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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大会释放出这样的信号，是因为中国保险业经历这些年的大发展后，自身隐藏着重重风险。 与逐年递增的保费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保险行业的盈利能力明显降低。 在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的大背景下，经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风险都处于易发期，低利率环境和资本市场的波动使险资投资收益大幅缩水。 据调查，2016年保险业经营利润同比下降三成，以上市保险公司为例，2016年1-9月，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三者的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60%、41.3%、44.6%。 在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下，险资因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而被贴上野蛮人、妖精等标签，由此，保险行业头上的紧箍咒越戴越紧。 今年以来，监管层对于保险“野蛮人”挥舞起大棒，前海人寿的姚振华则成为出头鸟——被施以10年内禁入保险行业的处罚。 保监会也开始酝酿各种监管政策的出台，比如建立起了保险行业的质询制度。 互联网保险裹挟着模式、技术等巨大能量，各类资本竞相布局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风险： 对数据、网络、信息系统的高度依赖带来的信息技术与数据安全风险； 企业为制造营销噱头带来的产品异化风险等都是悬在行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以其中最为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产品异化风险为例，曾几何时，贴条险、彩票不中险、跌停险、摇号险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的“创新性”保险产品赚足了市场眼球，然而部分产品却是以保险之名钻法律空子，轻则被保监会点名批评，重则强制下架，所谓的创新大都落得一地鸡毛。 传统旧“险”未除，互联网新“险”又起，极易滋生风险交叉传染的隐患。 作为人类在与风险抗争的过程中摸索、演绎出的一套保障性制度安排，如今保险自身却风险重重，某种程度上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究其根本，是保险的时空错位惹的祸。 保险价格的设定是由营销、投保、理赔等各个环节的统计数据所决定的，而保险公司所使用的这些数据多是历史经验性质数据，这就意味着它所做出的预测是基于历史数据对未来风险的预测，以过去预测未来本身便存在着时空上的错位。 实际上，正因为保险面向的是未来，尤为需要保险具备更高更精准的预测能力。 然而现实中保险却是以在概率上玩花样来达到获利目的，保费的计算是依据大数法则和概率将个别对象遭遇损失的不确定性换算成多数对象可以预知的损失，一般更偏向于频率小但严重性大的极端事件。 人们通常会有高估小概率风险的非理性倾向，加上保险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对许多风险的真实概率并不了解，保费的定价利用的恰恰就是这种对风险的非理性认知和信息不对称，而并非是从预测未来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中国乃至全球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折期，充满变数的时代背景加剧了这种时空错位。 胡适曾称保险是“今日做明日的准备，生时做死时的准备”，但在这种不稳定阶段，你永远不知道“风险”和“明日”哪个会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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