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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动荡甚至战争其实就像喷涌的岩浆，它只是地壳运动的副产品，几乎是一种历史宿命。 中东是个“火药桶”，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公论，如今这个是非之地再次陷入到空前的混乱当中。 2015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叙利亚危机爆发4周年之际，突然暗示要与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谈判，并希望达成政治过渡方案结束武装冲突。美国态度的突然“软化”令人意外，但却反映出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已陷入两难。 然而，就在最近几天，美国和叙利亚势力的对冲既展示了大国博弈的残酷，也预示着国际关系的反复。 
显然，美国曾经的“后花园”，如今已燃起熊熊烈火，其背后充斥着民族主权、大国利益、恐怖主义的纠缠，而从本质上看则反映了七大基本矛盾： 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中东依靠着“真主的恩赐”一夜之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地区内部的两极分化反而愈发严重。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富油国与贫油国、上层统治者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石油的进出流动不断扩大。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然就成为地区动荡的重要推手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占人口总数1/ 4的农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 虽然同属于伊斯兰教，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恩怨由来已久，只不过过去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后，谁是合法继承人这一历史问题上，而如今的仇恨则源于世俗化社会与原教旨国家的巨大理念冲突。 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如今很多已经高度世俗化，虽未政教分离但社会生活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越来越少； 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却认为世俗政权并不能实现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正义。 尤其是中东持续多年的战争，更让这些国家的领袖把本国的道德滑坡、社会撕裂、恐怖仇杀等统统都归因于世俗观念和体制。 两大教派持续多年的明争暗斗其实都是世俗化与原教旨矛盾的投射。 
海湾国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疏离海湾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可采资源量，约占全球的40%，是第二、第三的伊朗与伊拉克总和的2倍。 石油带来的巨大经济优势使这些巨富型小国与中东其他国家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但由于海湾国家先天缺陷明显（军事实力孱弱、经济结构单一、政体落后、小国寡民等）难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地区力量，最终不得不抛弃周边的伙伴，完全倒向美国这样的强国寻求庇护，从而引发中东其他国家的反感与对抗。 
什叶派人口在穆斯林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一般估计只占10%），且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国。其历史上被主流的逊尼派所压迫排斥，如今又被认为是“整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早已造成什叶派国家在情感上与其他中东国家的隔阂；而伴随伊朗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什叶派国家希望获得外界承认“正当国家”的渴望与日俱增，与那些试图否定其存在合理性的中东国家自然冲突连连。 中东国家很多没有经历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IT经济”等阶段的自然演进，其经济偶然性的爆发完全依靠外部的石油需求。 无常态经济文明为中东的现代化进程做历史铺垫，导致的结果是其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游牧、农耕文明时期的思维习惯上，由此也造成了中东地区的政治“世袭罔替”、恐怖极端主义的盛行。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延续至今有三大文明影响最深，即中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时至今日，中东及北非国家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已经被急剧地边缘化（或自我主流化？）。 这当然有西方列强掌握话语权的有意操控，但相对于欧美等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模式，伊斯兰国家拒绝开放、保守刻板的态度也是导致其自近代开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衰退的重要原因。 从根源来看，中东剧变的发生是社会“疑难杂症”长期积累的结果，涉及若干结构性问题（如政治强权、经济脆弱、外交孤立等），要想摆脱困境则必须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经济路线进行全面改革。 但无论是一战后英国对于中东的第一代殖民统治（以粗暴的原材料的掠夺与工业品倾销为特征），还是二战后美国“狡猾”的二代殖民政策（以扶持代理人方式实现间接统治，通过控制定价、金融运作获得石油利益，推动新自由主义剪除异己等），都将利益集中到了少数国家与少数人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中东动荡的可能。 殖民政策与中东现实的不协调显然也是如今乱局的推手。 不难看出，二十多年来，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恐怖主义由北非经中东至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月牙形广阔地带展开绝非偶然。但此前的大部分研究更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东丰富的石油、重要的战略位置是该地区长期处于混乱的主要原因，譬如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所划的“椭圆形”动荡带，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但放在更大的角度来看，福卡认为，中东的动荡绝非自身所能左右。伊朗、叙利亚、也门如今的危机其实是周边几大版块文明（欧洲、亚洲、北美）不断碰撞的必然结果，中东的悲剧在于其恰巧处于各大板块边缘的断裂带、能量释放带上。 因此，中东的动荡甚至战争其实就像喷涌的岩浆，它只是地壳运动的副产品，几乎是一种历史宿命。 从根本上讲，如今的中东正处于“相关利益、意识形态、社会秩序”三者相互纠缠、不可开交的阶段。作为中东局势的幕后推手，美国过去是将利益放在首位，意识形态其次，而秩序只是扫除“反美领袖”的借口，但如今已180度转弯，开始追求“秩序”优先，意识形态和相关利益的重要性开始下滑。更别说新一任领导人上台之后，“美国第一”成为唯一重要国策（“America First”几乎等同于“America Only”）。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页岩气等新能源革命，美国正在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对于石油相关利益的敏感度下降所致；另一方面，福卡曾提出美国走在错误的国策道路上，但如今面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惨痛现实教训，尤其是“9·11”等恐怖主义泛滥对美国主导的中东乃至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所谓恐怖主义，除了伊斯兰原教旨思想作祟外，一定意义上就是弱小力量在颠覆旧秩序过程中，面对欧美超强军事实力的不对称反应），其国策已开始进行调摆。 美国过去依靠制造混乱维系霸权，而眼下则必须恢复秩序才能保住老大地位。以对待中东问题的态度转变为标志，美国的国策战略开始由小布什时期任性的巅峰逐步回归理性，但完成这一转变过程或需要6-7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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