下挫38.4%，至29.34亿港元；也是在这一年，内陆鞋类零售网点减少了366家。

1994年，百丽仅有16家店，2004年时只在内陆布置了1681个销售网点，至2012年时达到 5340家。2010-2012年，百丽每年净增门店数目在1500至2000家，其中2011年平均不到两天便会开设一家新店。

今年5月，百丽发布退市前最后一份年报，截至2017年2月28日，百丽集团营收为417.07亿元，净利润为24.03亿元，同比下降18.1%，内陆鞋类零售网点减少700家，相当于一天关闭2家。

7月27日，正式退市完成私有化，高达531亿港元的收购金额，刷新了港交所的最高纪录。百丽创始人邓耀、CEO盛百椒均没有参加此次收购，出售持有的全部股份（25.74%），套现百亿港元离场。

至此，一代“鞋王”落幕。

销售下滑、关店裁员，又何止百丽？

2016年，另一台资鞋类品牌达芙妮就关闭1039间店铺，平均每日关闭约3间店铺，营业额大跌22.4%至65.02亿港元，亏损扩大至8.19亿港元，上年同期亏损3.79亿港元。

此外，还有晋江喜得龙公司破产、晋江闽超鞋业公司破产重整……服装鞋类等传统制造业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

很自然，很多人把“锅”扔给马云，认为百丽是电商崛起后被埋葬的又一条恐龙。

仔细分析其发迹过程不难发现，百丽长时间以来专注于女鞋从设计到生产及销售的全流程，充分享受中国经济崛起后女性中产阶层对时尚鞋品爆发出的强大购买红利，从而一举占领垂直市场的半壁江山。

当消费群体细分，规模化大生产不能满足个性化、时尚化需求时，百丽与一度风光无限的ESPRIT一样已完成了特定历史阶段，居高不下的定价以及3至6个月从图纸到成品展示的生产流程，都成为它的负累。

而在淘宝，从明星街拍到产品销售只需2-3天。可见，传统制造业凭借“OEM起家——转做内销——签代言人砸广告建品牌——大肆收购形成多品牌矩阵——门店扩张（以百货店、购物中心为主卖场的零售端）——上市”，这些老招数失灵了。

当人们慨叹实业艰难时，传统制造业也需要跟上时代发展做出转变。

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制造业的确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其背后是全球经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内在变化的使然。

全球传统制造业都面临产能过剩。

《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全球销量和产能之间的鸿沟是“自1930年代以来之最”。

全球钢铁过剩产能接近20%，汽车过剩产能达到30%，而与近期在半导体和通讯行业出现的闲置产能相比，上述数字还算小。

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速下滑已成常态，产能紧缩周期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都会经历若干年痛苦的去杠杆过程。

而且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以往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已经改变，生产开始出现了本地化倾向，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开始收缩，制造业过去所倚重的全球化的红利在不断减少。

制造业低端、高端两端受挤压。

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曾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优势从发达国家虎口夺食，但如今用工成本、商务成本急剧攀升削弱了制造业红利，而品牌与创新又未来得及填补这一红利缺口，以至于中国制造始终处于低端循环，而东南亚等地则积极复制中国的老路，以更低的制造业成本与中国抢食，厄运似乎又还给了中国。

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还没来得急转型升级，欧美就开始重振制造业，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战略。

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这些新的工业革命浪潮直接冲击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原有路径。

同时，制造业面临代际更替的冲击。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业起飞离不开企业一代敢打、敢拼、敢闯的创业精神，以及普通劳动力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职业精神。

但几十年过后，企业家和劳动力都开始进入新老更替的阶段，企二代早已没有了企一代的创业激情与勇气，而在这个剧变的时代，单靠守业精神反而容易不进则退，是守不了业的。

更严重的是，游资以及游资心态正像流感一样，侵染并且毒害实业。

当那些中国实业的代表频繁“不务正业”，当企业上市堕落成为“圈钱游戏”，做实业的人总是处于一种焦虑无力的状态之中。

传统家电企业毛利润5%已经非常惊人，但跟房地产行业35%左右的毛利润率一比，顿时相形见绌。

七匹狼做地产、美的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连五粮液、郎酒、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更何况，还有比地产利润率更高的金融业，资本之心正在汹涌躁动。的确，这将是一场实业之心与资本逐利之心的激烈博弈。

“

美国麦肯锡公司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经济危机爆发后的8年里，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利润（收益）占比，后四年比前四年大幅攀升，如今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占比全球最高，占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而美国仅约20%。

”

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美国的4倍，中国金融界以不过558万的就业人群赚得了7.7亿人创造出来利润的80%。

鉴于上述时代背景变化引发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制造业文化的瓶颈束缚，中国制造业的本轮调整还将持续。

不过，结构性因素的调整和文化瓶颈的突破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反复膨胀、不断磨合，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调整的时间长度、深度与广度都十分残酷。

1

从调整的时间长度来看，工业经济思维的滞后叠加行业变局，注定了制造业调整的周期很长。

工业经济时代中，前瞻性的企业家少之又少，多数企业的决策总是滞后于供求关系的调整，以至于供求调整往往需要数年之久，如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钢铁业在产能过剩的路上挣扎了三四年之久。

而如今，新工业革命已经露出苗头，未来还将持续颠覆传统行业，工业经济思维主导的企业极容易滞后于这一行业变局。

于是，这些新老危机的叠加共振使得制造业的调整相当漫长，预计短则三年，长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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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整的深度来看，行业变局叠加供求调节决定了调整的幅度很深，容易出现单个行业内的塌方式企业倒闭。

本来制造业危机不只是行业内部供求状况的再平衡，还牵涉到新工业革命对老工业的改造、替代，进而引发全行业的生死大考，这就意味着行业内淘汰的不只是落后产能，还有量大面广的先进产能。

以纺织服装、鞋帽行业为例，美国就曾经从这一领域的领头羊地位被彻底边缘化，而如今珠三角地区的这一行业似乎也面临集体坍塌。同样，跟不上智能制造、3D打印、制造业服务化浪潮的企业，最终也容易被集体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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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整的广度来看，传统制造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双过剩”都将成为去产能的主战场。

在环保、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的三重夹击下，传统制造业中的钢铁、建材、电解铝、能源化工甚至汽车行业，都难逃最终的洗牌命运，而这些领域内的中小企业在融资难、同质化竞争的压力下更是首当其冲。

鉴于外贸变不回去，传统制造业中的产业链低端制造业（如代工生产、加工贸易）也容易遭遇冲击。

与以往的制造业危机不同，光伏、LED等曾经的战略新兴产业也开始成为过剩行业，这一趋势还将造就传统制造、战略新兴产业的双过剩和双调整。

虽然中国制造业的调整在所难免，但相关因素调整到位之后，最终也会迎来行业底部的变局。

事实上，无论行业颠覆如何剧烈，传统制造业仍有春天，日本小家电的重新火爆以及中国消费者的狂热追捧已经给出答案。

随着中国的消费需求从“可用”转向“好用”，传统制造也将从满足功能需求转向满足人性化需求，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正是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大势所趋。

而且，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市场空间与战略纵深提供的多样性、复合型，这一特性能够为极致创新的规模化提供土壤，即在庞大总量之下，即便极致创新占比少，但也能靠市场规模的滋润而逐渐壮大，比如中国的手工钢企制造已经赶上德国。

身在井隅，心向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